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內心充滿恐懼，走進了國民軍把守著的「北府」大門，進了我父親帶我進去的屋子。我環顧了一下這個由皇宮降到王府的地方，心中又充滿了悲憤和仇恨。這種恐懼和仇恨，從看見國民軍代表送來的「大總統令」起，就在我心裡燃燒著，進了「北府」，更加熾烈起來。我一刻不停地尋思著，如何能逃出國民軍的監視，儘早遠走高飛，準備復仇。

我臨出宮以前，曾叫人送信給宮外的那些「股肱之臣」，讓他們從速設法營救我脫離國民軍的掌握。這時，我的「股肱」們都不在我的身邊，他們奔走的結果如何還不知道，外邊的訊息全聽不見，而我卻是急於想知道當前處境的危險程度，想找人商量商量當前應採取的對策。在這種情勢下，我的父親讓我感到了極大的失望。

他比我還要驚慌。記得那天他就沒有沉著地站過一回，更不要說安安靜靜地坐一坐了。他不是喃喃自言地走來走去，就是慌慌張張地跑出跑進，弄得空氣格外緊張。後來，我實在忍不下去了，請求地說：「王爺，坐下商量商量吧！得想想辦法，先打聽一下外面的訊息呀！」

「想想辦法？好，好。」他坐了下來，不到兩分鐘，忽然又站起，「載洵也不露面了！」說了這句牛頭不對馬嘴的話，又來來去去地轉了起來。

「得打聽打聽訊息啊！」

「打，打聽訊息？好，好！」他走出去了，轉眼又走進來，「外邊不，不讓出去了！大門有兵！」

「打電話呀！」

「打，打電話，好，好！」走了幾步，又回來問，「給誰打電話？」

我看實在沒辦法，就叫太監傳內務府大臣們進來。內務府大臣這時我身邊只有紹英一個人。榮源住進了外國醫院，治他的神經病去了（兩個月後才出來），耆齡大概是忙著搬移我的衣物，處理太監、宮女的問題，寶熙是在照顧未出宮的兩位太妃（她們還不肯出來），剩下來的紹英，他的情形比「王爺」好不了多少，一個電話也沒打出去。幸虧後來其他的王公大臣和師傅們陸續地來了，否則「北府」裡的慌亂還不知發展到什麼地步。莊士敦在傍晚時分帶來了令我安心一些的訊息：經過他的奔走，首席公使荷蘭的歐登科、英國公使麻克類、日本公使芳澤等三人已經找到攝政內閣外交總長王正廷，提出了「抗議」，王正廷向他們作了保證，我的生命財產一定安全。這個訊息對「北府」裡的人們起了鎮定作用，但是對於我父親，好像「劑量」還不足。莊士敦在他的著作裡曾描寫過那天晚上的情形：

皇帝在一間大客廳裡接見了我，那間屋子擠滿了滿洲貴族和內務府的官員……我的第一個任務，是說明三位公使拜訪外交部的結果。他們已經從載濤那裡知道了那天早晨我們在荷蘭使館進行了磋商，所以，他們自然急於要知道和王博士（正廷）會見時的情形。他們全神貫注地聽我說話，只有醇親王一人，在我說話的時候不安地在屋裡轉來轉去，顯然是漫無目的。有好幾次忽然加快腳步，跑到我跟前，說了幾句前言不搭後語的話。他的口吃似乎比平時更加厲害了。他每次說的話都是那幾句，意思是「請皇上不要害怕」——這句話從他嘴裡說出，完全是多餘的，因為他顯然要比皇帝驚慌。當他過來和把這種話說到四五次的時候，我有點不耐煩了，我說，「皇帝陛下在這裡，站在我旁邊，你為什麼不直接和他說呢？」可是，他太心慌意亂了，以致沒有注意到我說話的粗魯。接著，他又漫無目的地轉起圈子來……

那天晚上，我父親的另一件舉動，尤其令我不能滿意。

莊士敦到了不久，經過一番奔走的鄭孝胥來了。他奔走的地方也是東交民巷。至少是從「東京震災」捐款時起，東交民巷的日本公使館就和我的「股肱」們有了交際，羅振玉和鄭孝胥來到紫禁城之後，又和日本兵營有了往來。據羅振玉說，日本的竹本大佐是他先交的朋友。我出宮的頭一天，由於情勢緊張，羅振玉到天津找日本駐屯軍司令官想辦法去了，鄭孝胥受我囑託，也約會好東交民巷的竹本多吉大佐在次日見面。他們見面後，剛談了不多的話，就聽到了馮軍入京的訊息，於是雙方商定了一條計策，由竹本派出他的副官中平常松大尉，穿上便衣，帶著一名醫生，假裝送我進醫院，把我運出「北府」，接進日本兵營。按照這條計劃，鄭孝胥帶著中平大尉和日本醫生村田到了「北府」。我當時的想法，是立刻就跟他們走的。但是，王公大臣和師傅們都表示了反對。他們認為這個辦法很難混過大門計程車兵，即使混過了他們，街上還有國民軍的步哨，萬一被發現，那就更糟糕。反對最激烈的是我父親，他的理由是這樣：「就算跑進了東交民巷，可是馮玉祥來找我要人，我怎麼辦？」後來，我也因為太冒險，沒敢跟日本人走，可是我心裡對父親是更不高興了。

我的心情從總的來說，這天晚上還算好。莊士敦的訊息說明三國公使在「關心」我，鄭孝胥帶來的日本人，又告訴了我日本人的「熱心」，我不像剛才來時那麼緊張了。

可是到了次日，「北府」的門禁突然加嚴，只准進，不準出，連廚役買菜也得託大兵們代勞。後來稍放鬆一點，只許有限幾個人，即陳、朱師傅和內大臣出進，外國人是根本不許進來。這一下子，我又慌了。「國民軍還能不怕洋人？」這個疑問橫在我心裡，成了一個大疙瘩。我身邊的人也有這樣擔心的，也有不相信的。後來不相信的佔了多數，他們都說從民國以來還沒有不看洋人臉色的當局，這次國民軍支援的黃郛內閣，不是也直向三國公使做保證嗎？話是不錯，不過誰知道大門口的大兵是怎麼想的呢？那年頭有句話：「秀才遇見兵，有理講不清！」黃郛和王正廷儘管如何保證，離我最近而手持兇器的還是門口的大兵。萬一他們發作起來，不但秀才應付不了，連「皇上」恐怕也不行。我越想越怕，後悔沒有跟鄭孝胥帶來的日本人出去。我對鄭孝胥和日本兵營，簡直增加了更大的感情！

正在這時候，羅振玉出現了。

羅振玉是頭一天就為了我而去天津的。據他說，他在竹木大佐的幫助下，坐上京津國際列車到了天津(5)，次日找到日本駐屯軍司令部，請他們出面保護我。這時司令部的金子參謀告訴他，鹿鍾麟已進了宮。日本司令官介紹他去找段祺瑞，因此他知道了段祺瑞馬上就會出山。這時段祺瑞也接到了北京竹本大佐轉來的鄭孝胥的求援電報。段祺瑞即發出了一封反對馮玉祥「逼宮」的通電，羅振玉預先也看到了那個電稿。根據日本駐屯軍司令部的指示，他又返回北京就近和他的朋友竹本大佐聯絡，竹本大佐叫他告訴我，日本騎兵將在「北府」附近巡邏，如發現國民軍對「北府」有什麼異樣舉動，立即回營報告，日兵營會採取「斷然措施」。聽了他的報告，又從陳寶琛那裡知道了日本兵營曾想把日本軍用信鴿送進「北府」，以備報警之用（他因為怕國民軍，沒敢拿來），我對日本人的「感情」又發展了一步。自然，羅振玉在我心裡得到了與鄭孝胥並行的地位，而「王爺」就擠得更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