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承認了這次整頓內務府的失敗，並不等於說我就此要「停車」。車我是不想停的，至多不過多拐幾個彎兒。我自從上了車，就不斷有人給我加油打氣，或者指點路標方向。

前面我已說過，遺老們向我密陳恢復「大計」的事，那隻不過是其中的一例。我在婚後不久就發現，像那樣想為我效力的人，可以說到處都有，例如康有為和他的徒弟徐勤、徐良兩父子，在全國各省以及海外到處活動著，他們組織了一個「中華帝國憲政黨」，據徐勤——廣東的富商、天津中原公司的經理的奏摺中說，這個黨在海外擁有十萬黨員和五家報紙。康有為在民國十六年去世後，徐氏父子仍繼續活動著。根據現在手頭的材料，我還記得起來的有這幾件事：在我出宮前兩年，徐良寫信給莊士敦說，他要到廣西找軍閥林俊廷去活動，過不久又來信說，廣西的三派軍人首領陸榮廷、林俊廷和沈鴻英「三人皆與我黨同宗旨，他日有事必可相助對待反對黨也」。(3)民國十三年的春節後，康有為曾給莊士敦寫信說：「經年奔走，至除夕乃歸，幸所至遊說，皆能見聽，亦由各方厭亂，人有同心。」據他說陝西、湖北、湖南、江蘇、安徽、江西、貴州、雲南全都說好了，或者到時一說就行。他最寄以希望的是吳佩孚，說「洛（指吳，吳當時在洛陽）忠於孟德（指曹錕），然聞已重病，如一有它，則傳電可以旋轉」。又說湖北省曾耀南說過「一電可來」的話，到他生日，「可一賞之」。現在看起來康有為信中說了不少夢話，後來更成了沒有實效的招搖行徑，但當時我和莊士敦對他的話都沒有懷疑，大為歡欣鼓舞，並按康有為的指點送壽禮、賞福壽字。我開始自己決定安排賞賜了，也就是說在指點之下，我開始懂得為自己的「理想」去動用財富了。

同樣的例子還有「慈善捐款」。這是由哪位師傅的指點，不記得了，但動機是很清楚的，因為我這時懂得了社會輿論的價值。那時在北京報紙的社會版上，差不多天天有「宣統帝施助善款待領」的訊息。我的「施助」活動大致是兩種，一種是根據報紙登載的貧民訊息，把款送到報社請他們代發，三五元不等，另一種是派人直接送到貧戶家裡。無論哪一種做法，過一兩天報上總有這樣新聞：「本報前登某某求助一事，荷清帝遣人送去×元……」既表彰了我，又宣傳了「本報」的作用。為了後者，幾乎無報不登吸引我注意的貧民訊息，我也樂得讓每種都給我做宣傳。以致有的報居然登出這樣文章來：

時事小言皇恩浩蕩

皇恩浩蕩，乃君主時恭維皇帝的一句普通話，不意改建民國後，又聞有皇恩浩蕩之聲浪也。今歲入冬以來，京師貧民日眾，凡經本報披露者，皆得有清帝之助款，貧民取款時，無不口訴皇恩之浩蕩也。即本報代為介紹，同人幫同忙碌，然盡報紙之天職，一方替貧民之呼籲，一方代清帝之布恩，同人等亦無不欣欣然而云皇恩浩蕩也。或曰清帝退位深宮，坐擁鉅款，既無若何消耗，只好救濟貧民，此不足為奇也。唯民國之政客軍閥無不坐擁鉅款，而並不見有一救濟慈善者，於此更可見宣統帝之皇恩浩蕩也。(4)

像這樣的文章，對我的價值自然比十塊八塊的助款大得太多了。

我付出最大的一筆賑款，是對民國十二年九月的日本「震災」。那次日本地震的損失驚動了世界，我也出於同樣的動機，想讓全世界知道「宣統帝」的「善心」，決定拿出一筆鉅款助賑。我的陳師傅看得比我更遠，他在稱讚了「皇恩浩蕩，天心仁慈」之後，告訴我說：「此舉之影響，必不僅此。」後來因為現款困難，送去了據估價在美金三十萬元上下的古玩字畫珍寶，日本芳澤公使陪同日本國會代表團來向我致謝時，宮中出現的興奮氣氛，竟和「大婚」中外國使節來觀禮時相像。我這才明白了陳師傅的意思。經過他這一指點和日本代表團的殷勤致謝，我又開了一個竅。

在這個時期，我的生活的另一面，充滿了更多的荒唐，也幹了不少自相矛盾的事。比如我在整頓內務府，怪他們開支太大的同時，自己的揮霍卻是無度的。買一顆鑽石要三萬元，毫不覺得貴，從外國買了洋狗來，狗生了病請獸醫，比給人治病用的錢還多。北京警察學校有位姓錢的獸醫，大概看準了我的性格，極力巴結，給我寫了好幾個關於養狗知識的「奏摺」，就得到了綠玉手串、金戒指、鼻菸壺等十件珍品的賞賜。我有時從報上看見什麼新鮮玩意兒，如四歲孩子能讀《孟子》，某人發現一顆異樣蜘蛛，就會叫進宮裡看看，當然也要賞錢。不知怎麼的，我一下子喜歡上了石頭子兒，就有人成車地購買了各式各樣的石頭子兒送來。自然又得到我不少的賞賜。

我一邊向內務府大叫要裁人，也確實裁了，內務府各司處從七百裁到三百人，「御膳房」的二百廚師全部遣散。但是剩下的，單以新建的膳房來說，還有兩個，一是我平日用的，用著三十七個人，其中包括以一名員外郎為首的八名員司和兩個「寫字人」，每月菜錢開支七百多元，另一個是給我做西餐的「番菜膳房」，人數已忘記，但知道每月要開支六百多元，而我並不是每天都叫他做菜吃的。

關於我的每年開支數目，據我婚前一年（即民國十年）內務府給我編造的那個被縮小了數字的材料，不算我的吃穿用度，更不算內務府各處司的開銷，只算內務府「交進」和我與太妃們在內務府支出的「恩賞」和「臨時差務」，這三項共計年支八十七萬零五百九十七兩。

這種昏天黑地、不知東方之既白的生活，一直到民國十三年十一月五日，馮玉祥的國民軍把我驅逐出紫禁城，才起了變化，而我的「車」也遇到了一個真正的障礙了。

這年九月由朝陽之戰開始的第二次直奉戰爭，吳佩孚的直軍起初尚處於優勢，十月間，吳部正向山海關的張作霖的奉軍發動總攻之際，吳部的馮玉祥突然倒戈回師北京，發出和平通電，在馮、張的合作之下，吳佩孚山海關前線軍隊一敗塗地，吳佩孚自己逃回洛陽。後來吳在河南也沒站住腳，又帶著殘兵敗將逃到嶽州，直到兩年後和孫傳芳聯合，才又回來，不過這已是後話。吳軍在山海關敗績訊息還未到，佔領北京的馮玉祥國民軍已經把賄選總統曹錕軟禁了起來，接著解散了「豬仔國會」，顏惠慶的內閣宣告辭職，國民軍支援黃郛組成了攝政內閣。

政變訊息剛傳到宮裡來，我立刻就覺出了情形不對了，因為紫禁城的內城守衛隊被國民軍繳械，調出了北京城，國民軍接替了他們的營地，神武門換上了國民軍的崗哨。我在御花園裡用望遠鏡觀察景山，看見了那邊上上下下都是和守衛隊服裝不同計程車兵們。內務府派去了人，送去茶水吃食，國民軍收下了，沒有什麼異樣態度，但是紫禁城裡的人誰也放不下心。陳寶琛和我父親以前都到過南苑的馮玉祥的營地「慰勞」過，見過這位穿著大兵衣服的將軍，都覺得他和別的將軍不一樣。怎麼個不一樣，他們也說不出來，或者說出來了我也沒有懂得。但是我們卻記得，張勳復辟那次，馮玉祥參加了「討逆軍」，如果不是段祺瑞及時地把他調出北京城，他是要一直打進紫禁城來的。段祺瑞上臺之後，馮玉祥和一些別的將領曾通電要求把小朝廷趕出紫禁城。憑著這點經驗，我們對這次政變和守衛隊的改編有了不祥的預感。接著，又聽說監獄裡的政治犯都放出來了，又說共產黨、「過激黨」都出來活動了，莊士敦和陳師傅他們給我的種種關於「過激」「恐怖」的教育，最主要的一條是說他們要殺掉每一個貴族，這時發生了作用。我把莊士敦找來，請他到東交民巷給我打聽訊息，要他設法給我安排逃難的地方。

王公們陷入惶惶不安，有些人到東交民巷的「六國飯店」訂房間去了，但是一聽說我要出城，卻都認為目前尚無必要。他們的根據還是那一條：有各國公認的優待條件在，是不會發生什麼事情的。

然而，必須發生的事，終歸是要發生的。

那天上午，大約是九點多鐘，我正在儲秀宮和婉容吃著水果閒聊天，內務府的大臣們突然踉踉蹌蹌地跑了來。為首的紹英手裡拿著一件公文，氣喘吁吁地說：「皇上，皇上……馮玉祥派了軍隊來了！還有李鴻藻的後人李石曾，說民國要廢止優待條件，拿來這個叫，叫簽字……」

我一下子跳了起來，剛咬了一口的蘋果滾到地上去了。我奪過他手裡的公文，看見上面寫著：

大總統指令

派鹿鍾麟張璧交涉清室優待條件修正事宜，此令。

中華民國十三年十一月五日

國務院代行國務總理黃郛……

修正清室優待條件

今因大清皇帝欲貫徹五族共和之精神，不願違反民國之各種制度仍存於今日，特將清室優待條件修正如左：

一、大清宣統帝從即日起永遠廢除皇帝尊號，與中華民國國民在法律上享有同等一切之權利；

二、自本條件修正後，民國政府每年補助清室家用五十萬元，並特支出二百萬元開辦北京貧民工廠，儘先收容旗籍貧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