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這時候的勞動成績，依然令人氣餒。

我在前面說過，我起初給自己乾的活，暴露出來我的愚蠢和低能，當時給我最大的苦惱還不是自尊心的傷害，而是生怕政府把我看成不堪改造的廢物。在後來的糊紙盒的生產勞動中，我的苦惱又發展了一步。

一九五三年，所方和哈爾濱一個鉛筆廠聯絡好，由我們糊一部分紙盒。每天下午三時以後，我們幹兩個小時的糊紙盒勞動。誰都知道我過去不僅沒有糊過鉛筆盒，就是使用鉛筆也沒有自己削過。我想不到鉛筆會有這麼多的盒子去裝，不但要用小盒子還要用大盒子。剛一開始糊盒，我覺得這個活很新鮮、很好玩，可是糊了不大時間，我就給弄得跟糨糊一樣的糊里糊塗。別人已經糊了好多個，我一個還沒糊好。好容易糊出了一個，又和別人糊得不一樣，一時怎麼也研究不出究竟區別在哪裡，如果別人不指出來，我也許要研究到收工，才能明白是把標籤糊倒了。

這一天，擔任準備材料、送材料的真瑞到我們的號裡說：「幾個號都贊成搞競賽，你們老頭參不參加？」

我們這個平均年齡最大的號，也一致贊成參加競賽。為了提高效率，大家組織了一個流水作業線。使我痛心的是，進行了不久，我就被排除到這條線外，原因是有我在，「水」就流得比單幹還慢。

這是我和侄子們分開之後，第二次感到孤寂的無依無靠的苦惱。在偽滿的時候，我有時獨自一個人在屋裡坐半天，念一下午的經，倒沒有這種感覺，現在在鮮明的對比之下，這由於低能而被剔除在生活外的滋味，覺得實在是不好受。假若有一個人給我做伴，另外一起糊糊盒也還好，在和侄子離開之後，我的岳父榮源還給我洗過衣服，可是不久他就老死了。我又不甘心像等著老死的張景惠那樣，倚老賣老，什麼也不幹。我更怕所方誤會我躲在流水線外遊手好閒。我索性單幹起來。不用說，相形之下，我的效率更顯得低下，別人每兩小時平均可以糊三四十個，我卻只能糊六七個，其中還時常出現廢品。有一次，我覺得很高興，兩小時糊出了八個，可是一經檢查，有一個盒子竟打不開蓋子。同屋的老振拿起這個盒子來笑道：「溥先生糊的鉛筆盒，是不打算叫人把鉛筆裝進去的。」

別人的訕笑，倒沒引起我什麼反響，我心中卻在為自己悲哀。我任何財產都沒有了，就算把我放在社會上，我連糊個紙盒都學不會，靠什麼活呢？我這時已看過了《論人民民主專政》那篇文章，其中有一句說得明白：「對於反動階級和反動派的人們……讓他們在勞動中改造自己，成為新人。」看我這樣，政府認為我還能成為新人嗎？

當我終於糊出了大體夠格的八個鉛筆盒的那天，我的高興是空前的。我開始看到面前一點兒希望：看來我還能學會幹活。那天，所方把我們的糊盒得到的酬勞，買了糖果發給我們，我拿起一塊糖果不禁發生了感慨：這塊糖不知是怎麼做的，大概也不比糊紙盒簡單，天底下的東西恐怕沒有不費勁就生出來的。過去我從來沒想過手邊的東西都是怎麼形成的，好像我所用的一切東西，最遠的起源就是長春偽「宮內府」倉庫，如果我還能想得更遠一點兒的話，那至多就是想到換來這些東西的鈔票了。這時，我忽然想到這樣一個問題：假如叫我到社會上去自食其力，要花費多大力氣呢？大約要把糊鉛筆盒的紀錄從八個提到八十個也還不夠。我糊紙盒由七個提到八個，我從這件經歷上看到了一點兒希望，可是這希望真是太微弱了。

到我進步到已能糊到十個紙盒的時候，進入了認罪階段，勞動停止了。認罪之後，第一次勞動是美化園庭，我參加了平整院中土地、拔草的活兒。在拔草的時候，我心中僅有的一點兒信心和希望又受到一次打擊。

那次拔草，我被分配給一塊花臺。我覺得這是一件最容易的工作，比我再笨的人也會做，不料我剛拔滿了一把草，在我附近砌磚塊的蒙古人老正，忽然氣急敗壞地向我嚷：「老溥，你，你拔的什麼？」

「我拔的不是草嗎！」

「你看這是草嗎！」他把我手裡的草奪過來，把其中又粗又長的植物一下子挑出一半來，一伸伸到我鼻子尖，「你連草和花都分不出來嗎？你啊，你啊，你真是個廢物！」

過了不久，這天吃包子，我覺得它特別香，要求多給幾個。王看守員問我：「你喜歡韭菜嗎？」

「韭菜？我不知道。」

「你不是說好吃嗎？你吃的不是韭菜餡嗎？」

我這才知道這是韭菜。王看守員很奇怪，問我：「韭菜長在地裡你沒看見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