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陳管見，條列於後：

……對日本宜暗中聯合而外稱拒絕也。關東之人恨日本刺骨，日本禁關東與黨軍和協，力足以取之。然日本即取關東不能自治，非得皇上正位則舉措難施。今其勢日漸緊張，關東因此以圖存，日人亦無策善後，此田中之所以屢示善意也。我

皇上無一成一旅，不用日本何以恢復？機難得而易失，天予不取，後悔莫追。故對日本只有聯合之誠，萬無拒絕之理。所難者我借日本之力而必先得關東之心。若今關東之人，疑我合日謀彼，則以後欲由東三省擁戴，勢有所難。此意不妨與日本當機要人明言之，將來皇上覆位，日本於三省取得之權，尚須讓步方易辦理……

這是一九二八年我收到的一份奏摺中的一段。這段話代表了張園裡多數人的想法，也是我經過多年的活動後，日益信服的一項結論。

我在前面已經說過，我自從進了「北府」，得到了日本人的「關懷」以來，就增長了對日本人的信賴。這種信賴，在日本公使館裡繼續發展著，到了天津之後，我一天比一天更相信，日本人是我將來複闢的第一個外援力量。

我到天津的第一年，日本總領事吉田茂曾請我參觀一次日本僑民小學。在我往返的路上，日本小學生手持紙旗，夾道向我歡呼萬歲。這個場面使我熱淚盈眶，感嘆不已。當軍閥內戰的戰火燒到了天津的邊緣，租界上的各國駐軍組織了聯軍，聲言要對付敢於走近租界的國民軍的時候，日本駐屯軍司令官小泉六一中將有一天特意來到張園，向我報告說：「請宣統帝放心，我們決不讓中國兵進租界一步。」我聽了，大為得意。

每逢新年或我的壽辰，日本的領事官和軍隊的將佐們必定到我這裡來祝賀。到了日本「天長節」，也要約我去參觀閱兵典禮。記得有一次「天長節」閱兵，日本軍司令官植田謙吉邀請了日租界不少高階寓公，如曹汝霖、靳雲鵬等人都去了。我到場時，植田司令官特意騎馬過來行致敬禮。當閱兵完畢，我們這些中國客人湊在一起，隨著日本人同聲高呼「天皇萬歲」。

在這些敬意的表示中，那時我認為最難得的，是日軍司令部每週有一位佐級參謀來給我講演時事，多年來從不間斷，無論是誰都是十分認真，有時還帶來專門繪製的圖表等物。

第一個來講的大概是名叫河邊的參謀，他調走之後繼續來講的是金子定一，接金子的是後來在偽滿當我的「御用掛」的吉岡安直。這個人在偽滿與我相處十年，從中佐逐步升到中將。後面我要用專門的一節談他。

日軍參謀講演的時事，主要是講解內戰形勢，在講解中經常出現這樣的分析：「中國的混亂，根本在於群龍無首，沒有了皇帝。」由此談到日本的天皇制的優越性，談到中國的「民心」唯有「宣統帝」才能收拾。中國軍隊的腐敗無力是不可或缺的話題，自然也要用日本皇軍作對比。記得濟南慘案發生後，吉岡安直至少用了一個小時來向我描述蔣介石軍隊的慘狀。濟南日軍司令佈告的抄件，就是那次他給我拿來的。這些講演加上歷次檢閱日軍時獲得的印象，使我深信日本軍隊的強大，深信日本軍人對我的支援，我的復辟乃是「得道多助」的事業。

有一次，我到白河邊上游逛，眺望停在河中心的日本兵艦。不知兵艦艦長怎麼知道的，突然親自來到岸上，尊敬地邀請我到他的船上參觀。到了船上，日本海軍士兵列隊向我致敬。這次由於倉促間雙方都沒有準備翻譯，我們用筆談了一陣兒。這條軍艦艦名「藤」，艦長姓蒲田。我回來之後，應他的請求送了他一張簽字照片，他表示這是他的極大的榮幸。從這件事情上，我覺得日本人是從心眼裡對我存在尊敬。我拉攏軍閥、收買政客、任用「客卿」全不見效之後，日本人在我的心裡的位置，就更不用說了。

起初，「日本人」三個字在我心裡是一個整體的，這當然不包括日本的老百姓，而是日本公使館、天津日本總領事館和天津日本「駐屯軍」司令部裡的以及和羅振玉、升允來往的那些非文非武的日本浪人。我把他們看成整體，是因為他們同樣地「保護」我，把我當做一個「皇帝」來看待，同樣地鄙夷民國，稱頌大清。在我最初提出要出洋赴日的時候，他們都同樣地表示願意贊助。一九二七年，我由於害怕北伐軍的逼近，相信了羅振玉的勸說，決定赴日。經過日本總領事的接洽，日總領事館向國內請示，田中內閣表示了歡迎，並決定按對待君主之禮來接待我，據羅振玉從天津日軍司令部聽到的訊息，日軍部方面已準備用軍隊保護我啟程。後來由於形勢的緩和，也由於陳寶琛、鄭孝胥的聯合勸阻，未能成行，但是我從日本軍政方面的一致態度，得到的印象就是統一的整體，不像中國當局那樣各自為政。但是，這種統一的整體的印象沒有保持多久。後來，南京的國民黨政府成立了，官方的「打倒帝國主義」「廢除不平等條約」之類的口號消失了，我逐漸發現，儘管日本人的「尊敬」「保護」還是未變，但是在我出洋之類的問題上，他們的態度卻有了不同。這種不同甚至達到令我驚奇與憤慨的程度。

一九二七年的下半年，有一天羅振玉又向我勸說，「雖然日租界比較安全，但究竟是魚龍混雜，據日本司令部說，革命黨（這是一直保留在張園裡的對於國民黨和共產黨的籠統稱呼）的便衣（這是對於秘密工作者的稱呼，而且按他們解釋，這都是帶有武器的）混進來了不少，聖駕的安全，頗為可慮，依臣所見，仍以暫行東幸為宜，不妨先到旅順，恭親王在那邊有了妥善籌備，日本軍方也願協助，擔當護駕之責」。這時我正被「革命黨便衣」的謠言弄得惶惶不安，聽了羅振玉的話，特別是溥偉又寫來了信，我於是再一次下了出行的決心。我不顧陳寶琛和鄭孝胥的反對，立刻命令鄭孝胥去給我找日本總領事，我要親自和他見面談談。

鄭孝胥聽了我的吩咐，怔了一下，問我：「皇上請加藤，由誰做翻譯呢？是謝介石嗎？」

我明白了他的意思。謝介石是個臺灣人，由於升允的引見，在北京時就出入宮中，張勳復辟時做了十二天的外務部的一名官員，後來由日本人的推薦，在李景林部下當秘書官，這時又跟羅振玉混在一起，什麼「便衣隊行將舉事」，以及革命黨將對我進行暗殺等情報，也有他供給的，勸說我去旅順避難的，也有他一份。鄭孝胥顯然不喜歡羅振玉身邊的人給我當翻譯，而同時，我知道在這個重要問題上，羅振玉也不會喜歡鄭孝胥的兒子鄭垂或者陳寶琛的外甥劉驤業當翻譯。我想了一下，便決定道：「我用英文翻譯。加藤會英文。」

總領事加藤和副領事岡本一策、白井康都來了。聽完我的話，加藤的回答是：「陛下的問題，我還不能立即答覆，這個問題還須請示東京。」

我心裡想：這本是日本司令部對羅振玉說沒有問題的事，再說我又不是到日本去，何必去請示東京？天津的高階寓公也有到旅順避暑去的，他們連日本總領事署也不用通知就去了，對我為什麼要多這一層麻煩？我心裡的話沒完全說出來，加藤卻又提出了一個多餘的問題來：「請問，這是陛下自己的意思嗎？」

「是我自己的。」我不痛快地回答。我又說，現在有許多不利的訊息，我在這裡不能安心。現在革命黨便衣來了不少，總領事署一定也有這個情報吧？

「那是謠言，陛下不必相信它。」加藤說的時候，滿臉的不高興。我知道他說的是誰造謠言，奇怪他何以不重視這樣的訊息。我曾請他的警署增派警衛，警署也派來了，他卻又說那是謠言。我實在忍不住地說：「司令部方面也有這樣的情報，這怎麼會是謠言？」

加藤聽了這話，沒吭氣，那兩位副領事，不知道他們懂不懂英文，只見他們在沙發上像坐不穩似的蠕動了一陣兒。

「陛下可以確信，安全是不會有問題的。」加藤最後說：「當然，到旅順的問題，我將遵命去請示敝國政府。」

這次的談話，使我第一次覺出了日本總領事館和司令部方面之間的不協調，我感覺到奇怪，也感覺到很氣人。我把羅振玉、謝介石叫來，再問了一遍。他們肯定說，司令部方面和接近司令部方面的日本人，比如工藤、佃信夫、巖田等人，都是這樣說的。這些日本人都是黑龍會的人物，我從謝介石這裡知道，日本軍官裡有不少黑龍會人物，日本軍隊的情報特務工作，總離不開黑龍會的骨幹。他並且說：「司令部的情報是極其可靠的。關於革命黨的一舉一動，向來都是清清楚楚的。不管怎麼說，要有萬一的準備，即使暗殺是一句謠言，也要防備。」

這次談話之後，跟著是我岳父榮源向我報告說，他外邊的朋友告訴他，英法租界已經發現了馮玉祥派來的便衣刺客，中國地界的南市一帶更多。甚至連我的「隨侍」祁繼忠也報告說，他出門的時候，發現大門附近，有些形跡可疑的人伸頭向園子裡張望。我聽了，趕忙又把管庶務的佟濟煦和管護軍的索玉山都叫來，叫他們告知日警，加緊門禁，囑咐護軍留神門外閒人（這時我僱傭著十多名「護軍」，都有手槍，這倒真是些便衣武裝）。這時，一個「隨侍」報告說，晚上還有人很晚回來，沒有遵守我曾三令五申過的不準夜間外出的禁令。我立刻下令給佟濟煦記大過一次，對私自外出的「護軍」，罰扣幾個月的餉銀（這時張園裡的管束「底下人」的辦法，根據師傅們的諫勸和佟濟煦的懇求，已經取消了鞭笞，改為輕者罰跪，重者罰扣餉銀。為了管束，我還親訂了一套「守則」和「紀律」）。

總領事的答覆還沒有來，我的神經繃得正緊的時候，這天晚上，我的後街窗外突然響起了很近的槍聲。我從床鋪一下子跳了起來，認為是馮玉祥的便衣開始向張園襲擊了。張園裡的人全驚動了，「護軍」們佈置到各處，大門站崗的日本巡捕（華人）加強了戒備，駐園的日本警察到園外進行了搜尋。結果，真的抓到了放槍的人。出乎我意料的是，這個放槍的卻是個日本人，就是羅振玉和謝介石說過的日本軍隊和特務機關不可缺少的黑龍會會員，也是他們所認識的日本浪人巖田。

這個給前臺羅振玉的演出做「效果」的後臺職員，顯然很不稱職，竟然被唱對臺戲的領事館給當場拆穿，免不了要受導演的處分。至於兩臺戲的後臺老闆如何私下了結，則更非我所能知。只是後來聽領事館的人向我說「那是巖田打鳥」，而輕輕一筆帶過。因此，我當時也沒有看透這場戲的底細。

我當時立刻發現的問題，只是羅振玉的不可靠。所以在鄭孝胥和陳寶琛再一次聯合勸告下，雖然後來加藤說了東京方面勉強的表示：「如果一定要去，可以保護，唯接待禮節上從簡。」我也不想去了。

然而我對日本人的「整體」看法更動搖了。這時鄭孝胥提醒我的一件發生在兩年前的事，特別讓我感到難於理解日本人彼此間的關係，不明白他們在鬧什麼糾紛。鄭孝胥是這樣說的：「羅振玉不善擇交，輕信那班不三不四的朋友。前年的那個佃信夫，也是個黑龍會的。」

那是一九二五年初冬發生的事。羅振玉對我說，日本朝野對於我這次被迫出宮和避難，都非常同情，日本許多權勢人物，連軍部在內，都在籌劃贊助我復辟，現在派來了他們的代表佃信夫，要親自和我談一談。他勸我這個機會決不可失，應當立刻召見這位人物。佃信夫是個什麼人，我原先並非毫無所聞，內務府堂郎鍾凱認識他，說他在辛亥之後，常常在各王府跑出跑進，和家室王公頗有些交情。羅振玉的訊息打動了我，不過我覺得日本總領事是日本正式的代表，又是我的保護人，理應找他來一同談談，於是把有田八郎總領事請來了。誰知那位佃信夫一看到了有田入場，立刻停了嘴，悻悻然起身告辭，弄得在座的陳寶琛、鄭孝胥等人都十分驚愕。後來鄭孝胥去責問他何以敢如此在「聖前非禮」，他的回答是：「把有田請來，這不是成心不想聽我的嗎？」這件往事經鄭孝胥的重提，我才知道那位權勢人物的代表也是黑龍會的人物，而且還是骨幹分子。

陳寶琛曾對我講過，不管黑龍會也罷，還是什麼權勢人物也罷，都是些在野的勢力，說話全可以不負責任，因此，除了日本公使和領事館以外，誰的話也別信。

「那麼，日本軍部呢？羅振玉說過，權勢人物主要的是日本軍部，而黑龍會和軍部的關係是很緊密的。羅振玉的黑龍會朋友，還是駐屯軍司令部的人哩！」

「羅振玉的話，不一定全可靠。」鄭孝胥說。

然而這一次鄭孝胥卻說錯了，羅振玉的話，在這一點上並沒胡說。我的英文翻譯的一段經歷，證實了羅振玉的話確是有所根據，而日本司令部方面在這類問題上與領事館採取不同的具體態度，以及黑龍會與司令部方面的關係，也都由此進一步地暴露了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