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板垣談妥了交易——以一年為期，如屆時不改為帝制，我就不做這個「臨時執政」，上角利一來告訴我說，軍方的意思是由鄭孝胥出任第一任國務院總理。我點了頭。他又拿來第一任各部總長的名單，我也點了頭。過了幾天，即二月二十九日，關東軍參謀部四課包辦的「自治指導部」在瀋陽搞了個「全滿洲會議」，做出了「擁戴」我為執政的「決議」，並選了九名請願代表。上角和鄭孝胥都來告訴我說，在請願代表團第一次來請願的時候，要表示謙遜辭謝，第二次請願時，才應允。我又點了頭，並且叫陳曾壽替我把「辭謝」和「應允」的臺詞都給我準備好。
在旅順的最後幾天裡，還有些其他的囑咐，我都一律照辦，一律點頭。
我從此開始了對日本人百依百從的歷史。這並非完全由於害怕，也不像後來關內某些報紙上揣測的「迫不得已」。固然自從和板垣打過交道之後，我有了「瓷人」的感覺，覺得處境有如踩著老虎尾巴，但另一方面，有了日本租界的七年生活，我的靈魂的根子已深深紮在這種特定土壤內。我相信要滿足自己的慾望——從最低的生命安全到最高的復辟清朝，只有借用日本人的勢力，求得日本人的庇護和慷慨。我這種思想經過胡嗣瑗、陳曾壽這些重新得到我寵信的舊臣的一番引經據典，很快就明確地樹立起來，而且掃掉了滿天愁雲。
胡、陳等人這時又自由地回到我的身邊。雖然他們的復辟大清的主張失敗了，「正紀綱」、爭用人權等等也未成功，但是他們對於能回到我的身邊任職是滿意的，因此就勸我不要著急，舉出歷史上晉重耳、漢劉秀等等的例子說明，中興大業都免不了委曲求全。
這時，表示後悔的羅振玉也如此主張，商衍瀛則以「老祖」的乩語證實這個想法的正確。有了這些理論和預言，我的懊喪心情逐漸平復了，甚至鄭垂的通權達變論我也認為有道理。最後，我不再對「執政」的稱謂覺得是侮辱，而看做是通往皇帝寶座的階梯了。
這種思想，反映在我叫陳曾壽寫的兩篇不可少的祭文中：
祭告關帝文
伏維護國英靈，赫昭顯應，深蒙加被，久矢皈依。今以豐鎬舊邦，渝於水火；群情推戴，勉為其難。撥亂反正，懍大義於春秋；嘗膽臥薪，效畏天於勾踐。變五銖錢之業，窈有慕於前規；秉九頓首之誠，唯祈夫靈佑。
祭告列祖列宗文
二十年來，視民水火，莫由拯救，不勝付託，叢疚滋深。今以東三省人民之擁戴，鄰邦之援助，情勢交迫，不得不出任維持之責。事屬創舉，成敗利鈍，非所逆睹。唯念自昔創業之君，若晉文之於秦穆，漢光武之於更始，蜀先主之於劉表、袁紹，明太祖之於韓林兒，當其經綸未展，不能不有所憑藉，以圖大舉。茲本忍辱負重之心，為屈蠖求伸之計，降心遷就，志切救民；兢兢業業，若履虎尾。敢訴愚誠，昭告於我列祖列宗之靈，伏祈默佑。
我的「降心遷就」和「兢兢業業」的表演，由逼真、認真而日趨神形合一。
三月一日，「全滿洲會議」的請願代表等九人到達旅順，這是上角說的第一次「請願」，是要辭退的，我於是拿出了第一次用的臺詞表演了一番，並且把那個三天前寫好的臺詞交給了「代表」們：
予自經播越，退處民間，閉戶讀書，罕聞外事。雖宗國之玷危，時軫於私念，而拯救之方略未講。平時憂患餘生，才微德鮮。今某某等前來，猥以藐藐之躬，當茲重任，五中驚震，倍切慚惶。事未更則閱歷之途淺，學未裕則經國之術疏，加以世變日新，多逾常軌，際遇艱屯，百倍疇昔。人民之疾苦已臻其極，風俗之邪詖未知所屆。既不可以陳方醫變症，又不可以推助徇末流。所謂危急存亡之秋，一髮千鈞之會，苟非通達中外，融貫古今，天生聖哲，殆難宏濟，斷非薄德所能勝任。所望另舉賢能，造福桑梓，勿以負疚之身，更滋罪戾。
三月五日這天，「代表團」二次出場，人數增加到二十九名，張燕卿、馬涵清、林鶴皋、謝介石、趙仲仁和蒙古王公凌陛等人都來了。於是我又拿出了另一個臺詞，表演之後交給了他們。這裡面說：「承以大義相責，豈敢以暇逸自寬；審度再三，重違群望。」並且說，「勉竭愚昧，暫任執政一年，一年之後，如有隕越，敬避賢路。儻一年之內，憲法成立，國體決定，若與素志相合，再當審慎，度德量力，以定去就」。
「代表」們當然也有備好的臺詞，表示了同意。當天，胡嗣瑗和後趕到的前內務府大臣寶熙，押了行李先去長春準備。次日，我和婉容以及鄭、羅等人先到湯崗子，張景惠和趙欣伯等人也到了這裡來迎接。過了一夜，動身去長春，三月八日這天的下午三時，火車到了長春站。我的腳踏上了長春的站臺，我的神形也達到了完全合一的程度。在軍樂聲中我看見了一列列的人，手裡握著太陽旗和板垣給我看過的黃色旗子，在這種行列間發現了一群拿著黃龍旗的跪在地上的滿族，我竟忽然流下淚來……
汽車穿過了沉默的街道，穿過了扎著紙花的粗陋的綵牌樓，把我送到一座古舊的院落中。這是從前清朝道尹衙門的舊房子，這就是匆忙拾掇出來的「執政府」。第二天，在這裡舉行了所謂執政就職典禮。關東軍的本莊、三宅光治（參謀長）、板垣（高階參謀）、石原莞爾（參謀）和「滿鐵」總裁內田康哉一律參列。參加典禮的舊臣除了鄭、羅之外，還有商衍瀛、寶熙、陳曾壽、胡嗣瑗、萬繩栻、林棨、王季烈、三多、善寶、趙景祺、毓善、凌升等。同時登場的還有被稱為「建國元勳」的張景惠、臧式毅、馬占山、熙洽、張海鵬。那天我穿了西式大禮服，接受到場的中國人三鞠躬，我行了一鞠躬答禮，然後由臧式毅和張景惠送上黃綾包的「執政印」。鄭孝胥代我念了「執政宣言」。完了就是接見外賓，內田康哉致「祝詞」，羅振玉代我致答詞。然後，到院子裡升旗、照相。照完相，在院子裡舉行了慶祝酒會。
酒會未散，一個發光的禿頭晃到了我的身邊，我耳根響起了一種非常恭順的聲音：「本莊司令官向孝胥表示了，要孝胥擔任國務總理的重擔。孝胥固辭不受，可是這是日本軍方的意思，再說也要上頭同意呀……」他把寫得很整齊的任命書送到我的眼前，除了特任總理的之外，還有各部總長的。我自然又是點頭，一聲不響地在公文上籤了字。(1)
經我親手升起的「滿洲國國旗」，像一塊黃色的破補丁，貼上了祖國東北的天空。在這塊天空下面，二百萬平方公里的山河從此完全淪為日本帝國主義的殖民地，三千萬同胞成了地獄中的奴隸。日寇有了日後發動全面侵略戰爭的基地，為「南進」或「北進」鋪起了啟程的道路。
我當時即使能看出祖國人民以至東南亞人民將要為我付出的代價，但為了我的慾望，也是在所不惜的。一九三五年我做了「康德皇帝」，我的慾望得到了某種程度上的滿足。這時，我不是完全看不到掠奪，不是完全聽不到屠殺，但我仍是視而不見，充耳不聞。在整整十四年中，在人民的反抗、痛罵、怨恨和呻吟聲中，我為了一項私慾——從君臨天下的野心降到維持皇帝的招牌，再降到生命的安全——我盡力討好強盜和兇手們，順從地為他們效勞，給他們搽脂抹粉，把掠奪和屠殺都變為合法的行徑。
我和強盜兇手們的第一個交換條件，是我和本莊繁簽訂的《日滿密約》。在這項交易中，日本人允許承認我為「滿洲國」的「元首」，我允許就任「執政」後實行這五項條款：
一、將滿洲國的國防及維持治安權委託於日本；
二、日本軍在國防上認為必要時，得以管理滿洲國的鐵路、港灣、水路和空路等，並得增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