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四年底結束的認罪檢舉運動，在某種意義上說，是促成了我從回國以來為保護自己而建起的防線的最後崩潰。這是僅次於偽滿洲國垮臺的一次崩潰。崩潰是由我這個封建小家族的變化而開始，到我對它的影響完全消失而結束。這次崩潰後的絕望程度也不下於上一次，使我最懊喪的是，我一直想站穩「自動坦白」這個陣腳，可是最後，還是在檢舉材料面前變成「被迫承認」的俘虜。我對未來的審判更失掉了任何樂觀的想法。

一九五五年元旦那天，所長見到我就問：「認罪完了，新的一年又開始了，你對今後怎麼打算？」

我垂頭喪氣地說：「唯有束身待罪，等候政府和人民的處理。」

「太消極了。」所長大不以為然的樣子，「這個態度解決不了什麼問題。最重要的還是要爭取改造，要好好學習，重新做人。」

改造？學習？——我心裡想，不說判我個死刑，就算判個無期徒刑吧，我還改造個什麼呢？所長就像聽見了我肚裡的話，他又說：「在我們國家裡，對於接受改造表現好的罪犯有減刑的，也有免予起訴的。所以，問題還在於自己是不是有決心重新做人。」

我對所長的話，只能是半信半疑。雖然幾年來的事實，證實著所長說的話，從來不曾騙過我，可是所長只是管教犯人的管理所長，他的話能代表最高司法機關的意思嗎？

對這個同一問題的關心，也不只我一個人如此。觀測政府意圖的氣象，早已成了所有犯人最為操心的一件事（這些人都比我聰明和敏感得多了）。例如認罪開始前，報紙停發了，「聰明人」立刻斷定是有了嚴重的事情在等待著我們。又如認罪後，又來給我們量棉衣的尺寸了，他們立刻判斷出政府一時不會對我們處理。給我們注射霍亂防疫針了，所方人員給我們講夏季衛生了，他們又首先流露出舒暢的心情，當然，這不是由於健康上有了保證或者是因為長了什麼衛生知識。冬天用舊報紙糊窗戶縫時，有人從一九五一年舊報紙上看到了張海鵬被鎮壓的新聞，也有人看到了同犯老佑的家產被沒收的訊息，於是一九五五年有幾天好的氣候，又被一九五一年的晴雨表弄得陰雲滿天。

總之，無論是「聰明人」和不聰明的人，或者說無論是神經過敏的和神經遲鈍的人，全都喜歡觀測氣候，而測氣候時所注意的徵兆，空間範圍不僅限於所方，時間範圍也不僅限於眼前。

一九五五年剛過春節不久的一天，全體偽滿戰犯又得到一次氣象大觀測的機會。

這天中午，劉看守長推開門叫我：「溥儀！換衣裳！」

全屋的人都明白這句話的意思，這是有政府首長要找我談話了。為什麼要說換衣裳呢？雖然我已學會了一點洗縫，但是在服裝整潔方面還是居於末位，衣服穿在身上的樣子還不能把在哈爾濱得到的「八大市」稱號取消。因此，有一天全組一致商量好，強叫我專門留出一套衣服，平常不許穿，以備必要時（比如見首長、開大會）使用，免得給大夥丟臉。看守員也知道了這回事，所長就把「換衣服」當做「見首長」的代用語了。同犯們每聽了這句話，總有人幫我拿衣服換裝，甚至有時還會囑咐一句：「好好聽聽首長的指示教導！」他們這種殷勤並非沒來由，原因是希望我在首長面前不要為了表現自己而喋喋不休，以至佔去所有時間，不給首長說話的機會，而首長對我講的每一句話，他們都看做是觀測氣候的最好根據。在哈爾濱，每逢我向鐵欄杆外面的首長說個沒完的時候，其他犯人在暗地都不斷生我的氣，事後我總得到這種埋怨：「你少說幾句不行嗎？你多說一百句也頂不上政府首長一句話有用！」

這回又叫我換衣裳，這是認罪後第一次見首長，我不用他們囑咐也下定決心，一定要剋制一下「表現欲」，多聽聽首長說什麼。

和我同去的還有溥傑（他平時總是整整齊齊，用不著換裝，可是現在就不如我神氣了）。我們進了所長的大會客室，一眼看到擺成一個大u字的十幾張大沙發差不多全坐滿了，大都是帶金晃晃肩章的。這麼多的將軍哩！他們看我做什麼呢？我心慌意亂地向所長那個方向鞠了個躬。憑經驗，我猜想坐在所長附近的必是一位最大的首長，雖然那裡坐著的一個唇上留鬍子的人，並沒穿軍裝。溥傑也行了他那個日本式的挺胸的軍人鞠躬禮。有人向我們招招手，示意我們坐下，我又向招手的人鞠個躬，坐下了。

「首長們想了解一下你們學習的情況。」所長說。

一看見將軍們面容都那麼和善，還帶著微笑，於是我的難於剋制的表白自己的慾望又發作了。我忘了要聽聽首長怎麼說的想法，也忘了身邊的溥傑，立刻滔滔然說起來了。我說的些什麼，現在都不記得了，大致不外是敘述了過去的罪惡經歷（當然比認罪前的內容豐富多了），我如何感激政府的寬大和人道待遇，我現在的學習情況，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