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孝胥在北京被羅振玉氣跑之後，轉年春天又回到我的身邊，環境比在北京時開始好轉。羅振玉逐漸遭到懷疑和冷淡，敵對的人逐漸增多，而鄭孝胥卻受到歡迎和日益增長的信賴，陳寶琛和胡嗣瑗跟他關係也相當融洽。一九二五年他被派總管總務處，一九二八年又派總務外務，兒子鄭垂承辦外務，做了我對外聯絡活動的代表。如果可以這樣比擬一下的話，他與我之間的關係，已達到了榮祿與慈禧之間的那種程度。
回想起來，鄭孝胥之所以使我那樣信賴，原因是很多的。他比陳寶琛更隨和我。那次我會見張作霖，事前他和陳寶琛都表示反對，事後，陳寶琛鼓著嘴不說話，鄭孝胥卻說：「張作霖有此誠意表示，見之亦善。」他和胡嗣瑗都是善於爭辯的，但是胡嗣瑗出口或成文，只有些老古典，而他卻常用一些洋知識，如墨索里尼創了什麼法西斯主義，日本怎麼有個明治維新，英國《泰晤士報》上如何評論了中國局勢，等等，這是胡嗣瑗望塵莫及的。陳寶琛是我認為最忠心的人，然而講到我的未來，絕沒有鄭孝胥那種令我動心的慷慨激昂，那種滿腔熱情，以至聲淚俱下。有一次，在給我講《通鑑》時，話題忽然轉到了我未來的「帝國」：「帝國的版圖，將超越聖祖仁帝一朝的規模，那時京都將有三座，一在北京，一在長安，一在帕米爾高原之上……」
說時是禿頂發光，唾星四濺，終於至四肢顫動，老淚橫流。
有時，在同一件事上說的幾句話，也讓我覺出陳寶琛和鄭孝胥的不同。在康有為賜諡問題上，他兩人都是反對的，陳寶琛在反對之餘，還表示以後少賜諡為安全，而鄭孝胥在發表反對意見時又添了這麼一句：「戊戌之獄，將來自然要拿到朝議上去定。」好像我不久就可以回紫禁城似的。
鄭孝胥和羅振玉都積極為復辟而奔走活動，但鄭孝胥的主張更使我動心。雖然他屢次反對我出洋和移居旅順、大連的計劃。
鄭孝胥反對我離開天津到任何地方去，是七年來一貫的。甚至到「九一八」事變已發生，羅振玉帶著關東軍的意思來找我的時候，他仍然不贊成我動身。這除了由於他和羅振玉的對立（不願我被羅壟斷居奇）以及他比羅（也僅僅是比羅）略多一點慎重之外，還有一條被人們忽略過的原因，這就是：他並不是把日本當做實現他的理想的唯一依靠。他所追求的東西，是「列強共管」。
在天津時代，鄭孝胥有個著名的「三共論」。他常說：「大清亡於共和，共和將亡於共產，共產則必然亡於共管。」這個論調起於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的一九二五年，但這次革命戰爭失敗後，他還是念不絕口。他說：「又鬧罷工了，罷課了，外國人的商業受到了損失，怎能不出頭來管？」他的「三共論」表面上看，好像是他的感慨，其實都是他的理想，他的願望。
如果考據一下鄭、羅二人與日本人的結交歷史，鄭孝胥到日本做中國使館的書記官是一八九一年，羅振玉辦上海《農報》，由此結識了給《農報》譯書的日本藤田劍峰是在一八九六年，鄭結交日本人比羅要早五年。但是，羅振玉自從認識了日本方面的朋友，眼睛裡就只有日本人，辛亥後把復辟希望全放到日本的身上。而鄭孝胥卻在日本看見了「列強」，從那時起他就認為中國老百姓不用說，連做官的也都無能，沒出息，中國這塊地方理應讓「列強」來開發，來經營。他比張之洞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更發展了一步，不但要西洋的技術，西洋的資本，而且主張要西人來做官，連皇家的禁衛軍也要由「客卿」訓練、統帥。不然的話，中國永遠是亂得一團糟，中國的資源白白藏在地裡，「我主江山」遲早被「亂黨」「亂民」搶走，毀滅。辛亥革命以後，他認為要想復辟成功，也決不能沒有「列強」的幫忙。這種幫忙如何才能實現呢？他把希望寄託在「共管」上。
那時的「列強」，關於共管中國的言論是時有所聞的，從天津的外文報紙上經常可以看到。鄭孝胥對這類言論極為留意，當時還認真地抄進他的日記、札記裡。同時，還要叫他的兒子鄭垂譯呈給我。這是一九二七年六月九日登在日文報紙《天津日日新聞》上的一篇：
英人提倡共管中國
聯合社英京特約通訊。據政界某要人表示意見謂：中國現局，日形糾紛，旅華外國觀察家曾留考察一切，以為中國人民須候長久時期方能解決內部糾紛，外國如欲做軍事的或外交的干涉，以解決中國時局問題，乃不可能之事。其唯一方法，只有組織國際共管中國委員會，由英美日德意六國各派代表一名為該會委員，以完全管中國境內之軍事。各委員之任期為三年，期內擔任完全責任，首先由各國代籌二百五十兆元以為行政經費，外交家或政客不得充當委員，委員人才須與美國商部長賀華氏相彷彿。此外，又組織對該委員負責之中外混合委員會，使中國人得在上述之會內受訓練之。
鄭孝胥認為，這類計劃如果能實現，我復位的時機便到了。
那年夏天我聽了羅振玉的勸說，決定要到日本去，鄭孝胥就根據那篇文章勾起的幻想，向我提出了「留津不動，靜候共管」的勸告。這是他記在日記裡的一段：
五月戊子二十四日（六月二十三日）。詣行在。召見，詢日領事約談情形（即去日事）。因奏曰：今乘輿狩於天津，皇帝與天下猶未離也。中原士大夫與列國人士猶得常接，氣脈未寒，若去津一步，則形勢大變，是為去國亡命，自絕於天下。若寄居日本，則必須為日本所留，興復之望絕矣！自古中興之主，必借兵力。今則海內大亂，日久莫能安戢，列國逼不得已，乃遣兵自保其商業。他日非為中國置一賢主，則將啟爭端，其禍益大。故今日皇上欲圖中興，不必待兵力也，但使聖德令名彰於中外，必有人人慾以為君之日……
他提出過不少使「聖德令名彰於中外」的辦法，如用我的名義捐款助賑，用我的名義編纂《清朝歷代政要》，用我的名義倡議召開世界各國弭兵會議，等等。有的我照辦了，有的卻辦不了。不過，我總還是表示了讚許和同意。
我委任奧國亡命貴族阿克第男爵到歐洲為我進行遊說宣傳，臨行時，鄭孝胥親自向他說明，將如蒙各國支援「復國」，立刻先實行這四條政策：「一、設責任內閣，閣員參用客卿；二、禁衛軍以客將統帥、教練；三、速辦張家口—伊犁鐵路，用借款包工之策；四、國內設立之官辦商辦事業，限五年內一體成立。」他對我講的，以後又有發展。
「帝國鐵路，將四通八達，密如蛛網，礦山無處不開，學校教育，以孔教為基礎……」
有一次我問他：「列強真的會投資嗎？」
「他們能賺錢，自然爭先恐後，唯恐不及。臣當年承辦璦琿鐵路，投資承包的就是如此，可惜朝廷給壓下了，有些守舊大臣竟看不出這是件便宜之事。」
「可是辛亥國變，不就是川湘各地路礦鬧起來的嗎？」
「所以，臣的方策中有官辦有商辦。不過中國人窮，錢少少辦，外國人投資錢多多辦，這也是公平合理。」
「那麼，外國人肯來做事當差嗎？」
「待如上賓，許以優待，享以特權，絕無不來之理。」
「那麼，利益均沾，機會均等，到時候弄不好，他們爭起來如何？」
「唯其如此，他們更非尊崇皇上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