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早就發生著的、在一切方面表現著的變化，從前在我眼裡不過是些不相關聯的、一個個孤立著的現象。到了一九五六年，我這才看它們原來是彼此呼應著，奔向同一個大海的激流。我雖然還不能理解它，但已經感覺出了它的不可抗拒的力量。在不可抗拒的衝擊下，一切都要變。如果說從前我是在不自覺中隨波逐浪，那麼，現在就是明白了自己除了一起變，別無出路可走。任你是誰，任你是願意還是不願意，只要不想碰壁，你必須如此。一九五六年末時的我對我妻子的態度，就是出於這種感受的結果之一。
在蘇聯時，從溥傑的妻子來信中知道了婉容在「八·一五」後不久死在長春的訊息，以後又從這同一訊息來源聽到李玉琴結了婚的訊息。這些訊息引起過我一陣悲哀，又都輕輕逝去。我對個人命運的憂慮遠超過了對親人生死的關心。以後幾年一直沒有聽到玉琴的任何訊息，偶然想起她來，那個最後訊息能又引起我的思緒的，悲哀也次於不快，隨即又當做一件已經了卻的太虛公案，又輕輕讓它在心裡消失了。
一九五五年六月，我們的學習組長老普從學委會開會回來傳達：所方允許我們和家屬通訊。這個訊息激盪了每個人的心。各號都開起了熱烈的小組會，小組會上每個人表示了對政府的感激——特別感激的是政府連失掉通訊處的，不明下落的家屬都給做了調查。我立即想起了北京的妹妹弟弟。這是我僅有的親人了。在我正握筆作書的時候，管我們學習的李科員（就是被我們稱為學習主任的）走進監房裡遞給了我一張紙條。
「你的妻子的地址給你查到了。」
「李玉琴？我的妻子？」
「她還等著你哩。」
李科員微笑著。這個年輕的大高個子端正的臉上總帶點微笑。這種笑容總好像在說：「一切都是很清楚的。」
他把地址交給我，轉身去了。我拿著紙條坐在那裡，兩眼熱乎乎的……
我寫去了一封信，但是，過了不多天，原信信皮上印著「查無此人」，退回來了。
這天在散步的時候見到所長，我向他表示了對政府的感激，我說她一定嫁了人，也就算了。
「不會的，一定是地址弄錯了，我們調查過，她確實沒有結婚。」所長很自信地說，並且反對我這消極的態度，又出主意說：「我們可以再調查，你也可以寫信給你的妹妹打聽一下她的地址。」
我接受了所長的意見。果然五妹寄來了她的地址，這次再發信去，她的回信真來了。親愛的溥儀：
十年渴望的人來信了。我真不知高興得如何是好。我害怕這又是做夢，可是接到北京五妹他們也來信告訴我這個難得的好訊息。這可真是朝思暮盼的人來信了……
這封寫了六七頁的信的開頭，立刻在我心頭引起一種說不出的滋味，好像我這是有生以來第一次有妻子似的。從前，我有的不是妻子，只不過是「娘娘」「貴人」，就像戲臺上的那樣。她們從來也沒對我用過您或者你的字樣，我也從來沒有像個丈夫似的看待她們。
然而我自己還弄不清，從這封信我感到十分新鮮和十分驚奇的那個生疏的東西究竟是什麼。是一個生疏的愛情？還是一個生疏的精神面貌？
她說這十年來為了打聽我的音信，曾想盡了一切辦法，她因不知我的音信而感到的痛苦，是難以述說的。她說：「可是在我內心中，是覺得不會永遠看不見的……一天天，一月月，一年年過了十年漫長的歲月，也有了今天了，首先感激政府的溫暖、關懷、寬大，我們又能通訊了。」她說：「謝謝您還記著玉琴，我滿意了！」
我感到了一種好像是從小說裡看到的情感。這是和記憶中的同德殿裡那個十五六歲的女孩子不同的。我對那時的「福貴人」的印象，只有恭順、謹慎以及畏畏縮縮的形象。她服侍我，順從我，也許還可以說是崇拜我。她稱我為皇上，伺候我的顏色……我曾經因為各種莫名其妙的理由而對她發怒，嚇得她下跪求饒。今天，她卻在信中流露出了一種令人奇異的感情。
再看下去，我覺得除了語氣還可以聽出是她的以外，別的地方更加新奇。她敘述了分離後的經過。一九四五年在臨江，她和一批偽滿官員和眷屬遇見了解放軍，被收容去了。次年解放軍進入長春，她被遣送回到孃家，住了兩個月，又到天津投奔給我看管房產的我一位族兄，在這裡住了五年半一直到一九五一年，她才走出這個大門。她在這裡表示了很大的憤懣，批評了我這位族兄「非常落後，封建頑固得很，不同意我出去工作，可是生活方面除了吃飯外，連手紙都不給……」說她要找點活做做，還受到諷刺，說「餓死事小，失節事大」。她說：
但我終因受到新社會的影響和政府同志的幫助，使我思想逐漸明白，體會到自己還年輕，應當勞動爭取獨立，不應當再過依賴生活，所以，我不顧他們的阻礙，終於在一九五二年參加了夜校擔任速成識字教員。參加革命後……見到許多青年男女都愉快地工作著，為祖國建設奔忙著，他們是多麼光榮啊！
這就是在長春同德殿裡逐漸長胖起來，逐漸變得滿足，嬌懶，講究吃穿，整天向老媽子找碴兒挑錯的那個「福貴人」寫的嗎？我記憶中的形象和今天要求獨立生活的呼聲，過去的「福貴人」今天對青年男女幹部充滿欣羨之情，這是多麼令人驚異的事！我又想起在我三令五申之下，不准她和外界有任何接觸，甚至她的父親來看她也不準留飯。她為了叫人拿幾個蘋果給孤兒，受到我的責問，由於和我的侄媳開過那樣的玩笑，捱過我的罵。如今，她向我憤憤地批評不讓她拋頭露面的人，稱之為封建頑固落後了！
毫無疑問，今天她的憤懣和她的羨慕都是對的。我感到不安的已經不是這些，而是她對於那個封鎖她、統治她，把她看做奴隸似的人，今天表示了這種溫情是真實的嗎？「親愛的溥儀」這句開頭的稱呼，是真情的流露嗎？還是被我的去信的開頭無意識地引起的？還是由於別的我不知道的原因……
一九五三年，她請假回到長春母親那裡，請求勞動局分配工作，她做了一段時間臨時的保育員，寫信時正等著區勞動科分配工作。在這封信的末尾，她表示了最大希望：要來看看我。在所長同意下，我的信寫去了。不到十天，她突然出現在家屬會見室裡。
家屬會見室是這年新裝置的房間，這是認罪檢舉時訊問員和我談話的那間小屋改成的。我又在這裡感到了一陣緊張，當然是和訊問員第一次時不同的緊張，但畢竟也是緊張。
我面前的那個小女孩，已經是個長成熟的、容光煥發的、美麗而溫柔的少婦了。花布衣代替了從前的綾羅綢緞的旗袍，臉上沒有了脂粉，梳著兩個小辮，正像在報紙和畫冊上所看到的青年女工那樣。臉上已經沒有長春時代的稚氣和嬌態。我第一次看見了最親切的微笑和想念的淚眼。她給我帶來了手絹、襪子、糖果、紙本、相片，就像我從書上看到的探望遠地丈夫的妻子所做的那樣。
在一年半的時間裡，她來探望了我五次，探望的間隔裡又不斷寫信。第一次見面時的談話，她並不如信裡說得多，但說得更富於感情。總之，從第一次會面起，我忽然似乎懂得了什麼叫做夫妻，什麼叫做戀愛。當一九五六年的春天降臨時，我真感到了春天，政府的寬大，人民的寬大，妻子的愛情，這就是我的春天，我的希望。
她在一封信裡有這樣一段話：「我們重新建立新社會的幸福家庭，那時我們才是幸福呢！」
這種不自覺中流露出的嚮往，也令我覺出了她對舊日生活的厭棄。我想起了我們過去的家庭生活。那時是什麼家庭生活呢？對於她，我不過是當做一名奴僕，一個工具，一個用來聽我說些無處可說的蠢話的收音機，一個用來解悶出氣的物件。這可憐的姑娘被我訓練成不能有一點兒主見，和對於「夫君」的懷疑。這段回憶對她無疑是不快的和恥辱的，她願意重新建設和過去不同的生活，因此，她開始向我迂迴地表示出她的意見了。
每次看見她出現在我身邊，每次看見她的來信，我都懷著一種負疚的心情。這是一種奇怪的經歷：越覺得負疚，感情卻越是在滋長。我發現，隨著見面和通訊次數的增加，對她的感情和對未來的嚮往也逐漸強烈起來。「重新建立新社會的幸福生活」，這句話也越來越吸引著我。
她的嚮往，她的希望，她的一切變化都在吸引著我。我把它也看成了我的幸福和希望。但是，我並未料到，她的變化並沒有靜止下來。被同德殿兩年的噩夢所蒙汙過的貧民的女兒的心不過剛在甦醒。短短幾年的解放後的生活，還沒有讓她完全甦醒過來，傳統的習慣的影響也還沒有從她身上完全消失，因此，她看到的事物還是模糊的，婚姻、家庭等舊日的概念還沒有從根底動搖。所以，她只是迂迴地表示了對過去的批評，用新的嚮往來表示對舊的否認。我當時還不明白這些，更不明白那個不可遏制的一個人的變化是怎麼在進行的。只是在她後來的來信和會見中，發現她不太談到未來家庭的生活，而更多的是對過去的怨恨。關於她的過去，有的我知道，有的我不太知道，她似乎不管這些，有時寫得很多，顯然是感觸激發之際，不吐不快，至於對誰談倒像是次要問題了。
在一九五六年兒童節後，她寫了一封很長的信來。她一面說，總沒有時間寫信給我，但在這封長信裡，幾乎沒有一句再談到「我們的」未來，全篇寫的都是她自己的無限怨苦的過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