參觀後的第三天（三月十日）的上午，看守員忽然通知我和溥傑，還有三妹夫、五妹夫和三個侄子，一齊到所長那裡去。我們走進了所長的接待室，出乎意料地在這裡看見了別離了十多年的七叔載濤和三妹五妹。

看著健壯如昔的胞叔和穿著棉製服的妹妹們，我好像走進了夢境。

載濤是我的嫡親長輩中僅存的一人，也是現在的愛新覺羅氏中最高的長輩。在一九五四年選舉中，他作為二百多萬滿族的代表被選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他又是人民政協全國委員會的委員。幾天前，在人代會第二次會議上，他看見了毛主席。周恩來總理把他介紹給主席，說這是載濤先生，溥儀的叔叔。主席和他握過手說，聽說溥儀學習得還不錯，你可以去看看他們……

當七叔把經過說到這裡，顫抖的語音已經被淹沒在哽咽聲中，我的眼淚也早已無法止住了。我們一家人都在抹淚，真瑞侄竟已哭出了聲音……

從這次和家族會見中，我明白了不但是我自己得到了挽救，我們整個的滿族和滿族中的愛新覺羅氏族也得到了挽救。

七叔告訴我，解放前滿族人口登記是八萬人，而這時是這個數目的三十倍。

我是明白這個數目變化的意義的。我知道辛亥革命之後，無論在北洋政府還是國民黨統治之下八旗子弟的處境，知道如果不冒稱漢族找職業都會遇到困難。從那時起，愛新覺羅的子孫也紛紛改成漢人的姓，姓了金、趙、王，我父親在天津的家，報的戶口就姓王。到了解放後，承認自己是少數民族的一年比一年增加，一直到憲法公佈之後，滿族全都登記了，於是才有了二百四十萬這個連滿族人自己也出乎意料的數目。

我還記得在天津時發生東陵事件時的悲憤心情，還記得在登極時向祖宗發下和漢族絕不兩立，一定報此深仇的誓願。我也記得聽日本人講的山源氏故事，把愛新覺羅氏和日本天皇家族列為世界上最優秀的氏族，曾在我心底引起過的優越感。但是事實上，我這個自認的長白山仙女庫佛倫的後裔和自封的恢復滿族祖業的代表人，對自己的種族一步步消失的命運，我不曾也不能加以扭轉；我過去所做的，只不過在加速著這種命運的到來。而當推崇愛新覺羅氏族的和聲稱恢復滿族榮耀的日本人和我這個以恢復祖業為天職的集團垮臺之後，滿族和愛新覺羅氏的後人才有可靠的前途。由八萬變成二百四十萬，這就是一個證據！

這個歷史性的變化，包含有愛新覺羅的後人，包含有過去的「濤貝勒」和過去的「三格格」「五格格」。

七叔這年是六十九歲，身體的健壯，精神的旺盛，幾乎使我看不出他有什麼老態來。我甚至覺得他和我說話的習慣都沒有變。妹妹們已不叫我皇上，改口稱大哥了。七叔雖然也不再叫我皇上了，可是也還沒有叫我溥儀，但儘管如此，我還是從老人身上看到了變化。這位清朝的最末一個軍諮府大臣（參謀總長），在民國、日本佔領以及國民黨時期三十多年間沒有出來做過什麼事。但解放後，他以將近古稀之年參加瞭解放軍的馬政工作，還興致勃勃地在西北高原工作了一段時間。在談到這些活動的時候，他的臉上露出了得意之色。在和我會面的時候，他正打算到外地去視察少數民族的工作，以盡他的人大代表的責任。提到這些，他的臉上更發出了光彩。

在那數目降到八萬的時候，哪個滿族的老人的臉上能發出光彩來呢？

解放軍剛剛進入北京城的時候，有許多滿族的遺老是不安的，特別是愛新覺羅氏的後人，看了《約法八章》之後還是惴惴然，惶惶然。住在北京的這些老人，大多不曾在「滿洲國」和汪精衛政府當過「新貴」，但也都並非能夠忘掉自己「天潢貴胄」的身份，放棄不了對我的迷信心理。所以，在我當了囚犯之後，他們比在民國時代更感到了不安，加上每況愈下的氏族人口的凋落和自身生活的潦倒，他們的生活是黯淡無光的，對解放軍是不曾抱什麼「幻想」的。出乎他們意料的是，先是聽到東北人民政府給滿族子弟專門辦了學校，後來又看見有滿族代表也走進了懷仁堂，和各界人士一同坐在全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的會場上，參加了《共同綱領》的討論。接著，他們中間不少人的家裡來了人民政府的幹部，向他們訪問，邀請他們為地方政協的代表，請他們為滿族也為他們自己表示意見，也請他們為了新社會的建設提供自己的才能。在北京，我知道的我曾祖父（道光帝）的後人及以惇親王、恭親王和醇親王這三支的子弟，溥字輩的除了七叔家的幾個弟弟比較年輕之外，其餘都已是六十歲以上的老人。我的堂兄溥伒（字雪齋），惇親王奕誴之孫、多羅貝勒載瀛之子，擅長繪畫書法和古琴，這時已六十多歲，他沒想到又能從牆上摘下原已面臨絕響厄運的古琴，他不但自己每星期有一天在北海之濱，能和新朋舊友們沉醉在心愛的古老藝術的享受中，而且也從年輕的弟子身上看見了民族古樂的青春。他被選為了古琴研究會的副會長、書法研究會的會長，被邀進了區政協，又是中國畫館的畫師。溥伒的胞兄弟溥也是一位老畫家，這時也被聘為北京中國畫館的畫師，這位年近古稀的老人又揮筆向青年一代傳授著中國畫。他們的親叔伯兄弟溥修，是載濂的次子，也是我真瑞侄的胞叔，他曾做過「乾清門行走」，我在長春時曾委託他在天津看管過房產。他後來雙目失明，喪失了一切活動能力，生活潦倒無依。但是到了解放後，他的經歷以及他肚子裡的活史料也被新社會看做是財富，就把他聘入文史館中。這種文史館全國各地都普遍設立著，裡面有前清的舉人秀才，也有從北洋政府到蔣介石朝代各個時期各個事件的見證人，有辛亥革命以及更早的同盟會舉事的參加者，也有最末一個封建宮廷內幕的目擊人。新社會經過他們搶救了大量的近代的珍貴史料，也挽救了這些生活陷入困境的老人。雙目失明的修二哥生活有了著落，心滿意足地回憶著清代史料，想好一段，就口述一段，由別人代他記錄下來。

這些已經被新的社會視為正常的現象，到了我心目裡卻是非常新鮮、印象強烈的新聞。而對我來說印象更強烈的、更新鮮的，是我親眼看到的妹妹們身上的變化。

早在半年前，我就和北京的弟妹們通了信，從來信中我就感覺到了一種正發生在我的家族中的變化，但是我從未對這種變化認真思索過。在偽滿時代，除了四弟和六妹七妹外，其餘弟妹都住在長春，大崩潰時都隨我逃到通化。我做了俘虜之後，最擔心的是這些妹妹會不會因漢奸家屬的身份而受到社會歧視。二妹的丈夫是鄭孝胥的孫子，三妹、五妹的丈夫一個是「皇后」的弟弟，一個是張勳的參謀長的兒子，全是偽滿中校。四妹的丈夫是在清末殺秋瑾的紹興知府貴福的兒子，也是偽滿的中校（早在偽滿時期他就遺棄了妻子，後來又跑到海外）。只有六妹、七妹的丈夫是規規矩矩的讀書人，不過她們會不會因為是漢奸頭子的妹妹而受到歧視？我對這個問題，心裡也是沒有底。這類的顧慮也是同犯們共有的，可能我的顧慮比他們更大。後來在通訊裡，才知道這種顧慮完全是多餘的。弟弟和妹妹和別人一樣的有就業機會，孩子們和別人的孩子一樣可以入學、升學以及享受助學金的待遇，弟弟和七妹還是照舊當著小學教師，六妹是個自由職業者——畫家，五妹做了縫紉社工人，三妹還是個社會活動家。她因為檢舉過一名暗藏的特務，還被街道鄰居們選為治安保衛委員。她們比以前生活降低得多了，她們自己做飯，照顧孩子，但是她們總是在信中流露出滿意的，對人生肯定的情緒。我放了心，卻沒有仔細思索這些事情對於愛新覺羅後代的真正意義。那時我還為自己的命運擔著心，也沒有更多心情去思索另外的問題。現在情形不同了，當我一看到她們出現在我面前，聽了她們說了不多幾句話，特別是在她們和自己丈夫談起別後經過的時候，我立刻想起了從信裡感覺出的變化，我不由得聯想起了在天津、長春那些日子的一些事。過去的那些印象一回到我的腦子，這些變化就越加明顯，也越來越使我覺得這種變化的不可思議。

我還記得康慶睜了他那雙大眼睛問五妹：「你真會騎車了？你還會縫紉？」這是在他接到她的來信後就感到十分驚訝的問題，他現在又拿出來問她了。顯然，他的驚訝是不小的，在我看來也是有根據的。誰料得到從小連跑也不敢跑，長大了有多少僕婦和使女伺候，沒進過廚房沒摸過剪刀的「五格格」，居然今天能騎上腳踏車去上班，能拿起剪刀裁製衣服，成了一名自食其力的女裁縫工人呢？

更令我們學委會主任驚異的，是他妻子的回答是那麼自然：「那有什麼稀奇？這不比什麼都不會好嗎？」

要知道，假如過去的五格格說這樣的話，不但親戚朋友會嘲笑她，就連她自己也認為是羞恥的。那時候她應該會什麼呢？是會打扮，會打麻將，會按著標準行禮如儀，這都是受到誇獎的。而現在這些都被她當做真正的羞恥了，她拿起了剪刀，她像個男子一樣騎上腳踏車了，如果她丈夫老追問這些最自然的事情，她倒要見怪了。

三妹的經歷比五妹更多一些，日本投降以後她沒有立刻回到北京，因為孩子生病，她和兩個保姆一起留在通化了。作為流浪的漢奸家屬，財產是沒有了，她恐怕留下的細軟財物和自己的身份引人注意，就在通化擺香菸攤，賣舊衣。在這個期間，她幾乎被國民黨特務騙走，她上過商人的當，他們把劃不著的火柴批發給她，她參加過群眾大會……到一九四八年才回到北京。解放後，街道上開會，她不斷去參加，因為在東北接觸過解放軍和人民政府，她知道些政府的政策，大概在會上發言也多，被推選出來做街道工作。她談起來最高興的一段工作，是宣傳新婚姻法……

這個經歷，在別人看來也許平淡無奇，但在我都是不小的驚異。這個擺過香菸攤、識穿特務詭計和上過商人當的社會活動家的過去生活，我不妨抄一段她從前和她丈夫一起住在東京當少奶奶時寫的幾封信（除第一封全文外，為了其餘免於重複，都去掉了頭尾），來對照一下：

其一：

××謹稟

敬稟者：頃奉到

手諭一件，×太高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