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車到瀋陽站停下了，一個政府工作人員宣佈說，因為天熱，年歲大的人可隨他去休息一下。他按名單把張景惠、熙洽、我，還有幾個偽大臣都叫出來，讓我們坐進一輛大汽車。我一看車旁腰插盒子槍的四個兵士，認為這可真完了。在汽車裡，儘管隨車的工作人員向我們解釋，叫我們不用怕，可是我還是絕望地對我的侄子秀山叨叨著：「你算什麼？你是白饒上的……我現在帶你一塊兒見祖宗去吧……」別的犯人都沉默不語，秀山瞪著眼，一聲不響而臉色煞白地聽我叨叨。他後來說，那天他叫我嚇得兩條腿都麻木了。
汽車停在東北公安部門口，隨行的政府工作人員，拿出名單點名，頭一名就是我。我已經豁出去了，應了一聲，把外衣脫下來一團，掖在肋下，跟著就向大門裡走。進門上樓，我一步兩蹬地飛快地跑上樓梯。帶路的人對我不勝驚愕，連忙趕到我的前面，把我領進一間大屋子。這屋子中央，有一張長長的臺子，擺滿了各種點心、水果和紙菸。我想起了從前太監們講故事說的，死刑犯人吃的什麼催命酒。好吧，反正是全完了！我把團起來的衣服扔在臺子上，還未落座，也不等後面的人到齊，就哆哆嗦嗦地抓起一個蘋果，狠命地咬了一口。我已經弄不清別人怎麼進來的，怎麼坐下的，政府的首長們又是什麼時候到的。站在桌子盡頭，有位首長，他在說什麼話，我也聽不見。我只是不知其味地咬嚼著嘴裡的東西，費力氣地嚥著，等待五花大綁。看那位首長說個沒完，我著急了，站起來嚷道：「不用再說了，趕快走吧！」
首長的話叫我打斷，他笑著說：（這幾句話我是聽清楚了）「你是太緊張了，應當鎮靜鎮靜。」在他旁邊坐著的另一位首長也對我說：「你想不想看看你的侄子憲東？他在解放軍裡，想看他，可以叫他來……」
這幾句話聽得我莫名其妙，不明白是什麼意思。首長接著又講的話，我聽了更加糊塗，什麼「要好好學習，改造」，什麼「到了撫順好好休息，注意身體」，這都是什麼意思呢？正想著，帶領我們來的那個工作人員走過來，把那個名單交給那位首長，報告說，除了熙洽因為身體不好沒有來，其餘的全來了。我急於明白是怎麼回事，竟一把從首長手裡把名單搶了過來，看那上面寫的什麼。許多政府人員都笑起來，那位首長還是說：「用不著緊張呵！」
這時，如果不是屋裡出現了一個熟悉的面孔，我的笑話還不知鬧到什麼地步。一個穿著整齊的幹部服的青年，笑眯眯地站在我們面前，我認出這是在蘇聯陪我們住著的張景惠的兒子，在偽滿時，他是個學生，到了蘇聯，我們才知道他是中共的地下工作者。小張的出現，使犯人們都活躍起來。他和他的父親見了面，又向一些犯人談了些他們家屬的情況，誰的兒子在哪個大學讀書，誰的女兒在哪裡工作。這一說，滿天烏雲全散了。死不了啦！這個思想一在腦際出現，我的眼淚也就如同潮水一般，洶湧而至。
對死刑的恐懼，並不是從此就消失了的。八月五日到達了戰犯管理所監獄時，在瀋陽出現的樂觀情緒又一掃而空，恐懼又重新佔據了內心。與前所不同的，只是摻和了更多的迷惑不解。
從瀋陽到撫順這段火車上，有人樂觀地估計，到撫順休息幾天就會分頭回家，還有人說，他到過撫順，知道日偽時那兒有個豪華的俱樂部，他斷定那是我們「最合適的休息地方」。當汽車把我們從車站載到管理所，監獄的青灰大牆、高高的崗樓出現在面前的時候，剛吹散的烏雲又回到所有的犯人的心上。我和榮源、溥傑和三個侄子被領著通過一條站立著全副武裝的哨兵的通道，進了一間有著一條長長板炕的房間。隨著身後響起的關門上鎖的聲音，我在公案小說中看到的監獄生活，特別是我在長春對付孫博元那些孤兒的電刑具、木籠子、鐵心包皮的馬鞭，立刻湧現在我的腦際……
這一天，儘管伙食很好，我們都吃得很少。一整天大家都垂頭喪氣，不說一句話。第二天，軍醫們給我們檢查身體，檢查得十分詳細，連過去得過什麼病，胃口好不好，平常吃什麼不吃什麼都問到了。接著，牙刷毛巾等日用品都發下來了，新的被褥是昨天就給了每人一套，今天又發新衣服，黑色的外褲褂和白色的襯衣。隨著這些舉動，大家也有了活氣，可是全鬧不清是怎麼回事。過了不多天，一個身材不高、大約不到四十歲的穿軍裝的人，走進我們的屋子，問我們的姓名，在蘇聯的生活，看過什麼書。我們回答了之後，他說：「好好學習吧，思想一定要改造。」後來知道，這就是所長，解放軍的一位上校。所長的話讓我們更迷惑了。究竟是坐監牢，還是上學？說是上學，這裡明明是一座軍事監獄；說是監獄，我自然想起我聽說過的前清的、民國的、偽滿的監獄，以及我自己設的監獄，可是這裡一無腳鐐手銬和刑具，二無豎眉瞪眼的獄卒。和所長談話後不久，報紙和書籍都送來了，每天還有遊戲，晚上還有紙牌、棋等文娛活動。
這是什麼學校呢？「學生」都不用名字，叫號碼。我的號碼是「981」。這不是犯人嗎？
沒有審訊，只是每人發來一張表格，叫自己填上姓名履歷。我填寫得再簡單不過：「前清皇帝、偽滿洲國皇帝」，交給了穿軍裝的看守人員之後，也沒有人再問我一句什麼。這又不像是犯人了。
還有許許多多奇怪的事。這天是我們洗澡的日子，我們看見有些人挑熱水到浴室裡去。我知道這個剛剛改建好的浴室，熱水管還沒安好，所以，每次要用人力擔水。我總以為擔水的自然該是由犯人輪流，這時才知道擔水的就是那些看守我們的和其他穿軍裝的人。究竟我們是不是犯人呢？這是不是監獄呢？
我的岳父榮源，自從進了房門，總是搖頭嘆息說：「看著吧，受罪在後頭！」這天出去散步，他把從蘇聯帶來的一包紙菸忘在院子裡的窗臺上，回到屋裡想起來，很惋惜地說，如果不是在監獄裡，非把這包煙找回來不可！可是不等他去找，看守人員把煙給他送來了。這個深信要受罪的人，也迷惑了。
「他們都很文明哩！這必定是專門挑出來管我們的。」
有一天，一個同犯發表了這個見解，同室的人都同意他的看法。在沒有別的更合理的解釋下，這個解釋也就是唯一可用的了。這種看法，竟保留到外出參觀看到整個社會的變化時，才告失效。
在撫順這一次一共住了兩個月。這是由恐懼到迷惑，由迷惑到盲目樂觀，又突然跌進恐懼的兩個月。盲目樂觀是由於報紙上一篇文章引起的。先是大家對學習莫名其妙，沒有人講課，叫我們自己學，第一本書是《新民主主義論》。我感到很新奇，偽大臣們也和我一模一樣。什麼主觀、客觀、意識形態、主觀能動性，等等，誰也不懂。每天的討論大部分時間是摳名詞，摳得毫無興趣。但是為了對所方表示積極，只好硬著頭皮學習。後來不記得是哪一位，看到報上一篇談新中國建設需要大量培養和提拔幹部的文章，他忽然大徹大悟地議論道：原來共產黨缺人才，所以叫我們學一學，不久就要讓我們出去工作的。這個看法居然有許多偽大臣們都表示同意。盲目的樂觀情緒一齣現，居然有人很用功地念起書來。但是到了十月間，志願軍出國到朝鮮，抗美援朝運動起來了，所方突然宣佈向哈爾濱遷移，這次盲目的樂觀又一掃而空，一種新的恐懼又出現在每人的心上，而我大概又是其中最嚴重的一個。
在火車上，我悄悄地問溥傑：「你看這個戰事怎麼樣？」
「唉，燒香引鬼。至少南滿快完了！」
這幾乎是當時全體犯人的看法。還有人估計，不等我們到達哈爾濱，美國軍隊就先到了瀋陽。也有人認為，不久以後給我們開啟監獄門的，必是美國人。總之，都認為儘管共產黨打垮了日本人和蔣介石，這次的對手卻是手裡拿著原子彈的美國人，必然是引火燒身，最低限度，東北的江山是保不住了。我由此聯想自己的命運是三條：一是再被送回蘇聯，這是最好的；二是被美國飛機炸死或是炸傷；三是不等美國兵到，中國人先把我們全殺掉。有這樣的想法的也不只我一個人，這就是車廂始終保持寧靜，整個旅途中大家全吃不下飯的原因。
到了哈爾濱，一看見這所監獄，我不禁倒抽了一口冷氣。監房好像扇面似的排列成半圈，每個房間前後全是鐵欄杆，好像動物園裡裝野獸的籠子。這是偽滿遺留下的監獄（我們住了一年左右就搬了家，後來聽說政府把這所鐵籠子拆掉了），後來聽一個當過哈市偽警署署長的偽大臣說，這個鐵籠子原是日本人關押抗日愛國人士的地方，那時進了這裡的人很少有能活著出去的。我住進去的那天，還沒聽到這些故事，可是那個鐵柵欄門開關的響聲，已夠我受的了。從這天起，我心情日益惡化，不可終日地疑神疑鬼，外面無論是汽車聲、開關門聲，還是換崗哨的腳步聲，都會引起我的驚慌。有一天夜裡，一個犯人做夢叫喚起來，把我驚醒了，同時似乎又聽到甬道里哨兵拉槍栓的聲音，嚇得我整整哆嗦了一夜。
到了哈爾濱不久，突然停發了報紙，也引起犯人們紛紛的猜疑。有一天，廣播器放送完一段音樂，電臺廣播員剛講了半句話：「偉大的鎮壓反革命運動正在大張旗鼓地……」突然廣播器被關上了。所有的監房也立刻屏息無聲。大家都明白了，原來現在正鎮壓反革命，所方向我們封鎖了訊息。我想到的是：現在必定是百姓們在控訴我，說不定今天明天就要被拉到公審大會上，我一定是頭一名！
正在惶惶然不可終日的時候，這天甬道里出現了所長和一位穿著軍服的中年人。所長向大家宣佈，有一位公安機關的首長，代表人民政府要向我們講話。穿軍服的人站到甬道上，對我們講了大約有三個鐘頭。可惜我現在已經不完全記得了，因為我那時還聽不大懂。他談了政策、改造、學習，我們應該抱什麼態度。這段講話，實際上就是後來近十年我們走的道路。不過，當時我不能理解那麼多，我只從他一再講學習學習的話裡，聽懂了一個意思：共產黨並不打算殺掉我。只明白了這一點就夠了，我繃得緊緊的每一根神經，又鬆弛了下來。
接著，我們度過了第一個供應豐盛、情緒輕鬆的春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