誰是國際銀行家
19世紀以來，以羅斯柴爾德家族為代表的17個主要國際銀行家族，以荷蘭、英國、法國和德國為發祥地，逐步擴散到俄國、奧地利、義大利和美國，最終形成了對當今世界影響深遠的金融人脈骨幹網。隨著法國資產階級大革命的浪潮席捲歐洲大陸，宗教勢力和封建王權逐漸衰落，舊的社會統治勢力集團趨於土崩瓦解，新興的資產階級迅速填補著社會權力真空。在工業革命所產生的鐵路、冶金、礦業、軍工、機械、通訊等行業的爆炸性擴張過程中，當歐洲列強勢力不均衡所導致的歷次戰爭爆發時，國際銀行家敏銳地把握住了歷史性的重大機遇，通過金融市場迅速為工業擴張和各國之間的戰爭籌集大筆資金，在獲得巨大而驚人的財富的同時，也對歷史程式發揮了重大的影響力。
財富的力量體現在對權力的腐蝕、對權力的渴望和對權力的控制上。國際銀行家在資本供應與需求對接的過程中，逐步控制了世界資本和信用流動的渠道，並制定了一整套遊戲規則。從霍普、巴林家族聯手到英荷同盟的確立，從馬利特、霍廷格等瑞士銀行家族的幕後運作到法國大革命的深入發展，從「高特銀行家」資助「霧月政變」到拿破崙給予其法蘭西銀行壟斷的慷慨對價，從巴林、維靈—莫里斯家族的跨大西洋人脈網到美國路易斯安那購買融資，從貝列拉、福爾德聯手挑戰羅斯柴爾德到法國「動產信貸銀行」的金融創新之爭，從佈雷施勞德扶持俾斯麥到維也納城下戛然而止的普魯士大軍，從鮑林、沃伯格家族挑動德皇威廉二世擴張到羅斯柴爾德刺激英國反制，從貝爾蒙特參與廢除林肯綠幣到賽利格曼家族策劃巴拿馬獨立，從阿拉伯人大起義到《貝爾福宣言》，從德意志帝國銀行私有化到製造1923年超級通貨膨脹，從納粹崛起的華爾街輸血到希特勒「新政」的金融創新，從原子彈機密的洩露到克格勃的雙料間諜，從羅茲會社的雄圖大略到美國基金會體系的「影子政府」，從安·蘭德的點撥到格林斯潘的頓悟，從當今的金融海嘯到世界中央銀行的啟動，從美元最終的崩潰到世界單一貨幣的倒計時，歷史事件背後金融勢力的身影依稀可見，其影響力無處不在，世界資本與信用的流通渠道被牢牢地控制在國際銀行家高效與綿密的人脈關係網之中。
今天的中國人對「渠道為王」的概念早已耳熟能詳，如果連沃爾瑪在商品流通領域的渠道控制力和商品議價能力都讓眾多企業家如芒在背，那麼，對全社會人人都需要的資本與信用流動渠道的壟斷性控制所形成的社會影響力則遠不是沃爾瑪所能比擬的。
國際銀行家從卑微的社會地位起家，從攀附各國權貴階層開始發展壯大，逐步獲得了強大的經濟實力，掌握了各國的資金及流動渠道，漸次控制了工業與商業系統並形成了利益互鎖，進而開始影響國家政策取向以謀取更大的利益。他們與權貴階層利益日益融合，運用難以抵制的金錢誘惑，日益主導了從政府官員任命到總統大選的政治家人選，從經濟政策制定到外交戰略的形成，從戰略情報系統的運作到軍隊將領的升遷，從組建精英團體到影響公共議程，從經管媒體出版「自律」到左右社會資訊來源，從教育文化取捨到思想意識塑造……金權經過兩百多年的進化，已逐漸完成從萌芽到壯大，從影響到壟斷，從前臺到幕後的歷史轉型，成為了西方社會中隱形的支配性力量，凌駕於立法、行政與司法權之上，完成了金權專政的蛻變。
這樣一批高能量的國際銀行家包括：
縱橫國際金融江湖二百餘年的大哥大級別的羅斯柴爾德家族（rothschild）；
德國鐵血宰相俾斯麥的心腹柏林銀行家佈雷施勞德（bleichroder）；
德國科隆的奧本海默家族（oppenheim）；
德國漢堡的沃伯格家族（warburg）；
德國巴伐利亞出身的華爾街銀行家賽利格曼家族（selingman）；
德國法蘭克福出身後在美國成為超級大腕的希夫家族（schiff）；
德國漢堡起家後來發展到倫敦和紐約的施羅德家族（schroder）；
德國法蘭克福起家後在美國興起的斯佩爾家族（speyer）；
德國柏林的老牌銀行家族孟德爾頌家族（mendelsohn）；
英國19世紀與羅斯柴爾德家族齊名的巴林家族（baring）；
荷蘭阿姆斯特丹的霍普家族（hope）；
法國皇室倚重的福爾德家族（fould）；
法國盤踞在法蘭西銀行董事位置上長達百年的馬利特家族（mallet）；
法國挑戰羅斯柴爾德家族的動產信貸銀行創始人貝列拉家族（péreire）；
瑞士銀行家的泰斗米臘博家族（mirabaud）；
原來是羅氏家族門下後借美國崛起而迅速成為當今世界金融主導勢力的洛克菲勒家族(rockefeller)和摩根家族(morgan)。
國際銀行家是這個世界上能量巨大的關鍵性少數群體，他們的思維方式和行為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人類的命運。他們來到哪裡，哪裡就會一片興旺，他們拋棄哪裡，哪裡就衰退蕭條。他們能夠在翻手為雲的過程中刺激社會大量創造財富，也能在覆手為雨的運作裡攫取鉅額金錢。
在過去的兩百年中，這些家族曾經在世界舞臺上叱吒風雲，以這些家族為核心所形成的西方社會龐大和複雜的人脈關係網路，對人類歷史的發展軌跡和當今世界格局的形成起到了重大作用。潮起潮落的大浪淘沙之中，一些家族隕落了，但大多數家族仍然在今天發揮著重要甚至是關鍵性的影響力。
世界每天都在發生著新的變化，但人類的本性卻始終不斷地自我重複。人性在數千年前對財富有多麼貪婪與恐懼，對權力有多麼執著與詛咒，今天仍然如此。人類嚮往自由卻患得患失，追求公平同時又心懷自私，渴望美好但無法摒棄邪惡，無論是中國「二十四史」中的政治博弈，還是西方歷史中的金錢權謀，都在不斷地重複著人性的本質。這正是我們通過研究歷史來把握未來的意義之所在。今天在人性中發生的一切現象，都可以在歷史上找到先例。
中國人對權力的人性歷史決不陌生，但對財富的人性歷史還遠不熟悉，讓我們從國際銀行家最密集的出產地德國開始這個曲折的探索歷程。
戛然而止的戰爭
在最近兩百年的歷史上，羅斯柴爾德家族重點關注兩件大事：戰爭與革命。不管是戰爭還是革命，交戰雙方為了進行大規模和有組織的暴力行動，必然要進行大量融資。
——尼爾·弗格森
1866年7月3日黎明時分，在波希米亞薩多瓦村（今捷克境內）科尼格雷茨要塞，一支35萬人的部隊正靜靜地穿過雨幕快速向前挺進。一張張年輕而稜角分明的面孔充滿了緊張、興奮和期待。這些普魯士易北軍團的小夥子們知道，他們將要攻擊的是20萬奧地利—薩克森聯軍。敵眾我寡之下，他們能指望的只有同時從另一路發起攻擊的、由腓特列·查爾斯親王統帥的85萬人的普魯士第一軍團。本來按照普軍總參謀長老毛奇(helmuthkarlbernhardvonmoltke)將軍的戰略部署，同時參與攻擊的還應該有普魯士王儲、未來的德皇威廉二世親率的第二軍團的10萬大軍，卻因為該軍團部隊駐地超過了電報訊號的接收範圍，無法及時收到命令而未實施機動。
由於過分匆忙，普軍的易北軍團沒有充分地擴充套件其攻擊線，而且其火力跨過了第一軍團的攻擊道路，局面一度非常混亂。在奧軍猛烈的反衝擊和密集炮火的打擊下，到上午11時，普軍的進攻被阻止，且預備隊也投入了本已高度密集的正面攻擊。假如奧軍在此時堅決地發動一次騎兵衝擊，普軍也許將被逐出戰場。但是過分謹慎的奧軍統帥貝納德克元帥卻讓騎兵按兵不動。雙方在混亂的戰場上僵持著。
就在普軍即將戰敗的危急關頭，一直與毛奇在一起的普魯士首相奧托·馮·俾斯麥（ottovonbisbarck）突然發現：在戰場東面幾公里外，有一行類似樹木一樣的東西在移動。毛奇拿起望遠鏡觀察片刻，然後對身邊御駕親征的國王威廉一世興奮地說：「陛下不但贏得了這場戰役，而且也贏得了戰爭。」原來就在普魯士易北軍團和第一軍團陷入與奧軍苦戰的同時，一名傳令兵賓士了30多公里，給王儲送去了國王的強制性命令，第二軍團隨即開始向北運動，這就是俾斯麥看見的「移動的樹木」。下午2時30分，第二軍團向奧軍北面的防區實施攻擊。奧軍防線瓦解。貝納德克元帥於下午3時下令全線撤退。但是普軍攻勢非常猛烈，奧軍第一軍只能發動騎兵反攻，以支援炮兵及掩護友鄰部隊撤退。這次行動在20分鐘之內就傷亡了1萬人，第一軍幾乎被打殘。可是這次反攻爭取了時間，奧軍近18萬人在被完全合圍之前從夾縫中成功撤出。薩多瓦會戰中，普魯士方面取得了決定性勝利。10天后，普軍逼近奧地利首都維也納，攻佔了距離維也納僅僅6公里的佛羅斯洛夫要塞，拿下維也納、征服奧地利已指日可待。
普奧戰爭薩多瓦會戰
這時，奇怪的事情發生了，即將獲勝的普魯士國王威廉一世、首相俾斯麥和總參謀長毛奇將軍此刻突然吵得不可開交。國王力主直搗已近在咫尺的奧地利首都維也納，毛奇從一個軍人的角度，當然也希望抓住這一難得的機遇，一舉拿下已是孤城的維也納。但是，首相俾斯麥卻努力「向沸騰的葡萄酒中注水」，堅決要求放棄攻打維也納，趁著軍事上的有利地位，與奧地利儘快簽署停戰條約，只要達到將奧地利排除出德意志大家庭的目的就算大功告成。當國王一直不肯讓步時，俾斯麥急得流下熱淚，以辭去普魯士首相職位相要挾，甚至打算從四層樓上跳下去。爭吵一直持續到深夜，最後國王終於十分痛苦地答應放棄進攻，但要把當時的情形記錄下來存放在國家檔案館中，「以證明他當時是多麼無奈和委曲求全」。
後來，普魯士果然與奧地利簽下了不割地賠款的「城下之盟」，奧地利退出德意志邦聯。但是，俾斯麥在戰局極為有利的情況下，放棄攻打維也納以擴大戰果的機會，此事成了世界戰爭史上的一個懸案。
為什麼俾斯麥不惜以辭職和跳樓相威脅，忤逆聖意也要堅決阻止兵臨城下的普軍進軍維也納？對於這個問題，傳統的觀點認為：首先，出於歐洲勢力均衡的戰略考慮，其他列強不會坐視普魯士徹底擊敗奧地利而崛起為中歐強國，普軍執意攻佔維也納的必然結果是列強的武力干涉，普魯士崛起、統一德意志的程式可能中斷；其次，雖然薩多瓦會戰普軍獲得了決定性勝利，卻並未殲滅奧軍主力，奧軍18萬大軍成功突圍全力退守拱衛京師，急切之下普軍強攻維也納未必能佔到什麼便宜。作為一位傑出的戰略家，俾斯麥的目光更為長遠。
其實，俾斯麥稱不上是傑出的戰略家，他只是一個幸運的冒險者。就在4年之後的普法戰爭中，俾斯麥堅持強迫戰敗的法國割讓阿爾薩斯和洛林兩省，並支付50億法郎的鉅額戰爭賠款，從而在法國人驕傲和自豪的心中插入了一柄永遠疼痛的利刃，使法國義無反顧地投入了德國未來真正的戰略對手——英國人的懷抱。德國原本不必刻意羞辱法國人，從而在未來留下利用英法矛盾的空間，以實現德國崛起成為世界強權的戰略目的，但俾斯麥的短視為德國製造了一個強大而難以征服的敵人，並促使英法結成在歐洲圍堵德國崛起的強大同盟，德國在後來兩次世界大戰中的慘敗都與俾斯麥當年的魯莽戰略有關。
事實上，俾斯麥在維也納城下戛然而止的戰爭背後另有原因。這就是，當普奧戰爭打到第7周，兵臨維也納城下的俾斯麥已接近其金融動員能力的極限，他已經無力將戰爭繼續下去了。要明白普魯士軍隊當時的處境，我們必須將視野擴充套件到普魯士崛起的歷史程式中，去觀察金融力量所發揮的關鍵性作用，不理解戰爭和革命背後的金融力量，也就無法真正看清歷史的全貌。
老佈雷施勞德：羅斯柴爾德的代理人
德國處於歐洲東西部之間的連線點，特別是柏林更是處於歐洲地理中心和交通樞紐的位置上。南來北往東行西去的客商都雲集柏林，形成了歐洲的各種貨幣都在柏林集散的局面。從羅馬帝國開始，柏林就是貨幣兌換中心，到拿破崙佔據這一地區之後，對貨幣兌換的需求變得更加旺盛。
老佈雷施勞德叫塞米歐（samuel），他經營的主要業務是買賣當地政府的債券，在買賣的交易過程中賺取差價。當時這種債券發行的主要目的是為了撫卹在戰爭中失去丈夫或者兒子的家庭。1828年前後，佈雷施勞德家族開始跟羅斯柴爾德家族建立起商業合作關係。由於羅斯柴爾德家族處於歐洲金融權力的頂峰，正是這樣一種「搭上大腕」的商業合作關係，使得佈雷施勞德家族一舉從眾多的柏林銀行家中脫穎而出。1830年以後，佈雷施勞德家族開始定期從羅斯柴爾德家族領取佣金，而當時柏林聲名顯赫的孟德爾頌這種老牌銀行家族就逐漸被邊緣化了。
佈雷施勞德在羅氏家族的統一指揮協調下，在倫敦、巴黎、法蘭克福、柏林、維也納和那不勒斯的金融市場之間尋找低買高賣的套利機會。由於歐洲市場上各種債券和貨幣的價格在各個城市之間會略有不同，利用地域差價實現套利的關鍵是獲取準確的情報和抓住恰當的時機。金融業從一開始就對情報有著非常高的要求，實際上現代國際情報機構就是建立在早期國際銀行家族商業情報傳遞系統基礎之上的。當時最先進的情報系統毫無疑問當屬羅斯柴爾德家族的情報速遞系統，其覆蓋面、快捷性、保密性、準確率和複雜程度，都遠遠超過了各國政府官方的系統。
佈雷施勞德家族早在19世紀30年代就強烈渴望能夠進入羅氏家族的情報速遞網路。他們在柏林做生意，要收到從巴黎到柏林的信件，需要6天的時間，如果通過羅氏的情報網路，只需要5天，這1天的差距就意味著巨大的商業利益。羅斯柴爾德家族根據多年的考察，逐漸把佈雷施勞德家族納入到自己的情報體系之中。
1831年，佈雷施勞德家族成為羅斯柴爾德家族在柏林的忠實代理人，他們不斷地給羅氏傳遞關於普魯士內政以及金融市場上的各方面資訊，例如荷蘭國王等5個歐洲強權對新成立的比利時持有何種政治態度，沙皇俄國對於波蘭的反叛又是怎樣的態度和立場。佈雷施勞德家族也彙報有關瘟疫在歐洲蔓延的情況，還有1848年革命在柏林的動態，並一再確保為羅斯柴爾德家族購買的黃金和債券的安全性\[1\]。各種情報通過佈雷施勞德的收集和傳遞，源源不斷地彙集到羅斯柴爾德家族的歐洲情報系統，有助於羅家掌握資訊不對稱的優勢，從而廣泛和深入地影響歐洲各國的內政外交政策，更在遍佈歐洲的金融市場交易中大獲其益。
柏林的金融市場在19世紀30年代和40年代的規模還不大，最活躍的金融產品就是鐵路債券。普魯士政府為了對外「招商引資」，引起像羅斯柴爾德家族這樣的國際銀行家「大腕」對鐵路債券的關注，想方設法吸引羅家投資到普魯士的鐵路工業。在投資的過程中，羅家在普魯士工業領域的影響力得到很大提升，逐步擔任了多家鐵路公司的董事。
1836年，羅斯柴爾德家族英國銀行的當家人，同時也是整個家族的首腦人物內森去世，巴黎的詹姆斯·羅斯柴爾德接任家族掌門人的位置。在佈雷施勞德投靠詹姆斯的初期，雙方的地位完全不平等，佈雷施勞德必須要讓出很多利益，才能得到獲准加入羅氏家族的特權金融網路。當時詹姆斯對佈雷施勞德的態度並不好，經常敲打佈雷施勞德不要忽略了羅家的利益。這種警告實際上意味著羅家對他們的合作並不十分滿意，而且一直在試圖尋找新的代理商和合作夥伴。
為了維持與羅家這一特殊渠道的暢通，佈雷施勞德家族不得不經常犧牲自己的利益，特別是在1840年德國金融市場出現重大危機的時候，佈雷施勞德家族不惜損失自己的佣金來換取羅斯柴爾德家族的訂單。幾年過去了，雙方合作還是不能讓羅斯柴爾德家族滿意，以至於佈雷施勞德家族有時不僅拿不到佣金，甚至要倒貼一些錢，以維持與羅家的商業關係。
雙方的從屬關係可以從老佈雷施勞德寫給羅斯柴爾德家族的一封信中窺見一斑。在此信中，塞米歐把他17歲的兒子格森推薦給維也納的所羅門·羅斯柴爾德男爵：
「請允許我以全部的衷心和最深的熱愛來表達對您的感謝。多年以來，您如此的大度和如此的善意，使我很榮幸地被您所垂青，就好像一粒塵埃從一片泥沙之中被揀選出來一般。您是一個最高貴的、最善意的貴人。您把我放到一個大家庭如此重要的位置上，我無以表達我的感謝。只要我活著，您的畫像將永遠留存在我的心中，直到我生命的最後一刻，我將永遠完全忠實於您，我的恩人。現在我請求您能夠把對我的關愛和呵護傳遞給我的兒子。」\[2\]
1855年塞米歐去世，他的兒子格森順理成章地成為家族銀行的掌門人。19世紀中葉，工業革命正在德國迅猛擴張，柏林的金融市場也在實業發展的推動下，進入了一個前所未有的繁榮時代。此時，對於佈雷施勞德家族而言，他們最重要的資產，仍然是與羅斯柴爾德的長期穩固的商業關係。這種合作模式，在格森執掌佈雷施勞德家族時期得到進一步鞏固。與此同時，格森也開始構建自己的權力中心。他與柏林的其他眾多猶太銀行家結成了龐大的利益共同體，廣泛地滲透到冶金、鐵路建設等行業。他們當時最主要的合作伙伴就是科隆的奧本海默家族。
奧本海默：科隆的金融霸主
1834年，亞伯拉罕·奧本海默娶了老羅斯柴爾德的孫女，23歲的夏洛特·貝菲絲（charlottebeyfus）。從此，亞伯拉罕有了財雄勢大、富可敵國的岳父和叔叔——他們就是決定著法蘭克福財政政策的阿姆斯洛，掌管著奧地利金庫鑰匙的所羅門，主宰著倫敦金融城的內森，控制著義大利稅收的卡爾和征服了巴黎銀行業的詹姆斯。
能夠娶到羅斯柴爾德家族女兒的奧本海默家族當然也不是平庸之輩。奧本海默
所羅門·奧本海默
家族屬於猶太人中的最高階層「宮廷猶太人」。1789年，亞伯拉罕的父親，年僅17歲的所羅門·奧本海默在波恩建立了奧本海默家族銀行，後來遷往科隆。年紀輕輕卻已跟著父親在金融市場上摸爬滾打多年的所羅門敏銳地察覺到，在新興資產階級財力迅猛擴張的時代浪潮中，封建貴族勢力已經逐漸失去控制力。
任何一個居於社會主導地位的勢力集團，在它對其他各種社會集團的控制力逐漸衰弱時，必將形成權力爭鬥的分裂局面。在中國歷史上，從周天子式微到春秋五霸的興起，從東漢王朝的解體到三國鼎立局面的形成，從晉室內鬥到五胡亂華，從唐末藩鎮割據到五代十國，每一次控制力的衰落都必然形成權力真空，這時候外在的和內生的新興勢力湧入進來，勢必形成顛覆性的社會重構。東方如此，西方也是如此。以追逐利潤為核心價值理念的資本主義在18世紀末的歐洲大陸日益膨脹，撐裂了原來緊緊束縛住社會各階層的封建貴族統治和宗教神權勢力，衰落的社會傳統權力架構已經搖搖欲墜。金錢的權力將會從各種社會結構的裂縫和權力坍塌的廢墟中快速蔓生起來，它們搭鉤結網，攀垣附縫而上，逐漸茂盛，終至遮天蔽日。
年輕氣盛的所羅門·奧本海默審時度勢，決定從傳統的宮廷放貸、錢幣兌換業務轉向政府債券承銷、跨市場套利等新興業務。到1810年，奧本海默家族銀行的資產已達到100萬法郎，躋身於一流銀行家族的行列。雄心勃發的奧本海默家族決心效仿羅斯柴爾德家族的成功模式，最終發展成一個龐大的金融帝國。為此，所羅門不介意採用任何手段來實現自己的目標。他在生意手法上以貪婪和沒有底線聞名，連羅斯柴爾德家族都對他忌憚三分。1814年3月18日，羅斯柴爾德家族在寫給阿姆斯特丹的合作伙伴的信中提醒他們要提防奧本海默的手段：
「我們很高興看到我們詹姆斯那裡（巴黎的羅斯柴爾德分行）和科隆的奧本海默運給你們的貨幣正是你們所需要的。後者還將通過我們的堂兄再次運送一筆款項過去。不過要特別注意所有奧本海默家族送來的東西，需要仔細檢查；他們非常貪婪，不是每次都守規矩，所以必須小心，不要給他們下沒有上限的訂單，否則利潤就都是他們的了。」\[3\]
所羅門的戰略眼光還在於他特別重視戰略聯盟，通過一系列聯姻精心構建自己的人脈關係網。1813年，他把年僅15歲的女兒嫁給了法國巴黎的著名猶太銀行家族福爾德（fould）家的公子貝南德·福爾德（benedictfould），而後來的法國皇帝拿破崙三世就是在福爾德家族的鼎立支援下才登上了皇位。通過聯姻的紐帶，奧本海默家族將自己的影響力深入到了法國資本市場。新郎新娘兩個家族共同出資6萬法郎建立了著名的福爾德—奧本海默銀行（houseofblfould&fould-oppenheim）。
色當會戰後俾斯麥與拿破崙三世
1815年，法國在滑鐵盧戰役慘敗之後，面臨著比1814年巴黎和會更為嚴苛的賠償條款，特別是過去被法國反覆征服的普魯士，要求高達17億泰勒（普魯士銀幣，1泰勒=354法郎）的戰爭賠款。代理支付這筆鉅款將是一筆天大的生意，此時的科隆萊茵地區已被普魯士收為萊茵省。作為新普魯士人的奧本海默趕緊聯絡剛結親的法國親家福爾德共同努力搞定這筆大買賣。在法國親家的協助下，奧本海默拉上了柏林老牌的銀行家族孟德爾頌，在1818年終於拿到了5250萬法郎戰爭賠款代理支付的大單。
柏林的孟德爾頌家族乃是柏林最古老的猶太銀行家族之一。享譽世界的19世紀著名作曲家、鋼琴家、指揮家費利克斯·孟德爾頌就是這個家族的嫡傳後代。他的祖父就是德國著名哲學家摩西·孟德爾頌，他的銀行家父親亞伯拉罕曾調侃道：「我曾經是一個著名父親的兒子，後來又成為一個著名兒子的父親。」\[4\]孟德爾頌家族銀行在1850年前後成為沙皇俄國的指定皇家代理銀行，負責數額龐大的俄國國債在歐洲市場的承銷業務，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
1818年11月4日，奧本海默與戰勝國的清償委員會達成協議，14天之內在巴黎籌措了5250萬法郎，並支付給在亞琛的清償委員會，募資、匯兌、運送、擔保的手續費為075％，這相當於近40萬法郎的鉅額收入。所謂富貴險中求，為了這筆生意，奧本海默也是壓上了全部的動產和不動產身家。這單生意做得十分漂亮，收穫了各方的讚譽。在普魯士傳統的銀行家看來，這筆手續費並不算太多，因為他們想像的是，在如此之短的時間內籌措這樣一筆鉅款，還有銀幣運送將會是人吃馬喂、武裝護送的繁瑣和複雜的工程，沒曾想到在建立起國際銀行家生意與人脈網路之後，5250萬法郎的資金募集在猶太銀行家控制下的法國資本市場根本不夠分配，其爭搶程度不亞於今天中國銀行間交易市場上搶手的短期融資券和中期票據。如此鉅額的現金匯兌和支付居然就是在巴黎與科隆銀行之間傳送一張匯票這麼簡單，奧本海默等人輕鬆愉快地賺得了40萬法郎。落後的普魯士銀行系統被新興的金融人脈網路深深地震撼了。
在與福爾德家族聯姻後，奧本海默家族在歐洲資本市場的影響力蒸蒸日上。此時羅斯柴爾德
家族已然是歐洲金融市場上無可爭議的霸主之一。1826年，奧本海默的生意與羅斯柴爾德家族更是水乳交融。此時的所羅門·奧本海默幾乎每天與法蘭克福、維也納、巴黎、倫敦和那不勒斯的羅斯柴爾德家族保持著密切的商業情報往來，隨著萊茵河地區的旅遊資源的開發，
內森·羅斯柴爾德
到萊茵河旅遊成為英國上流社會的時尚。這些富甲一方的遊客不願攜帶過多的現金。羅斯柴爾德家族於是與奧本海默合作，在英國羅家開出信用證，可以到萊因地區的奧本海默家族銀行支取現金，雙方關係進一步密切。
此時的所羅門已經將家族的事業逐步移交給了兒子亞伯拉罕·奧本海默，其間奧本海默家族一度失去了羅家推薦來的客戶。1834年亞伯拉罕與夏洛特·貝菲絲大婚，在隨後的蜜月旅程中前往各處拜會各位大腕叔叔們。在給最具權勢的叔叔內森·羅斯柴爾德的信中，亞伯拉罕謙恭地提到：
「男爵殿下，直到兩年前，您還常把您所有的客戶推薦到科隆，但是最近並非由於我們的過錯卻使我們失去了您的客戶，這一點使我們非常痛苦。如同最近我能幸運地娶到您的侄女，使我能進入您的庇護範圍，我不自量力地揣度您是否能夠恢復從前我們兩家的關係，並且讓我們比史法豪森（schaaffhausen）家族更有優先權。我也將使您成為我們家族合作的優先選擇。希望我的請求能夠被您接受。我榮幸地向您致以最高的敬意。」\[5\]
1830年以來，奧本海默家族與漢斯曼（hansemanne）家族聯手大力為鐵路與航運業融資，並建立起新興的股份制公司投資萊茵鐵路專案。由於普魯士地區工業的高速發展導致了整個地區資金緊張，幾乎所有工業公司都達到了信用的極限。亞伯拉罕敏銳地把握住這一時機，開始大力推動對商業和投資的信用保險業務。在羅斯柴爾德家族的鼎力配合之下，亞伯拉罕建立起世界上第一家再保險公司。
1842年，亞伯拉罕·奧本海默與後來在德國統一程式中起到重大作用的柏林的著名猶太銀行家佈雷施勞德家族建立起穩固的商業聯絡。自此，奧本海默家族在歐洲的人脈關係網已初步奠定，成為一家在科隆居於支配性地位，在普魯士發揮著主導作用，在法國、奧地利、義大利和英國有著不可忽視的影響力的國際銀行家。
1848年革命與銀行業的拯救行動
1830年前後是世界近代史的一個重要轉折點，工業革命從英國向歐洲大陸擴散的程式明顯加快。法國、德國、奧地利等國家的經濟發展進入了一個全新的階段。工業化程式一方面使得礦山、紡織、機械、鐵路、輪船等行業得到了空前發展，另一方面在造就大批工業資產階級贏家的同時，也帶來了數量更為龐大的輸家，他們就是因喪失土地而被迫流入城市的一無所有的農民，在極為惡劣環境下工作的工人，失業的手工業者及城市貧民階層。在封建專制力量的控制力日益衰微的情況下，工業革命的贏家不滿其政治權力與日益增長的經濟權力不相匹配，他們向統治者要求更多的權力。同時，工業革命的輸家更是對悲慘的現實生活積怨已久，這其中也包括猶太人對千餘年來的宗教和社會歧視的強烈反抗，這幾股強大的鼓動力量在爭取完全平等的公民權力和暴力革命等問題上形成合流。在一片貌似繁榮的工業化表象之下，一場突如其來的風暴正在悄然醞釀。
從1845年到1847年，歐洲許多國家出現了三年自然災害，大片地區爆發饑荒。農業歉收，糧食價格猛漲，農產品銷售下降，導致農業信用規模縮減，就業機會下降。同時，歐洲工業從1840年起開始陷入停滯，特別是鐵路建設速度基本喪失增長，工業信用也出現緊縮。兩種緊縮的力量聚合起來造成了1848年歐洲眾多地區的經濟蕭條。1815年拿破崙戰爭結束以來所形成的穩定局面，在經濟收縮的巨大壓力之下已經出現道道裂縫。
在觀察到歐洲各個資本市場普遍存在的資金緊缺現象後，亞伯拉罕·奧本海默已經預感到一場重大危機的來臨。
1848年2月，法國巴黎的股票市場崩盤，醞釀已久的革命終於爆發了。人民的怨恨和資產階級的奪權衝動促使社會積怨的火山猛烈噴發。2月26日，法國的福爾德家族發來訊息說革命看來取得了成功，第二共和可能順利建立。過了僅僅兩天，新的訊息傳達情況急轉直下，變數叢生。3月，法國革命的浪潮開始衝擊科隆，革命者要求亞伯拉罕·奧本海默作為他們的代表去和政府談判，亞伯拉罕連想都沒想就拒絕了。其實，奧本海默家族與革命者之間的淵源非比尋常，亞伯拉罕的三弟達格伯克·奧本海默（dagobertoppenheim）曾直接介入資助革命鼓動工作。1842年夏天，馬克思大學畢業後就在達格伯克·奧本海默資助的《萊茵報》擔任主編，經常以重炮轟擊普魯士政府。
科隆的房地產市場崩潰了，史法豪森銀行由於過度投資房地產而發生了支付危機。奧本海默並沒有過多投資房地產。從國際銀行家的傳統來看，因為極端厭惡流動性差的資產，他們極少涉及房地產投資。3月29日，史法豪森銀行停止向170家客戶和4萬多工人支付款項。驚恐萬狀的儲戶一起趕來取錢，史法豪森銀行已無法兌付，銀行的生存危在旦夕。如果史法豪森銀行倒閉，整個萊茵省的銀行體系就會土崩瓦解，所以它是那種太大而不能倒（toobigtofail）的銀行。
一旦史法豪森銀行倒下，與其商業往來密切的奧本海默家族也會出現嚴重問題。奧本海默家族資助的科隆—明登鐵路資金吃緊，需要50萬泰勒的現金，同時奧本海默銀行也需要相同的金額才能度過難關。亞伯拉罕的弟弟西蒙主持著家族的鐵路業務，他在4月3日給亞伯拉罕的信中說：「我對你的能力有著超強的信心，我感覺你能成功地為我們從政府那裡搞到至少50萬泰勒的資金，期限為一年或更長。」3天后，西蒙發來更多的壞訊息：「我親愛的亞伯拉罕，今天科隆—明登又花掉3000泰勒，達格伯克他們說明天需要更多的錢。」4月10日，還未收到亞伯拉罕的好訊息，西蒙急了：「我們的情況非常特殊，漢斯曼（普魯士的財政部長）應該會讓步的。我們是萊茵省最大的，目前幾乎也是唯一的尚在運轉的銀行，（拯救我們）符合政府的利益，每個人都會同意保護我們這樣一家公司是非常明智的選擇。」4月11日，西蒙再次催促：「我希望全能的主保佑我們所盼望的果實在昨天已經成熟，希望漢斯曼已經做出決定提供給我們50萬泰勒的資金。親愛的亞伯拉罕，你要確信我們如果想每晚安睡的話，必須得到這筆錢。」\[6\]
4月1日，亞伯拉罕已經親自前往柏林向老朋友漢斯曼要求以不動產和股票為抵押，申請50萬泰勒的政府信用來救援史法豪森銀行，此時救史法豪森銀行也就是救自己。經過兩個星期的反覆商量，漢斯曼決定在債權人和銀行家之間達成妥協，為實現這一目的，必須向柏林要錢。柏林方面開始時並不情願給錢，亞伯拉罕威脅說，救助銀行的重要性並不只是挽救個別銀行的流動性問題那麼簡單，而是關乎革命是否能夠被遏制，是關乎普魯士政府生死存亡的重大政治問題。他作出結論，除非銀行信用得以恢復，否則現有的社會秩序行將崩潰。普魯士政府一聽，果然慌了神，立刻成立了危機協調委員會，政府方面由漢斯曼出面，銀行家這邊是亞伯拉罕牽頭，共同商議救助史法豪森銀行的具體辦法。雙方很快達成協議將史法豪森銀行轉變為一家股份制銀行，普魯士歷史上第一家股份制銀行由此誕生。這其實是自由派和亞伯拉罕從1830年就開始鼓動政府實施的金融改革政策的一部分。
為了對政府施加更大的壓力，亞伯拉罕甚至提出威脅，除非能夠及時救助金融危機，否則萊茵省脫離普魯士將是無法避免的。很顯然，亞伯拉罕把救助銀行上升到了國家主權的高度，這是趁普魯士政府忙於平定社會動盪，無暇他顧時才使出的殺手鐧。此時普魯士政府的首要方針是穩定壓倒一切，亞伯拉罕和漢斯曼等人所持的「政治穩定的前提是金融穩定」的觀點佔了上風。這一切其實是亞伯拉罕與漢斯曼等人早就策劃好的策略，他們的目標是進行一場金融和政治領域的自上而下的革命。藉著社會動盪和政治混亂，亞伯拉罕終於實現了夢寐以求的目標。
5月初，奧本海默從普魯士政府拿到了50萬泰勒的救助金，普魯士的金融系統開始了重大變革。
如果我們將這段歷史與現在正在發生的金融危機和美國政府的救助行為進行比較，我們會發現只要將年代和名稱稍做調整，簡直可以直接發表在今天《華爾街日報》的頭版頭條。題目就是「拯救銀行與金融改革：財政部長與銀行家達成一致目標」。
人性在歷史中反覆重複著，這一次也不例外。
俾斯麥的崛起
俾斯麥首相
如果說德國的統一離不開俾斯麥，那麼俾斯麥的成功則離不開他身後的猶太銀行家格森·佈雷施勞德。俾斯麥在德國曆史上的地位類似於中國歷史中的秦始皇，他們都是以堅韌的意志和鐵血手段完成了國家的統一，在歷史上留下不可磨滅的突出一筆。在德國有關俾斯麥的各類專著多達7000多種，德國史學界對俾斯麥的功過得失進行過徹底的分析和研究。但是在這些汗牛充棟的文獻中，幾乎完全忽視了俾斯麥政策背後龐大的金融勢力集團的影響力。在俾斯麥本人的長達3卷本的傳記中，僅僅在德皇威廉二世去世時提到佈雷施勞德家族一次，猶太銀行家對德國政治的影響似乎是一個研究盲點。
事實上，俾斯麥在整個政治生涯中與佈雷施勞德和羅斯柴爾德家族的通訊多達上千封，而在佈雷施勞德整個職業生涯中更是幾乎每日向羅斯柴爾德家族提供德國政壇變化、軍事調動和金融市場的各類情報。\[7\]從這些通訊中，我們可以準確地判斷，沒有佈雷施勞德和羅斯柴爾德的強大金融後盾，俾斯麥幾乎無法在德國政壇上立足，更談不上完成統一德國的偉業。佈雷施勞德被淹沒在浩如煙海的歷史塵封中已經一百餘年了，對他的重新挖掘將真實地還原德國曆史中被長期忽略的金融勢力對歷史的重大影響。
俾斯麥出身名門望族，屬於容克（junker）地主階級，可謂含著金匙子出生。他從小就胸懷大志，諸多在平民眼裡高不可及的社會地位和財富對俾斯麥而言是唾手可得和輕而易舉的，正是這般天生優越養成了他獨特的個性。他脾氣暴燥，做事雷歷風行，性格果敢堅強，態度強硬粗魯，甚至有些剛愎自用。
俾斯麥野心勃勃，對從政有著濃烈的興趣。與此同時，他跟其他容克貴族一樣，對金錢也有極大的渴望。他擁有金錢的主要目的是為了獲取一個沒有後顧之憂的地位，利用大筆資金來滿足政治的野心和對權力的渴望。如果有朝一日發現自己厭倦了政治生涯，他也能夠很從容地退出政壇，而不受經濟上的影響和束縛。
自從俾斯麥從政以來，他渴望金錢的胃口越來越大，而他自己管理金錢的時間卻越來越少。於是他不得不利用猶太人對金錢的敏感和對財富管理的天賦來協助進行私人理財，實現財富積累和增長。在這個過程中，俾斯麥對於猶太銀行家採取了實用主義態度，從本性來說他並不特別喜歡猶太人，甚至認為猶太人不應該進入公共政府機構，他有求於猶太人的地方無非是猶太人高超的理財能力，在很大程度上他依靠這些精明的猶太銀行家族為自己的個人財富增值。
1848年歐洲革命造成了巨大的權力真空，給俾斯麥帶來了極大的發展空間，激發了他在政治上的雄心壯志，同時也進一步促成了他特有的現實主義態度。在革命的浪潮中，俾斯麥最終選定了自己的方向，要成為一個堅定的保皇黨人。俾斯麥堅信，德國最終必然要走向統一，而這一程式必須要依靠強大的君主制度力量。他認為民主只會導致軟弱和渙散，為著這個終極目的，他必須要成為國王的堅定捍衛者。俾斯麥的此類言行，深得普魯士國王之心。1851年，作為對此的報償，腓特烈·威廉四世任命俾斯麥為普魯士代表參加在法蘭克福召開的德意志邦聯大會。
從此，俾斯麥正式成為公共人物，走上了歷史舞臺。
佈雷施勞德：俾斯麥的私人銀行家
「格森·佈雷施勞德既是德意志帝國第一任總理俾斯麥的私人銀行家，又是德國公眾的銀行家。他以嫻熟的手腕和耐心獲取了巨大的利益。羅斯柴爾德家族是他的楷模和秘密同盟，但他更是一個走自己的路，實現自己價值的人。」
——弗里茲·斯特恩
俾斯麥1851年來到法蘭克福，很快就引起當時坐鎮法蘭克福的羅斯柴爾德家族的首領阿姆斯洛·羅斯柴爾德的注意。當時羅斯柴爾德五兄弟中間的老大阿姆斯洛已年近八十。俾斯麥與阿姆斯洛初次相識就對其留下了極深的印象，回家以後經常給他的妻子模仿羅斯柴爾德的口音，包括用猶太人的口音和語法來表達德語。他對羅斯柴爾德家族的財雄勢大有了非常強烈的印象，同時也很高興結識羅家人。以後只要羅斯柴爾德家族邀請他，他總是受寵若驚地應邀前往。他曾經這樣來描述阿姆斯洛·羅斯柴爾德：「他是一個非常老的猶太人，擁有成噸的金銀，有很多很多黃金的盤子和刀叉。由於阿姆斯洛並沒有子嗣，儘管很富有，卻沒有後裔繼承。他更像一個待在豪華宮殿裡面的窮人，周邊有無數人在騙取和圖謀他的錢財。他的親屬為了繼承他的財富圍繞在他身旁，實際對他並沒有真心的愛和感激。」\[8\]
俾斯麥勤奮好學，極度嚮往權力和智慧，在政治上的野心和抱負很快就引起了阿姆斯洛和他的繼子梅耶卡爾兩個人的青睞。羅斯柴爾德家族尤其喜歡培養政治上的後起之秀，他們經常以伯樂自詡。在整個歐洲近代歷史上，羅家曾經選中扶植過多位政治上的新星。羅斯柴爾德確信俾斯麥將是一個十分值得投資的潛力股。除了俾斯麥，羅斯柴爾德家族還選中了本傑明·迪斯雷利(benjamindisraeli)，後來他果然成為英國首相；羅氏更為自家挑選了乘龍快婿羅斯伯裡伯爵（theearlofrosebery），羅斯伯裡伯爵年輕時曾有三大人生願望：贏德比賽馬(derbyrace)、娶超級富婆、當英國首相，他最終都得到了；後來羅家還發現並培養了英國著名首相丘吉爾。這些都是羅斯柴爾德家族用心發掘和精心培養而一手扶持成長起來，成為影響整個世界歷史的重量級的政治家。\[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