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首長講過了話，讓我們吃了一顆定心丸，過了不久，所方叫我們偽滿戰犯每人寫一份自傳。

我根據自己的「知識」，對自己解釋說，這就是審判前夕的調查。

我原先認定不容分說就殺頭的想法是沒有了，這時我又猜測我的最後命運，大概還要經過審訊來決定。對於審問，我倒是早有了現成的一套。

到達哈爾濱的那天，剛走下汽車，還沒有進監房的時候，我的侄子子顯悄悄走近我的身旁，低聲在我耳邊說：「還是在蘇聯的那套說法！」我微微點了點頭。

在蘇聯時，我曾經給蘇聯內務局寫過一個「陳述書」，敘述了我一生的經歷。這個經歷是寫得非常不老實的。我隱瞞了早在偽滿成立之前，我在天津當「寓公」時就勾結日本軍閥圖謀復辟的事實，我把自己到東北說成是被土肥原綁架，隱瞞了我自願前往的真相。關於前者，最有力的證據就是在東京法庭上南次郎拿出過的我寫的親筆信，我在法庭上矢口否認了它，一直也沒向蘇聯政府承認這件事。關於後者，社會上早有我被土肥原綁架到東北的傳說，我也就將錯就錯說成是自己被迫不得已。此外，我把偽滿十四年的處境，說成是完全處於日本人的擺佈之中，既不自由又很悲慘。關於我對日本人的諂媚，對家人的兇暴，我一字不提。經過這樣粉飾，「陳述書」中的溥儀，就成了一個完全受命運捉弄而自己無能為力的可憐的傀儡了。

這個「陳述書」裡的歷史，是我對外一貫的發言基礎，也是我的家裡人們對外的統一說辭。事實上，他們對我的底細都很清楚。從十四歲起就從北京跟隨我的李燾一直沒有離開過我，我從天津動身到旅順之前，是他給我準備的行李，我坐上汽車從大門溜出來，他在旁看見。我到旅順之後，也是由他服侍我。他也知道我在長春時代對僕役們的兇暴無情，他自己就捱過我不少打。我的三個侄子在長春「內廷」做學生的時候，等於是我的僕役，他們知道，也聽我說起過我與吉岡和日本人的來往情形。我的兩個妹夫，知道的事情就更多。在長春時，我有的事情還願意和五妹夫康慶商量商量。南次郎手裡的那塊黃絹，我在蘇聯就告訴過他，那確是我親筆寫的。我掩蓋起的主要歷史問題全在家裡人的肚裡，他們雖然到了蘇聯仍受我的役使和侮辱，動不動挨我罵，特別是三個侄子和李燾動不動還要挨我的打，甚至要圍跪在我面前互相打嘴巴，但他們仍對我忠心耿耿，為我掩飾，連對他們的虐待侮辱也對外諱言。他們給我處理珠寶，替我偷偷銷燬，連一粒珠子也不曾私自留下，這就可見他們對我的忠誠。

在蘇聯的五年生活，證明了家裡這些人對我的無限忠誠。不幸的是我從北京時代就有了這樣一個邏輯：越是接近我、熟悉我、服侍我的人，就越帶有危險性。我已經說過，我對僕役立下那些不近人情的規矩，我採取的那些製造矛盾、叫他們彼此監視、有了過失叫他們互相體罰等統治手法，都是來自這個看法。因此，我生活上既要依靠他們，同時我又不信任他們，這就給我自己帶來了無限的苦惱。我虐待和侮辱他們，在他們心裡種下怨恨，這就給我自己帶來了對於報復的恐懼。被我當奴才使用的幾個侄子，是最接近和熟悉我的，又是始終伺候著我的，我對他們的心情也最複雜。

剛到撫順不久，讓我首先感到不安的是秀山侄。我自己記得火車上拿他當墊腳石使用的那件事，因此對他不得不特別和氣，也不得不特別留意。有一天他在桌上寫字，我走過去的時候，他偏躲著我，恍惚間我看見了「走著瞧吧」幾個字。從此，我對他起了疑心，天天擔心他會向所方檢舉我，說我的壞話。

我想了許多對他防範的辦法，最後認為最好的辦法就是儘可能和他廝守在一起，儘可能把他放在我的約束之下。我竟沒想到，所方突然調整住房，把我和幾個侄子分開了。

分開之後，我在屋裡坐立不安，熬了不過兩天，就實在熬不住了，我忍不住流著眼淚向看守員懇求道：「請先生給所長說說，還是讓我家裡的人和我住在一塊兒吧。我實在不習慣，我從來沒離開過他們。」

這也是實情的一部分，我長這麼大，還沒和家裡人分開過，離開了人的伺候，對我確是一件大事（後邊我還要說）。但這僅是一部分原因，別的原因我自然不會說出來。所長親自來了。我把生活上如何不慣、在蘇聯分開一次後來也還回到一起等等說了一遍。所長說：「為了照顧你和年歲大的人，你們的伙食和那些年輕人是不一樣的。你們住在一起而伙食不一樣，對他們恐怕不大好。」

「沒關係，沒關係！」我一聽就是為了這個原因，便滿口替他們包下來，我認為他們吃得比我再差，也不值得考慮。

那天我還以為我的理由和眼淚真都生了效，侄子們果然又和我住在一起了。可是我很快就明白，即使真是眼淚和理由的作用，那時效也未免太短。過了不過一星期，再度調整房屋，我又和家人們分開，被撥到和幾個偽大臣們一起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