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出參觀和會見親屬之後，六七月間我到了瀋陽，為審判日本戰犯而去軍事法庭作證。

從報上知道，在中國共關押著一千零六十二名日本戰犯。絕大部分是在撫順，少部分在太原。在撫順的都是從蘇聯押解過來的關東軍俘虜，是和我們差不多時間送過來的。一九五六年六七月間，有四十五名在太原和瀋陽判了徒刑，其餘都免予起訴，由中國紅十字會協助他們回了國。在瀋陽審判的是押在撫順的戰犯，兩批審判共三十六名。有的是我在偽滿時即已知名，有的是在撫順管理所裡見過。其中的前偽滿洲國總務廳次長古海忠之就是早知其人，又在管理所講壇上看見過的。他和偽總務長官武部六藏就是我和四名偽滿大臣作證的對方。因為武部生病未能到庭，古海便是到庭的第一名被告人。他和武部都被法庭判為徒刑二十年。

我走進這個審判侵略者的法庭的時候，忽然想起了朝鮮戰爭的勝利，想起了日內瓦談判的勝利，想起了建國以來的外交關係，這都是一百多年以來沒有的事情。如今，又在中國的土地上審判日本戰犯了！這個地點也很巧，是在瀋陽的北陵，是埋著我的祖先皇太極的地方。但這件為祖先揚眉吐氣的事並不是我這個子孫做的……

在志願軍和朝鮮人民一起打勝仗的日子，我還沒有這樣強烈地感受過。那時，擔憂的心理佔了上風，我只看到了這次改朝換代與前不同，看到共產黨佔的是鐵打江山，我那時只想到自己的命運除了從共產黨的手裡去討求外，別無出路。到這次審判日本戰犯時，出現在我心頭已不是什麼憂慮，而是從來沒有過的民族自豪感！

不，我得到的還不只限於民族自豪感。我從這件巨大的事件中，想到了更多更多的問題。

古海在宣判前的最後陳述時說了這樣的話：「在東北全境，沒有一寸土地沒有慘無人道的日本帝國主義暴行的痕跡。帝國主義的罪行就是我的罪行。我深深認識到我是一個公然違反國際法和人道原則、對中國人民犯下了重大罪行的戰爭犯罪分子，我真心地向中國人民謝罪。對於我這樣一個令人難以容忍的犯罪分子，六年來，中國人民始終給我以人道主義待遇，同時給了我冷靜地認識自己罪行的機會。由於這些，我才恢復了良心和理性。我知道了真正的人應該走的道路。我認為這是中國人民給我的，我不知道怎樣來感激中國人民。」

我到如今還記得，我在法庭上作證發言後，庭上叫他陳述意見時，他深深鞠了一個躬，流淚說道：「證人所說的完全是事實。」

這情景不由我不想起在東京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上作證的那一幕：日本戰犯的律師們向我叫囂著，質問我，攻擊我。我知道那絕不僅是由於我抵賴了給南次郎的信，我也知道今天古海的陳述，絕不是因為我已經實事求是地敘述偽滿的情況，也不是由於我再沒想推卸自己的什麼責任。在這裡不僅是古海，不僅是我的作證對方，而是所有受到審判的戰犯全部認罪服刑。

我還記得一九五四年，在日本戰犯開的那次大會上古海認罪那件事，因此，古海今天在法庭上的表現，還不算最出乎意料的。出乎意料的是曾經在那次大會上表現了和古海態度完全相反的幾個將佐。在那次大會上，這幾個不認罪的人是曾引起過公憤的。其中有一個大佐級軍官，他站在臺上還蕩著手，斜視臺下控訴者，帶著傲慢的樣子，這個態度更激怒了臺下的人，以致紛紛要求把他那雙手銬起來。這幾個人後來的態度如何，我因為再沒有參加過他們的大會，所以不知道，但當時這幾個人給我留下的頑固不化的印象是難忘的。在我看到關於受審戰犯全部服刑，被釋放的戰犯紛紛向政府表示感激的報道時，我還想起這幾個武士道人物來，料想他們絕不屬於那類表示了最真誠的感激和悔恨的人。但事實正相反，我的五妹夫康慶告訴我，在那些人裡面，正好有他們的名字。這就是前日本陸軍中將鈴木一藤田，少將長島，大佐廣瀨……

關於日本戰犯，我的弟弟和妹夫們，特別是記性好的康慶，可以講幾天也講不完。他們從檢舉認罪開始，便參加翻譯日本戰犯大量的認罪材料，大批日本戰犯遣送回國後，他們又協助管理所翻譯大量的日本來信。妹夫們釋放之後，這工作由溥傑和老邦幾個人擔任。從一九五六年起，我就不斷地零碎地從他們嘴裡聽到不少日本戰犯的故事。

那個叫鈴木的前陸軍中將，在一九五四年檢察機關開始調查時，也許由於他害怕，也許是由於敵視，是從他嘴裡查不出多少東西的。甚至在大會上，受到他部下官兵的指控時，也沒放下自己的中將架子。但是，在法庭上，他承認了他的部隊在冀東地區和河南濬縣等地，進行過六次集體屠殺和平居民的罪行。一九四二年十月，他屬下的一個聯隊，在潘家戴莊屠殺了一千二百八十多名居民，燒掉民房一千多間。他在證人面前承認了所有這些事實。他被判處二十年徒刑之後，向記者說：「在進行判決時，我按照我的罪行來判斷，認為中國對我這樣悖逆人道，違反國際公法的做法，當然要從嚴處斷，處以死刑。」「在調查犯罪事實的時候，是非常正確而公正的，完全是用了我們在舊社會未曾見聞過的方法進行調查的。」他說盡管自己的罪惡沒有什麼辯護餘地，可是法庭還是派了辯護人來，起訴書也是幾天前送交他的，他覺得這是對他人格的尊重。說到犯罪，他說：「當我想到我曾經殺害很多的中國人民，使他們的遺屬的生活遭到困難，而目前照顧我的正是被害人的親人，這時候我的心有如刀割一般。」

那個叫長島的陸軍少將，一九五四年在大會上是被控訴者之一，據說在監獄裡有幾年的態度十分傲慢。有一次，一位管理員問他：「你有多大年紀了？」他說：「和你爸爸差不多！」……在判了他十六年徒刑之後，他很驚訝，向廣播電臺記者說：「中國的判決是如何的公正而且人道！」

那個曾在大會上向控訴他的下級冷笑過的大佐，是受到了不被起訴處分而被釋放的。我的三妹夫曾翻過一封從日本的來信，是和這位大佐同船回日本的一個戰犯寫的。信裡提到日本記者知道了這個大佐在大會上的那回事，所以，在船上就訪問了他，希望他說點和別人不同的話，因為戰犯們對新中國的稱讚和感激，已經使某些記者早不耐煩了。可是，他們從大佐的嘴裡也還沒有得到希望得到的東西。記者問他：「你為什麼還是說那些話？你現在還怕中國嗎？」他答：「我現在是坐在日本船上，對中國有什麼怕的？我說的不過是事實罷了。」

日本戰犯裡武士道型的人物或者調皮搗亂分子，原先遠不止上過臺的那幾個。三妹夫曾經擔任過病號室的組長，他就遇見一個住病號的日本兵戰犯整天搗亂，不守監視，只會和護士和看守員找麻煩。一直到宣佈了釋放，在送別會上所長和他握手時，他忽然哭了起來，當眾承認了自己的錯誤。

曾經有個叫佐野一的病號，雖然不像這個小兵那樣搗亂，但也是根本不想認罪的。他得了直腸癌的病，因病情惡化把他送到醫院裡去急救，動了兩次手術，做了人工肛門，而且醫生為他輸了自己的血，把他救活了。出院之後，他在一次大會上，當眾敘述過去如何殘殺和拷打中國人的沒有人性的罪行，又對照了中國人民在他病危中如何搶救了他。他在臺上一面哭一面講，臺下的人也一面哭一面聽……

有一次，我們在平整場地修建花壇，從院子土坑裡挖出了一具白骨，學過西醫的老振和老邦都判斷死者生前是一個少女。令我們最怵然的是在頭骨上發現的一個小洞，顯然是子彈打穿的痕跡。後來，康慶翻譯了一個日本戰犯的文章，這人就是從前撫順監獄的典獄長，他描述了那時關押愛國志士時的地獄景象：那時這裡只有拷打聲、鐐銬聲、慘叫聲；那時這裡又臭又髒，冬天牆上一層冰，夏天到處是蚊蠅；那時囚犯每天一小碗高粱米，要終日做苦役，許多人被打死、累死，他自己就在這裡打死過人。他又加以對照說：現在這裡只有唱歌聲、音樂聲、歡笑聲，如果有人走到圍牆外，他怎麼也不會想到這裡是監獄；現在冬天有暖氣，夏天有紗窗；過去苦役工廠成了鍋爐房和麵包房；從前愛國志士受折磨的暗室現在成了醫務室的藥房，從前的倉庫現在修成了浴室；現在的戰犯從沒有任何人打罵過他們，他們人格受到尊重，他們每天可以學習，可以演奏樂器，可以繪畫，可以打球，誰會相信這裡是監獄？他說：現在中國正在建設給全人類帶來幸福的事業，讓我們走正當道路，不再犯罪，重新做人。

在不少戰犯寫的文章中都說過，當他們一來到中國的時候，是恐懼的，是不服氣的，甚至是仇恨的。有的人和我的心理一樣，剛來的時候只會用自己的方法來推測人民，完全不理解為什麼中國人民這樣對待他們。他們看到修建鍋爐房時，以為是蓋殺人房，看到修建醫務所，安裝醫療裝置，以為也像他們乾的那樣，要用俘虜做細菌試驗。還有人把寬大和人道待遇看做是軟弱。有個憲兵，在剛到中國時是被日本戰犯看做「日本好男子」的，終日大聲叫罵。所方找他談話，他說：「我是蘇聯軍隊俘虜的，你們有什麼資格來問我？」他側身站在所方幹部面前，叉著腰拒絕回答問題。所方的人員對他說：「我們中國人民並沒有請你到中國來殺人，但是有權利來向你追究你的血債！現在沒資格說話的是你。你自己去想想吧。人到世界上來是要給人類做些有益的事，你做的什麼呢？」他還以為要給他動刑，再給他一次逞硬的機會，可是就叫他這樣去了，再沒理他。不久，朝鮮戰場上中國人民志願軍勝利的訊息接二連三地傳來了，他知道講人道的人並不是軟弱，而野蠻的卻正是虛弱的。於是，這個「武士道」在日本戰犯裡首先垮了臺，在廣播器前作了檢討，承認錯誤。

日本戰犯這些故事流傳出來之前，日本戰犯的變化是幾乎人人皆知的。但我那時正當「昏睡朦朧」之際，就像從前看報和看家信一樣，無心認真去思索。其實，從一九五四年前後起，日本戰犯們的變化就不斷地顯露出來。我不如從溥傑的殘缺的一九五五年的日記裡抄些有關的段落，以為說明（溥傑在當時比我思想負擔少，他又細心些。以下凡是圓括弧中的話是我加註的）：

[一九五五年]一月二十六日

晚間看日本戰犯演舞蹈及音樂劇（這是我們第一次看他們表演，以前是他們自演自看，他們這時已擁有一個相當規模的管絃樂隊。樂器是所方為他們籌辦的），都是取材我國人民解放軍如何愛護人民及反帝及國際主義精神，和反對原子戰爭的日本人民的奮鬥例項而成的。（劇終後）日本戰犯們不少聲淚俱下表示反對美帝的原子能壟斷（不少戰犯說到自己親人是死在原子彈之下的），並感謝我國人民政府之寬大政策。

三月二十四日

今日所內開了大會（主要是對日本戰犯），由李先生作了有關學習的報告，大意是批判過左的傾向，並引例證明在鳩山內閣尚未作出違反日本人民意志的具體反對行為時，即高唱打倒它的不正確；更引向家中妻子寫信時有問她「是不是當上了胖胖女郎」的人，並批判這也是不正確的，並說即使當上了胖胖女郎，那麼，這一罪責也應由軍國主義的行為負責，由戰犯本人來負一部分責任，不應認為由妻子來負的；更說有人對於檢舉自己罪惡的人懷著仇恨心，這是沒有擺脫個人主義，致不能認識檢舉就是幫助的行為。並說明今後的學習，須要專門分組（如繪畫，音樂）地學習，以便回國後可按自己的崗位來為人民服務，末了並說所方將對學習所需，予以儘量的援助等語。

五月二日

白天仍是遊戲了一天（因為過五一節，連著兩天舉行娛樂慶祝活動），晚間看日本戰犯們的歌舞晚會，第六所的老反動（這是將級的戰犯）及第五所的前佐官級的戰犯，也都參加了表演，這是向來所無的事，使我深刻地感到「新社會把鬼變成人」——《白毛女》影片上的話（《白毛女》裡的這句話，我也常引用，誠然，那個鬼的意思和我們這種鬼不同，可是也算一種鬼吧）。

五月五日

晚間看了（日本）戰犯們的演劇《原爆之子》，才演了一場，因為晚間院內太冷（這天忽然起了風），所方怕出演者及觀眾（演出者只有日本戰犯，觀眾則是全體戰犯）受了涼，遂臨時中止，俟天氣好時再演（這個露天會場，是日本戰犯用了不過三四天就建築起來的）。

五月六日

今晚看了《原爆之子》……情節頗感動人……（這是日本戰犯自己編的劇，是寫長崎受到戰爭慘禍的故事）。

五月十五日

……參加亞洲會議的日本代表二十餘人到這裡參觀，其代表團長聲淚俱下地感謝了我國政府之對於戰犯們的人道待遇。戰犯代表也致答詞，聲言其改邪歸正誓今後為保衛和平而鬥爭的決心，戰犯們有很多人都感動得落下淚。所方並允許該代表團員與所認識戰犯們的會見。

六月十一日

終日看（日本）戰犯所舉行的運動會（這個運動場也是日本戰犯自己修的），其組織性並其創意功夫，是可以供我們作參考的（在運動會上，他們的啦啦隊很出色）。

七月四日

……

晚間看（日本）戰犯們的歌唱、音樂、舞蹈會。

七月二十三日

參加了戰犯的運動會……

九月二日

晚間戰犯們（這是包括日、蔣戰犯的）舉行文娛晚會，有音樂、獨唱、小劇、舞蹈等，並決定在下月國慶節時盡力公演，這是對我們很有啟發的事。

九月五日

上午參加日本戰犯的運動會。下午因驟雨改補習上午預定的學習。

九月六日

上午學習檔案。下午參加補昨日的運動會——排籃球的比賽。

十月二十五日

午後參觀了（日本）戰犯的球類比賽，後因雨而散。

十月二十六日

平墊了運動場，覺得比人家（指日、蔣戰犯）現成的滿意得多（以前偽滿戰犯使用的運動場都是日、蔣戰犯修的）。（日本）戰犯有歌唱會，我們多數樂意勞動，未往參加。

十一月二十二日

今日日本戰犯們興高采烈地演劇，吃「壽司」……猶如過節日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