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上說肘花、肘棒、小肚、醬肉等，通通賞×等，×實在太不忍了，×真是心裡太難過，吃著反不舒服，由北京帶到東京也太不容易，

皇上一點也不留下，×覺得自己太有罪了。點心

皇上留下一半，也太少了。請以後別這樣了，×真不知說什麼好了，給皇上叩一萬萬個頭。……謹此恭請聖安

康德四年二月八日

其二：

皇上謂近日用照相匣照許多相，為何不賞×數張？××買的什麼首飾？

請

示×，並乞賞×。一共有幾件？都是什麼東西？千萬請皇上公平的分配，別使××把好的都拿走。千千萬萬快賞×一信……

其三：

……現在×一個人坐在日本式屋子裡寫信。下女在旁用熨斗燙衣服，老頭在院內種花掃地，小狗瞪著小圓眼睛，看著一匣糖果。

請

皇上閉上眼睛想想現在×的情形。現在沒有詞兒了。……

其四：

……現在剛吃完飯，今天晚上，吃多了，彎不下腰，有些出不來氣，改日再稟……

誰料得到，這個嬌慵懶散，什麼也不懂，只知道謝恩討賞的「三格格」竟會成了一名社會活動家？乍一聽來，真是不可思議。但這個變化我是能理解的。我理解她後來為什麼那麼積極地宣傳新婚姻法，為什麼她會在向鄰居們讀報時哭出來，因為我相信她說的這句話：「我從前那是什麼人？那是個擺設！」

一個有著不低的文化水平的女人，除了要首飾，為吃肘子感到皇恩浩蕩之外，無聊到只能在信裡寫寫吃飯、小狗看糖果；名義上是個「貴」婦人，而實際上是多麼空虛，生活是多麼貧乏！怪不得她想到了自己是個家庭裡的擺設。新的生活給她開啟了眼界，在街道的讀報會上，當那麼多鄰居殷切地等待她為她們讀報的時候，她才懂得了她的存在的意義。

和五妹一樣，在生活裡已經使她感到十分自然的東西，也引起了我的驚奇。她後來談過這樣一段經歷：「在通化，有一天民兵找了我去，說老百姓在開會，要我去交代一下。我嚇壞了，我早聽說過鬥爭會鬥漢奸那是很可怕的。我說，你饒了我吧，叫我幹什麼都行。後來見了幹部，說不用怕，老百姓是最講理的。我沒法，到了群眾會，嚇得直哆嗦，我向大會講了自己的經歷。那次會上人多極了，也有人聽說看皇姑，都來了。聽我講完，人們嘁嘁喳喳議論開了，後來有人站起來說：她自己沒幹過什麼壞事，財產也都交出去了，我們沒意見了。大夥聽了都贊成，就散了會了。我這才知道，老百姓真是最講理的。」

她這最後一句話，是我剛才懂得了的。而她懂得比我還早十年。

在會見的第二天，正巧接了二妹的一封信，說到她的大女兒，一個體育學院的二年級學生，已經成了業餘的優秀汽車教練員，最近駕駛著摩托車完成了天津到漢口的長途訓練。她又以幸福的語氣告訴我，不但這個十二年前小姐式的女兒成了運動健將，她的其他的孩子也都成了優秀生。當我把這些告訴了三妹五妹，她們又抹了眼淚，並且把自己的孩子的情況講了一遍。在這裡，我發現這才是愛新覺羅的命運的真正變化。

我曾根據一九三七年修訂的「玉牒」和妹妹弟弟們提供的材料，作過一個統計。愛新覺羅氏醇王這一支從載字輩算起，嬰兒夭折和不成年的死亡率，在清末時是百分之三十四，民國時代是百分之十，解放後十年則是個零。如果把愛新覺羅全家的未成年死亡率算一下，就更令人觸目驚心。只據玉牒上的記載，道光皇帝的九個兒子（奕字輩）就有若干是未成年死的，更下兩代（載字與溥字輩）未成年死亡率男孩是百分之四十強，女孩是百分之五十弱，合計是百分之四十五。在夭亡人口中不足兩歲以下的又佔百分之五十八強。這就是說道光皇帝的後人每出生十個就有四個半早死，其中大半又是不到兩歲就死了的。

我同七叔和妹妹們會見的時候，還沒有作這個統計，但是一聽到妹妹們屈起手指講述每個孩子的回憶往昔現況時，我不由得就想起了因被我祖母疼愛以至於活活餓死的伯父，十七歲時就死了的大胞妹和不到兩歲就死了的三胞弟，以及我在玉牒上看到的那一連串的「未有名」（來不及起名就死了）字樣。問題還不僅僅在於死亡與成長的數字上，假使每個孩子長大除了提鳥籠子什麼都不會，或者除了失學失業就看不見什麼別的前途，那比起短命來也沒有更多的意思。在民國時代，八旗子弟的命運大部分正是如此。長一輩的每天除了提著鳥籠溜後門，或者一清早坐著喝茶，喝到中午吃飯時十個八個碟兒的蘿蔔條、豆腐乾擺譜，吃完飯和家裡人發威風之外，再也不知道有什麼好乾。晚一輩的除了請安，服侍長輩，照長輩的樣子去仿效之外，也很少有知道再要學些什麼的。到後來坐吃山空，就業無能，或者有些才能的卻又就業無門，結果還是個走投無路。這類事情我就知道得不少。但是，現在情況發生了變化。這些我早在來信中就曾感到而未加深思的變化，我從這次會見中更親切地又感覺到了它。在北京的一個弟弟和六個妹妹，他們一共有二十七個孩子，除了未達學齡的以外，全部都在學校求學，最大的已進了大學。我七叔那邊有十六個孫兒女和重孫兒女，他的二十八歲的長孫是一個水電站技術員，長孫女是軍醫大學的學生，另兩個孫女都參加過志願軍，有一個是立過三等功的，從朝鮮回國後，一個做了政府幹部，一個轉入大學讀書。四孫女是解放軍一個文工團的團員，其他的除了幼兒之外也都或在校讀書或者已經就了業。這些變化，這些具體的事實，以及妹妹們在敘述它的時候流露出來的激動，使我完全明白了她們，為什麼談起今天的生活，會表現了那麼明確的肯定態度。

在談到我們兄弟姊妹的第二代時，我忘了說傑二弟還有兩個女兒，當時都在日本和她們母親住在一起，最大的女兒已經十八歲。兩年後，傑二弟收到妻子寄來一個不幸的訊息，這個女兒因為戀愛問題和一個男朋友一起自殺了。後來，我聽到關於那個男孩子的種種不好的傳說。對他不管怎樣傳說，我還是認為這是個不幸的青年。他和我的侄女如果不是在走投無路的情況下，總不會演出這幕悲劇來的。在北京的那二十七名侄甥和在東京的這個侄女，成長在同一時代而不同的環境中，他們的命運竟又是那麼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