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約是片山哲來了罷，至深夜仍聽到他們在歡呼拍掌。

回想了一下，就覺出了他們的變化是很明顯的。為什麼這些身為囚犯的人變得那樣高興、生氣勃勃？為什麼在釋放之後，帶著管理所送他們的那套管絃樂器沿途吹奏，一直到坐在「興安丸」上還流著淚向逝去的中國的海岸吹奏著？為什麼他們最愛唱「東京——北京」？為什麼連每個被判刑的都在反覆地說著：「我感激中國人民！」「我悔恨……」

古海這樣說，鈴木這樣說，罵過中國幹部的、在病號室耍過無賴的、對控訴人冷笑過的也都這樣說。從日本來的信裡，常有這樣的話：「我從中國知道了應當怎樣活著。」「我認識了人生。」「在我踏出人生的第一步時，對於祝福我的身心健康與我握手的所長先生，你那手上的溫暖是永不會失去的。」……

甚至還有一個這樣的人，他在監獄裡根本不學習，他到臨走都不曾對中國說過一句感激的話，這個人回到日本之後卻寄來了一封信：

……他們一定要說我是洗腦的人，我說出中國的真情實況他們一句也不相信，他們只相信美軍必須佔領著日本，美國大兵可以侮辱我們的女人……我後悔，為什麼我在管理所沒有好好學習？我現在感到本事不夠和他們斗的……

是的，那些感激中國人民的人，不只是感激中國人民的寬大，他們更感激中國人民給他們認識了許多事情的真相。就像我認識了皇帝是怎麼回事似的，他們也明白了軍國主義的真相和日本的現實。他們在來信中敘說了美國大兵，他們談到了少年犯罪數字的驚人，談到了女人的「胖胖女郎」的命運。在管理所放映過的日本電影《基地的兒童》《戰火中的婦女》都是現實。塞班島的婦女在刺刀逼迫下走進海水，絕望的母親用雙手把自己剛出生的嬰兒舉到頭頂上。美軍的基地、坦克壓在他們的土地上，美軍的飛機玷汙他們的天空，美國大兵姦汙他們的婦女……這都是他們親眼看到的現實……

一個回到農村的人，來信沉痛地說：「村中一部分青年變了，有當強盜的，有為了婦女問題而殺人的，有的參加了自衛隊，沉溺在酒和婦女的墮落生活中。到了夜晚，如不把門窗關好就不敢安然地入睡。文化方面是腐敗的，電影是誨淫誨盜的多，還有從前時代的戲以及劍道柔道和射擊的遊戲。兒童做著戰爭的遊戲，對父母的吩咐也是不大聽從。物資應有盡有，可是窮人是沒錢買的……」

他們在中國認識到了真理，他們回去又看到了自己祖國的災難的真相，他們一明白了這些道理，就組織起來、行動起來了。他們到處講演，講新中國，講日本軍國主義的罪惡，反對復活軍國主義，要求民主獨立與和平！這個變化是太巨大了。他們何以如此呢？他們受到當局的限制、監視，他們並不畏縮，他們有很多辦法對付那些限制，表現了更大的信心。日本當局連他們演出中國的舞蹈都不準，但是他們把蒙古舞、扇舞、秧歌舞、紅綢舞教給了一個職業歌舞伎座，於是中國的紅綢舞和秧歌舞傳遍日本全國各地。他們何以有這些辦法呢？力量是哪裡來的呢？

從妹夫們零星的但是興奮的談話中，我知道了在日本發生的許多關於歸國戰犯們的故事，這些故事歸結出一個事實：他們到處受到日本人民的歡迎，他們把真理告訴了人民，人民又轉而支援了他們，因此，他們有了力量。

有許多人來信敘述他如何被他的家人、親友、同鄉，以及團體、學校邀請去講一講他的監獄生活，講一講中國的事情。他們講了中國人民對日本人民的友情，講強大起來的中國對戰爭是什麼態度，中國人民的希望和理想是什麼。有人懷疑他們的話，有人取保留態度，有人相信他們。越來越多的是相信，是肯定，是對於回去的人的信任。對於回去的人，統治者越不喜歡，人民卻是越相信他……

他們一回國便出版了一本書：《三光政策》。那些親身參與了日本軍隊在中國暴行的人寫下了他們如何在中國土地上製造無人區，如何拿中國人民做細菌武器的實驗，如何把活人解剖，如何……這本書第一版五萬冊，在一個星期裡便賣光了！

有幾位前軍人、退伍的將軍們，聽了他們一位回國的舊同事的幾年生活和感受的陳述後，默然良久，最後說：「憑了我們的良知和對你人格的堅定不移的瞭解，我們相信你所說的每一句話。當然，這些話只能是在屋裡說。」

有一個村莊，在聽了剛從中國回去的這位同鄉說完以後，凡是有什麼問題，人們總愛說：「找××去吧。他是我們村裡懂得最多的人。」

有一個村莊，他們的剛剛回來的同鄉不大愛說話，只是改變過去在家的習慣，鄉親們很詫異這個人為什麼對人如今這樣和善、愛幫助別人。當知道了這是在中國發生的變化以後，他成了村中更加有威信的人。

還有一個村莊，他們拿著「武運長久」的旗子，像歡迎凱旋將軍似的歡迎回國的人。但是這個受歡迎的人下了火車，向他的鄉親們發表了一篇沉痛的演講，結果人們都流下了眼淚，明白廣島的災難原因，「武運長久」的旗子跌落在地上……

有一個母親，聽她被釋放回去的兒子講述了十多年來的生活之後，便問道：「北京在哪裡？」兒子告訴了她。她於是發現了褥墊放得不對頭，不應當讓雙腳朝著這方面，急忙把褥墊倒一個頭挪過來，叫頭朝著北京——那裡是和平與希望。這是一個母親的希望。

許許多多的戰犯的家屬——他們許多都是樸素的勞動人民或者具有良知的人。他們從前有不少給中國政府寫過信，要求釋放他們的丈夫或兒子，說他們都是無罪的人。後來他們有人要求到中國來看看他們的親人，他們來了，聽了親人們的講述，有的聽了中國人民在法庭上控訴的錄音，他們和監獄裡的親人一齊痛哭了，他們承認了監獄裡的人是有罪的，明白了他們也是上了軍國主義的當。

所方擔任翻譯工作的一位崔科員，他說的一個故事是更有代表性的。在一九五八年全國出現的一次從寫文章慶祝建國十週年的運動中，他也寫了一篇不曾公開發表的文章（當時各個部門都有自己印行的文集或小報，登載這類作品）記錄了這件事。題目是《一封日本來信》。這篇文章雖比我在一九五六年聽到的簡單些，卻更傳神些，所以借來摘抄在下面。

這兩天，辦公室裡獨我一個人，忙著寫一份總結。由於精神過分集中，連有人走進屋來都一點也沒察覺。

「老崔，你的信。」收發員小張拍了我一下肩頭，把信扔在桌上，轉身就走了。

拿起信，一看信封便知道這是從日本寄來的。信封的背面，簽署著寫信人的名字：荒川文子。日本來信是個很平常的事情，一般說來，只要看看簽名便能一下子聯想起來信人的一切。可是這個荒川文子是誰呢？我想從記憶中搜尋出這個人的影子，可是想來想去竟沒有一點印象。我著急地撕開了信，急急地小聲讀起來：「這次由於中國人民政府的關懷，管理所各位和崔先生的照顧，使我的老母和我的女兒，與她的親人荒川武雄做了歡喜的相見。真是太謝謝了。我的老母親和我的女兒，已經在九月七日從貴國回到家裡。老母親臉上增加了喜悅，逢人就講她的兒子在中國如何如何的好；我的女兒也比以前更加活潑了，常常歡歡喜喜地把在中國的見聞，一樣一樣地告訴我：「媽媽！中國人都是好心腸的人，他們都很疼愛我……」

看到這，我知道寫信人沒有來過我國，她是隨祖母來探望父親的小和榮的母親。這不由得使我回憶起日本戰犯家屬來所探望戰犯時的情形。

那是一九五四年炎熱夏天的一個午後，日本戰犯家屬一行五十六人，來到了戰犯管理所。人群中有兩個人很引人注意：一位看樣子是年過花甲的老婦人，穿一身古銅色的大和服，一副慈祥的臉上佈滿了皺紋，頭總是輕輕地搖動；依在老婦人身邊的是一個十一二歲的小姑娘，穿白色的衣裙，腳穿一雙小白鞋，看人時小脖一歪，大眼睛滴溜溜的，活像個「小白鴿」。這一老一小是來看戰犯荒川武雄的。

我的任務是給家屬們當翻譯。她們聽完所長對監獄情況的簡單介紹後，我把她們引到與戰犯會見的地方。

接見時，每一家人有一個單獨的房間，乾乾淨淨。房間裡有茶桌，並按人數多少擺上了椅子，還給年齡大一些的家屬備上了床鋪。這位老婦人一進到房間，就被感動了，連說：「沒有一點兒監獄的感覺，沒有一點兒監獄的感覺。」

他們一見面感情都很激動。戰犯荒川武雄剛一進門，他母親撲過去，又驚又喜，呆若木人。荒川抱住他的母親，一時說不出話來。

「我想一定隔著鐵窗說話的。」母親第一句話就說，「沒想到談話是這麼自由！」她又上下打量兒子健壯的身體說，「你是這樣的健康。」

「媽媽，從報紙上看到登載你的名字，我真高興。」兒子激動地說，「媽媽，可是被我殺害的中國人再也不能見到自己的母親了。」兒子哭了起來。

「你的姐姐、侄子，都是一九四五年在廣島被美國原子彈炸死了……」老人只顧抹眼淚，好半天才說了這麼一句，可是又哽住了。

母子倆陷入沉痛的回憶中。「小白鴿」給驚呆了。

當我第二次來到這個房間時，正趕上日本記者在這裡訪問。只聽荒川向記者說：

「……對中國政府不知怎樣感謝才好。過去我對中國人民犯下了不可饒恕的罪行，不但給中國人民帶來了深重的災難，也給日本人民帶來了無限的災難，我的姐姐和侄子……這無疑等於我參與殺死了他們。」

「你如果回國後，打算做什麼？」記者問他。

「堅決反對侵略戰爭，為世界和平事業貢獻我的餘生。」荒川回答。

顯然，這位記者不願意再聽下去，轉身向外走去。

「記者的職責是真實報道，我希望你們回去後要真實地報道這裡的情況。」荒川高聲對記者嚷道，而後轉身把母親拉到我的面前，介紹說：「這位先生姓崔。」

「你們教育了我的孩子，比我這做母親的還好，實在太謝謝了。」他的母親用感激的目光上下打量著我，點頭鞠躬，嘴裡不停地叨唸著最後這句話：「太謝謝了！太謝謝了！」

荒川給我解釋說，剛才給他母親講述了他在中國所犯的嚴重罪行，無論根據什麼法律也要判處死刑的，可是中國人民不但沒處死他，還耐心地教育他認罪。又說那一次得了重病，生命有危險，管理所及時給他醫治，使他恢復了健康。中國人民給了他生命，中國人民是他的再生父母。他母親聽了以後，遙向北京叩了頭。

「中國人頂好，管理所先生頂好。」他的老母親這時無拘束地笑了，感激地說。

「這是共產黨和毛主席要我們這樣做的。」我這樣向她解釋。她又操著生硬的中國話說：「共產黨頂好，毛澤東頂好。」

這個「小白鴿」呢，也歪著脖用天真的敬慕的眼睛看我。

半個月以後的一天晚上，我們用汽車從賓館把戰犯家屬接來看電影，看完電影已九點多鐘了。我隨著人群順著走廊往外走。走廊上有稀疏的燈光，外邊天空更顯得墨一樣的黑。借燈光望去，外頭正下著小雨，微風拂柳梢，雨水輕輕地洗滌著園裡的菜蔬，菜葉兒顯得又大又綠。我默然預想著合作化高潮後的第一個豐收景象。

「崔先生看電影了？」聽聲音回頭一看，原來是戰犯荒川的母親在喚我。還沒有等我回答，她又接著說下去：「一幕一幕的殺人，太可怕了。我好像看見了我的兒子在中國殺人、放火的情形。這些戰犯統統的劊子手，想不到的，太可惡了。」老人的心情是激憤的。隨後她的聲音又充滿了感激：「中國政府，徹底地叫他們認識錯誤，是完全應該的。我相信我的兒子在你們的教育下，會變成誠實、正直的人，太感謝了。」

「小白鴿」走在她祖母的身後。我問她：「看懂電影沒有？」

「爸爸是壞人。」她回答。說著低下了頭。

我撫摩著她的柔軟的頭髮說：「相信他吧，他是會改好的。」這是個很聰明很可愛的孩子。每逢見到我們時，便老遠就喊「中國叔叔」，然後跑到我的身邊，問這又問那。有一天她看見在監獄附近的空地上，一群小學生們在歡樂愉快地遊戲，唱著《東方紅》和《少先隊員之歌》，有的小孩子的脖上還繫著鮮豔的紅領巾，她便把她那粉紅色的紗巾系在脖子上，還非叫我教她唱歌不可。真沒想到，在戰犯家屬們臨別的晚會上，這孩子在臺上唱了兩支歌：一支是《東京——北京》，一支就是《東方紅》……

我繼續看下去：

「我的老母親，已經向我們的親人們作過好幾次報告了。昨天，在一個院落裡，居民們聚集三十人，一定要聽一聽關於中國的事情。母親又給他們講了兩小時。

「我的小女兒也總是跟著她的奶奶去，遇到熟人就講中國人如何好啦，士兵給她糖吃啦，又是和管理所中國叔叔一塊唱歌一塊跳舞啦。她還跟我說：‘還要到中國去，這回媽媽帶我去吧！’我自己呢，也在積極地參加反對戰爭、保衛和平、促進中日友好的鬥爭。明日我就去參加反對日本軍國主義化的遊行。我立誓要把和榮撫育成為一個為保衛和平而戰的健全的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