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從報上看到了段祺瑞指責馮玉祥的電報，也聽到了剛剛聯合起來的奉軍和馮軍將要火併的訊息，這個訊息給「北府」帶來的希望，簡直和三國公使提抗議時是差不多的。同時，陳寶琛給我帶來了日本兵營收到的段祺瑞的電報，上面說：「皇室事餘全力維持，並保全財產，但宣統帝入東交民巷之意宜中止。已命馮玉祥代表進京，適宜處置。」接著（即我入「北府」的第五天），門禁有了進一步的鬆動，允許更多的王公大臣以至宗室人等進來，甚至連沒有「頂戴」「功名」的胡適也不受到阻攔，只有莊士敦還是不讓進來。
不久，令「北府」最關心的張、馮關係，有了新發展，傳來了馮玉祥在天津被奉軍扣押的訊息。後來雖然證明是謠傳，但是接踵而至的訊息更鼓舞了「北府」裡的人：國民軍所支援的黃郛攝政內閣，在北京邀請東交民巷的公使，遭到了拒絕。「北府」裡樂觀地估計，這個和我過不去的攝政內閣的壽命快完了，代替他的自然是東交民巷（至少是日本人）所屬意的段祺瑞了。果然，第二天的訊息證實了羅振玉的情報，馮玉祥不得不同意張作霖的決定，讓段祺瑞出山。過了不多天，張、段都到北京來了。那幾天的情形，鄭孝胥日記裡這樣記著：
乙巳二十六日（十一月二十二日）。小雪。作字。日本兵營中平電話雲：段祺瑞九點自天津開車，十二點半可到京。偕大七（鄭的兒子垂）往迎段祺瑞於車站……三點半車始到，投刺而已……
丙午二十七日（二十二日）。……曹衡（段的幕僚）電話雲：段欲公為閣員，今日請過其居商之。答之曰：不能就，請代辭，若晤面恐致齟齬。至北府入對。澤公、伒貝子、耆壽民（齡）詢餘：就段否？餘曰：擬就其顧問，猶慮損名，苟不能復辟，何以自解於天下？伒貝子曰：若有利於皇室，雖為總統何害……
丁未二十八日（二十三日）。……北府電話召，入對。上（溥儀）賜膳，裁兩器、兩盤、數小碟而已。段派蔭昌來守，衛兵得其長官令：不禁洋員（指莊士敦）入見。濤貝勒雲：頃已看段，求撤衛兵，但留警察。使垂訪池部（日公使館書記官）。上雲：今日已派柯劭忞、羅振玉商購裱褙衚衕盛昱之屋，將為行在……
戊申二十九日（二十五日）……至吉兆衚衕段宅晤段芝泉（祺瑞），談久之。至北府，入對……
巳酉三十日（二十六日）……召見，草賜張作霖詔，羅振玉書之。詔雲：「奉軍入京，人心大定，威望以及，群邪斂跡。昨聞莊士敦述及厚意，備悉一切。予數年以來，困於宮中，囿於見聞，乘此時會，擬為出洋之行，唯籌備尚須時日，日內欲擇暫駐之所，即行移出醇邸。俟料理粗定，先往盛京，恭謁陵寢。事竣之日，再謀遊學海外，以補不足。所有詳情，已屬莊士敦面述。」……北府馮軍撤回。
馮玉祥求免職，段批假一月。聞馮已赴西山……
從段、張入京之前，即黃郛內閣要倒臺，馮、張衝突謠傳出現時，「北府」的氣氛就變了。王公們首先給張作霖秘密地寫了一封信，請求他的庇護。張、段入京後，王公們派了代表和鄭孝胥一齊表示了歡迎，然後分頭進行了活動。鄭孝胥去找段祺瑞，「北府」的管家張文治去找他的盟兄張作霖。讓「北府」最高興的是張作霖託張文治特別邀請莊士敦去一趟。結果是莊士敦去了兩趟。張作霖找莊士敦的意思是想通過莊士敦探一探東交民巷對他的態度，而「北府」裡則希望通過莊士敦探一探張作霖對我的態度。我讓莊士敦帶去了我的一張簽名照片，一個大鑽石戒指，張作霖留下照片，退了戒指，表示了同情，用我父親日記裡的話說，是「口氣尚好」。與此同時，段祺瑞也向鄭孝胥表示了「可以考慮恢復優待條件」。既有了東交民巷的「同情」，又有了這兩位當權人物的支援，雖然馮玉祥的國民軍還在北京城裡，而「北府」的人們已經敢於「反攻」了。
十一月二十八日，即大門上的國民軍撤走，馮玉祥通電辭職的第二天，「北府」裡用內務府的名義發出了致民國內務部的一封公函：
……查法理原則關於刑律之規定，凡以強暴脅迫人者，應負加害之責任，其民法原理凡出於強暴脅迫，欺罔恐嚇之行為，法律上一律不能發生效力。茲特專函宣告：「所有攝閣任意修正之五條件，清室依照法理不能認為有效……」
同時，對攝閣成立時組成的「清室善後委員會」，雖清室代表已參加開了幾次會，現在也否認了。
這天，日本人辦的《順天時報》記者來訪問我，我向他發表了與出宮那天說過的完全不同的談話：
此次國民軍之行動，以假冒國民之巡警團體，武力強迫餘之簽字，餘決不如外間所傳之欣然快諾……(6)
《順天時報》是日本公使館支配下的日商報紙。說到當時日本人對我的「熱心」，決不能忽略了這份報紙。它不像竹本大佐那樣地一切在暗中進行，它是倚仗特權合法地大嚷大叫，極盡聳動聽聞之能事。從我進了「北府」的第二天起，《順天時報》連續發出了對「皇室」無限「同情」，對攝政內閣和國民軍無限「激憤」的訊息和評論。裡面大量地使用了「逼宮」「蒙難」之類的字眼以及「泰山壓卵」「欺凌寡婦孤兒」「綁票」等等的比喻，大力渲染出「旗人紛紛自殺」「蒙藏發生懷疑」等等的故事，甚至還編造了「某太妃流血殉清朝」「淑妃斷指血書，願以身守宮門」和「淑妃散發攀輪，阻止登車」的驚人奇聞。有些其他外文報紙也有類似的文字，不過和《順天時報》比起來，則大為遜色。順便說一句，那時有些中國報紙也有抨擊國民革命軍的，尤其是張作霖、段祺瑞到北京之後，鋒芒尤甚。有些「名流」，也在報上發過議論，如與我有一面之識的胡適博士，曾發表過一封致王正廷的公開信，表示了他對「以武力脅迫」清室修改條件的「義憤」。胡適那些天經常和鄭孝胥等人廝混，似乎頗能獲得一部分「遺老」的諒解。他曾到「北府」來求見我，但被我拒絕了。因為我這時需要的不是洋博士，而是真正的洋人。當我用黑眼珠瞅著洋人的時候，其餘的人——包括曾引起過我好奇心的胡適在內，就只好受白眼珠的待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