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張園裡住了一段時間以後，就覺得這個環境遠比北京隨便而又舒服。我有了這樣的想法：除非復辟的時機已經成熟，或者發生了不可抗拒的外力，我還是住在這裡的好。這也是出洋念頭漸漸沖淡的一個原因。

張園（和後來的靜園）對我說來，這裡沒有紫禁城裡我所不喜歡的東西，又保留了似乎必要的東西。在紫禁城裡我最不喜歡的，首先，是連上街逛逛都沒有自由的那套規矩，其次，是令我生氣的內務府那一批人。如今我不僅能逛街，我也有了直接為復辟而任意行事的自由，別人只能進諫而無法干涉。在紫禁城裡，我認為必要的東西，就是我的威嚴，在這裡也依然存在。雖然我已不穿笨拙的皇帝龍袍，經常穿的是普通的袍子馬褂，更多的是穿西裝，但是這並不影響逢年過節王公大臣遺老遺少們到這裡來給我叩拜。雖然我住的地方從前做過遊藝場，沒有琉璃瓦，也沒有雕樑畫棟，但還有人把它稱做「行在」（我也覺得抽水馬桶和暖氣裝置的洋樓遠比養心殿舒服）。北京的宗族人等還要輪流來這裡給我「值班」，從前張園遊藝場售票處的那間屋子，就等於「乾清門侍衛處」。雖然這裡已沒有了「南書房」「懋勤殿」「內務府」這些名堂，但在人們的心目中，張園那塊「清室駐津辦事處」的牌子就是它們的化身。至於人們對我的稱呼，園子裡使用的宣統年號，更是一絲不苟地保留著，這對我說來，都是自然而必要的。

在張園時代，內務府大臣們只剩下榮源一人，其餘的或留京照料，或告老退休。我到天津最初發出的「諭旨」有這兩道：「鄭孝胥、胡嗣瑗、楊鍾義、溫肅、景方昶、蕭丙炎、陳曾壽、萬繩栻、劉驤業皆駐津備顧問。」「設總務處，著鄭孝胥、胡嗣瑗任事，庶務處著佟濟煦任事，收支處著景方昶任事，交涉處著劉驤業任事。」陳寶琛、羅振玉、鄭孝胥是每天必見的「近臣」，他們和那些顧問們每天上午都要來一次，都坐在樓外西邊一排平房裡等著「召見」。這排平房裡還有一間給請求「覲見」的預備的屋子，供他們坐候傳喚。曾經在這間屋裡坐過的人，是數不勝數的。除了武人，還有政客，除了「遺老」，還有各式「時新」人物，除了騷人墨客，還有醫卜星相。像青年黨黨魁曾琦，網球名手林寶華，《新天津報》主筆劉冉公，國民黨監察委員高友唐……都曾加入張宗昌、劉鳳池的行列，在這裡恭候「奏事官」的「引見」。駐園的日警（天津人稱之為「白帽」），就駐在與這排房相對的平房裡，每日登記著這些往來的人物。每當我外出，這裡的日警就有一人便衣跟隨。

張園裡的經濟情況，和紫禁城比起來自然差得多了，但是我還擁有一筆可觀的財產，這主要是我從宮裡弄出來的一大批財物，一部分換了錢，存在外國銀行裡生息，一部分變為房產，按月收租金。此外，在關內外我還有大量的土地，這是清朝入關後「跑馬圈地」弄來的所謂「皇產」，數字我不知道，據我從一種歷史刊物上看到的材料說，單直隸省的皇產（不算八旗的）約有十二萬垧。即使把這數字打幾個折扣，也還可觀。為了處理這些土地的租賃與出售，民國政府和清室專設了一個「私產管理處」，兩家坐地分贓，賣一塊分一筆錢，這也是一項收入。此外，前面我已說過，我和溥傑費了半年多工夫偷出來的大批珍貴字畫古籍，這時還在我手裡。

我到天津之後，京、奉、津等地還有許多地方須繼續開支月費，我設立了「留京辦事處」「陵廟承辦事務處」「駐遼寧辦事處」「宗人府」「私產管理處（與民國當局合組的）」「東陵守護大臣」和「西陵守護大臣」等去分別管理。我找到了一份材料，這上面只算北京和東西陵這幾處的固定月費、薪俸、飯食，就要開支一萬五千八百三十七元八角四分。(6)至於天津一地的開支，每月大約需一萬多元，(7)但是最大宗的開支——收買和運動軍閥的錢，不在此數。這類的開支，可能一筆就超過北京天津兩地的經常月支的幾倍。每月平均開支中的購買一項，約佔全月開支三分之二，這也沒有包括大項的，比如汽車、鑽石之類的專案。這種開支比在北京時大得多，而且月月增加，因為在這十里洋場上見什麼喜歡什麼，喜歡什麼買什麼，像鋼琴、鐘錶、收音機、西裝、皮鞋、眼鏡，買了又買，不厭其多。婉容本是一位天津大小姐，花錢買廢物的門道比我更多，她買了什麼東西，文繡也一定要，我給文繡買了，她於是又買，而且花的錢必須多，好像不如此而不足以顯出「皇后」的身份。文繡看了，又是嘰咕著要。這種競賽式的購買，弄得我後來不得不規定她們的月費定額，自然，給婉容定的數目要比文繡的大一些，記得起初是婉容一千元，文繡八百元，後來財政困難，減到三百與二百。至於我自己花錢，當然是沒有限制了。

這種昏天黑地的揮霍，很快恢復了紫禁城時代的窘狀，張園裡有時竟弄得過不了節，付不出房租，後來連「近臣」和「顧問」們的俸銀都索性不給了。鄭孝胥在一九二六年的日記裡曾有這一段話：「行在有三人皆自甘報效者：張彪不受房租，王九成願供來米糧及牛羊豕肉（其實沒辦到），鄭孝胥求逐日進講《通鑑紀事本末》，此亦張園之掌故也。」

我花了無數的錢，買了無數用不著的東西，也同時買來了一個比莊士敦給我的更強烈的觀念：外國人的東西，一切都是好的，而對照之下，我覺得在中國，除了帝制之外，什麼都是不好的。

一塊留蘭香牌口香糖，或者一片拜耳的阿司匹林，不要小看它僅賣個幾分錢，這幾分錢的東西就足夠使我發出喟嘆，認為中國人最愚蠢，外國人最聰明。當然，我想到的中國人，並沒有包括我自己，因為我自認是凌駕於一切臣民之上的人。我認為就連那些聰明的外國人也是這樣看我的。

那時我在外國租界地上，受到的是一般中國人絕對得不到的待遇。暫且不說日本人，即使是美國的、英國的、法國的、義大利的等等，各個歐美國家的總領事、駐軍長官、洋行老闆，對我也極為恭敬，稱我「皇帝陛下」，在他們的國慶日請我去閱兵，參觀兵營，參觀新到的飛機、兵艦，在新年和我的生日都來向我祝賀……

莊士敦沒走以前，給我介紹了英國總領事和英國駐軍司令官，以後他們又輾轉介紹，歷任的司令官和我酬酢往還不斷。英王喬治五世的第三子過津時訪問過我，帶去了我送他父親的照片，後來英王來信向我致謝，並把他的照片交英國總領事送給我。通過那些總領事，我和義大利國王、挪威國王都互贈過照片。

我看了不少兵營，參加過多次外國軍隊的檢閱。這些根據我的祖先——西太后應許的「庚子條約」而駐在中國土地上的外國軍隊，耀武揚威地從我面前走過的時候，我卻覺得頗為得意，認為外國人是如此地待我，可見他們還把我看做皇帝。

天津有一個英國人辦的名叫「鄉藝會」（countrycluk）的俱樂部，是隻准許有錢的外國人進去的豪華的遊樂場所，(8)中國人是根本走不進那個大門的，只有對我是例外。我可以自由出入，而且可以帶著我的家人們，一起享受當「特殊華人」的滋味。

為了把我自己打扮得像個西洋人，我儘量利用惠羅公司、隆茂洋行等等外國商店裡的衣飾、鑽石，把自己裝點成《老爺雜誌》上的外國貴族模樣。我每逢外出，穿著最講究的英國料子西服，領帶上插著鑽石別針，袖上是鑽石袖釦，手上是鑽石戒指，手提「文明棍」，戴著德國蔡司廠眼鏡，渾身發著密絲佛陀、古龍香水和樟腦精的混合氣味，身邊還跟著兩條或三條德國獵犬和同樣奇裝異服的一妻一妾……(9)

這也是我早年在紫禁城裡渴望的自由的一部分。在這方面，曾引起過陳寶琛、胡嗣瑗這派的遺老不少的議論。

他們從來沒反對我花錢去買東西，也沒反對我和外國人來往，但是當我到中原公司去理髮，或者偶爾去看一次戲，或者穿著西服到外國兵營去做客時，他們就認為大失帝王威儀，非來一番苦諫不可了。有一次，胡嗣瑗竟因我屢諫不改，上了自劾的請求告退的奏摺：

奏為微臣積年溺職，致聖德不彰，恐懼自陳，仰懇恩准即予罷斥事。竊臣粗知廉恥，本乏才能，國變以還，宦情都盡，只以我朝三百年赫赫宗社，功德深入人心，又伏聞皇上天稟聰明，同符聖祖，雖賊臣幸竊成柄，必當有興復之一時。輒謬與諸遺臣密圖大計，丁巳垂成旋敗，良由策劃多歧。十年來事勢日非，臣等不能不屍其咎。而此心耿耿，百折莫回者，所恃我皇上聖不虛生，龍潛成德也。洎乘輿出狩，奔向北來，猥荷錄其狂愚，置之密勿，時遭多難，義不敢辭。受事迄今，愆尤山積，或劾其才力竭蹶矣，或斥其妒賢嫉能，或病其性情褊急矣，或詆其貪糜厚祿矣。經臣再三求退，用恤人言，乃承陛下屢予優容，不允所請。臣即萬分不肖，具有天良，清夜捫心，能勿感悚……前者臣以翠華俯臨劇場，外議頗形輕侮，言之不覺垂涕。曾蒙褒賚有加，奉諭嗣後事無大小，均望隨時規益，等因，欽此！仰見皇上如天之度，葑菲不遺，宜如何披露腹心，力圖匡護。詎近來商場酒肆又傳不時遊幸，羅振玉且揚言眾中，謂有人親見上至中原公司理髮，併購求玩具，動費千數百金等語。道路流傳，頗乖物聽。論者因疑左右但知容悅，竟無一效忠骨鯁之臣。臣既未能執奏於事前，更不獲弁明於事後，則臣之溺職者又一也……是臣溺職辜恩，已屬百喙難解，誠如亮言，宜責之以彰其慢者也，若復顏不去，伴食浮沉，上何以弼聖功，下何以開賢路？長此因循坐誤，更何以偷息於人間？如鯁在喉，徬徨無已，唯有披瀝愚悃，懇恩開去管理駐津辦事處一差，即行簡用勤能知大體人員，剋日接管其事，則宗社幸甚！微臣幸其……

胡嗣瑗說的，「俯臨劇場」，是指我和婉容到開明戲院看梅蘭芳先生演「西施」的那一次。他老先生也去了，看見了我，回來之後就大驚小怪地向我苦諫一番，並且鬧著要辭職。這件事的結局，是我再三慰留，以至拿出了兩件狐皮筒子賞他，再次表示我的決心，他才又轉嗔為喜，稱讚我是從諫如流的「英主」，於是雙方滿意，了事大吉。這次由中原公司理髮引起的辭職，也是叫我用類似辦法解決的。我初到天津那年，婉容過二十整壽生日的時候，我岳父榮源要請一洋樂隊來演奏，「遺老」丁仁長聞訊趕忙進諫，說「洋樂之聲，內有哀音」，萬不可在「皇后千秋之日」去聽。結果是罷用洋樂，丁仁長得到我的二百塊大洋的賞賜。以物質獎賞上諫，大概就是由這次開的頭。

從此以後，直到我進了監獄，我也真的一直沒有在外面看過戲，理過發。我遵從了胡嗣瑗的意見，並非是怕他再鬧，而確實是接受了他的教育，把到戲園子看戲當做失身份的事。有一個例子可證明我的「進步」。後來有一次，一位瑞典王子到天津，要和我見面，我因為在報上看見他和梅蘭芳的合照，便認為他失了身份，為了表示我的不屑，我拒絕了他的要求，沒和他見面。

陳寶琛這一派的胡嗣瑗、丁仁長、陳毅這些遺老，到了後期，似乎對於復辟已經絕望，任何冒險的想法都不肯去試一試，這是他們和鄭孝胥、羅振玉等不同之處，但他們對於帝王的威嚴，卻比鄭孝胥他們似乎更重視，這也是使我對這些老頭子特別發生信賴的原因。儘管他們的意見常常被我視為迂腐守舊，遇到他們有矢忠表現的時候，我總還採納他們的意見。在那種十分新奇的洋場生活中，我始終沒忘記自己的身份，牢固地記住了「皇帝」的「守則」，確實離不開他們的作用。

一九二七年，康有為去世，他的弟子徐良求我賜以諡法。按我起初的想法，是要給他的。康在去世前一年，還不斷地來張園，第一次見到我的時候，曾淚流滿臉地給我磕頭，向我敘述當年「德宗皇帝隆遇之恩」，後來他繼續為我奔走各地，尋求復辟支援者，叫他的弟子向海外華僑廣泛宣傳，欲救中國非我「君臨天下」再造「帝國」不可，他臨死前不久，還向吳佩孚以及其他當權派呼籲復辟。從這些舉動上看來，給以諡法是足可以了，但是陳寶琛出來反對了。這時候在他看來，分辨忠奸不僅不能只看辮子，就連復辟的實際行動也不足為據，他說：「康有為的宗旨不純，曾有保中國不保大清之說。且當年忤逆孝欽太皇太后（慈禧），已不可赦！」胡嗣瑗等人完全附和陳寶琛，和徐良不對勁的鄭孝胥也說光緒當年是受了康有為之害。後來鄭孝胥還主張「戊戌之獄，他日當付朝議以定之」。就這樣，我又上了一次分辨「忠奸」的課，拒絕了賜諡給康有為。後來徐良為此聲言要和陳、鄭等人老拳相見，也無濟於事了。

一九三一年，文繡突然提出了離婚要求，在得到解決之後，遺老們還沒有忘記這一條：要發個「上諭」，貶淑妃為庶人。我自然也照辦了。

說起文繡和我離婚這一段，我想起了早已存在於我的家庭夫婦間的不正常的生活。這與其說是我對對方的感情上的問題，倒不如說是由於張園生活上的空虛。這是對於一個年輕婦女無法忍受的空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