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府」裡的人雖然有共同的興奮，卻沒有共同的想法。金梁後來在他補寫的《遇變日記》(7)裡說：「蓋自段、張到京後，皆空言示好，實無辦法。眾為所欺，以為恢復即在目前，於是事實未見，而意見已生。有主張原訂條件一字不能動者，有主必還宮復號者，有主改號避帝者，有主歲費可減，必有外人保證者，有主移住頤和園者，有主在東城購屋者。實則主權在人，無異夢想一皆不知何所見而云然也。」這段話說的倒是實情。

歷史的列車在進行中，障礙被壓碎，垃圾被拋開。附在垃圾上的蠅子自然會哄成一團，碰撞一陣。

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五日的這場旋風，把我一下子丟擲了紫禁城，落到一個三岔口上。我面前是三條路：一條是新的《條件》給我指出來的，放棄帝王尊號，放棄原來的野心，做個仍然擁有大量財寶和田莊的「平民」；另一條是爭取「同情者」的支援，取消國民軍的新《條件》，全部恢復袁世凱時代的舊《條件》，或者「復號還宮」，讓我回到紫禁城，依然過著從前那樣的生活；還有一條是最曲折的道路，它通向海外，然後又指向紫禁城，不過那時的紫禁城必須是辛亥以前的紫禁城。這條路如果用二十年後蔣介石的術語來說，叫做「曲線救國」，而當時的原版則是「借外力謀恢復」。我站在這個三岔口上，本來一心想走第三條路的，但是又不得不忍受著周圍那群蠅子的包圍，聽著他們的無窮無盡的爭吵。他們對於第一條路，固然都是和我一樣地認為不屑一顧，而在其他兩條路線的選擇上，則是互不相讓。即使是同一條路線的擁護者，也各有不同的具體主張和詳盡計劃。每個人都爭先恐後給我出主意，搶著給帶路。

這種「帶路權」的爭奪戰，從我進「北府」大門那天起，經過我居住天津的七年，一直到離津去東北前，是一直沒有停止過的。只說在「北府」的這二十四天，也曾有過幾次起伏，變過幾次陣容，轉移過幾次重心。

起初，剛進「北府」的那幾天，爭論的中心是「留在北府呢？還是設法溜出，躲進東交民巷？」前面已說過，主張溜走的一方是處於孤勢的鄭孝胥和不公開表態的莊士敦，另一方則是以我父親為首的王公大臣以及師傅們。這場衝突是以鄭孝胥的失敗而告終。門禁開始鬆動以後，以「出洋不出洋，爭不爭取恢復《條件》」為中心展開了第二次的交鋒。主張立即出洋的一方是金梁和羅振玉（莊士敦仍是不公開表態的一個），另一方仍以我父親為首，師傅們是參加者。他們這次的矛頭主要是對著「急先鋒」金梁，也取得了勝利。不過，這是一個表面的勝利。到第三個回合，即鄭、羅、莊聯合了起來，並爭得了陳寶琛的參與，而問題重心轉到了「我的當前處境危不危險，要不要先跑進東交民巷」的時候，那些王公大臣便慘敗了。

以我父親為首的王公大臣們，始終反對著我出洋，他們是「爭取復號還宮派」裡的最保守者。他們對國民軍懷著同樣的仇恨，卻又希望我忍受著，等待著。國民軍取消了我的皇帝尊號，他們認為我還可以在家裡做皇帝，反正他們是不取消我的尊號的。國民軍的統治剛露出了不穩徵兆（張、馮不和，黃內閣被拒於使團），他們的幻想就抬頭了。他們一面勸我靜待佳音，一面對於一切出洋的以及出府的意見，大肆進行攻擊。不可否認，這一派人在第一個回合上是取得了勝利，因為攔阻了我去東交民巷，也就是攔住了我出洋的路。他們在對付金樑上，讓金梁敗得很狼狽。金梁從報上看到了我對鹿鍾麟的談話以後，門禁剛一鬆動，便帶著一份「奏摺」和替我擬好的「宣言書」來了。他大大地誇獎了我的談話，讓我對外宣佈「敝屣一切，還我自由，餘懷此志久矣！」叫我放棄帝號和優待費，把錢拿出來辦圖書館和學校，其目的，則是「收人心，抗輿論」，同時要「託內事於忠貞之士，而先出洋留學，圖其遠者大者，盡人事以待天命，一旦有機可乘，立即歸國」。他的論點是：「蓋必敝屣今日之假皇帝，始可希望將來之真皇帝。」他這一番話，確實令我動了心，但是我父親聞言之後，對他大怒，把他稱之為「瘋子」，請他以後不要再上門來。金梁被我父親以「王爺」的身份趕走以後，另一個出洋派主力，高鼻子的「護命符」莊士敦，我父親雖然沒有辦法也不敢動他，但是大門上的大兵無形中幫了我父親的忙，從第二天起就沒放他進來，於是造成了我父親這一派的暫時勝利。

在說到這個暫時的勝利之前，我要先說一下我們這夥人的心理狀態。

概括地可以這樣說，除了復辟的共同目標之外，每個人還都有他自己的一個算盤。

主張還原的是為了什麼呢？這是因為只有這樣，「王公」「大臣」「帝師」「翰林」等等的名利攸關的標籤才有地方可貼。這就是說，紹英還可以掌管那把關係著他的「社會地位」的「總管內務府的印鑰」，榮源還可以繼續著樂在其中的「抵押」「變價」的生涯，「醇親王」可以照舊支取每年四萬二千四百八十兩銀子摺合的歲俸，這是從前不管民國當局如何拖欠歲費，內務府到時都要湊足送齊的。

主張「立刻出洋」的是為了什麼呢？當然也是為了將來的復辟，但也同樣地有著說不出口的打算。這看一下他們各自主張的出洋方向就可以知道。羅振玉主張我到日本，有位當過前清駐歐洲公使的黃誥，主張我到歐洲……因為只有如此，他們才能利用自己優越條件，達到壟斷居奇的目的，至於他們所熟悉的國家能否支援我的復辟，問題倒在其次了。「出洋派」的急先鋒金梁，他沒有提出具體的方向，他自己哪一國也沒去過，不過他也最有意思。他的主意並不固定，起先，他根據我對鹿鍾麟說的漂亮話，主張了「敝屣一切」，放棄帝號和《條件》，後來，段祺瑞上了臺，我又對《順天時報》表示了取消條件並非「欣然快諾」，而還原的呼聲甚囂塵上之際，他又送來奏摺，說如要帝號，我亦不可放棄，又上書張作霖說「優待條件事關國信，效等約法，非可輕易修改」了。他對別人解釋道：他並不是主張放棄帝號的，不過這事不宜由我去爭而已。我一時弄不明白他到底主張的是什麼。後來才知道，原來他關心的既不是我的自由，也不是什麼《條件》，而是如何取得機緣，好借題做文章，以「揚名顯世」，出其風頭。倘若能取得我的信賴和重用，那自然更理想了。後來他實在從我這裡沒弄到什麼，不得已，無中生有地給自己刻了「少保」的圖章，蓋在他的樹杈式的書聯上。

這些有頭有臉的人物是這樣各懷著一個算盤，那些下面的嘍囉，不斷地遞摺子、上條陳，也各有其小算盤。我六叔載洵有個叫吳錫寶的門客，寫了一個「奏為陳善後大計」的摺子，一上來先抱怨說，他早主張要聘用各國法學家研究法律，以備應付民國違法毀約的舉動，因為沒聽他的主意，所以今天手忙腳亂，駁辯無力。接著，他提出五條大計：說來說去離不了用法律和法學家，原因就是他自己是一名律師。還有個名叫多濟的旗人，是掛名的內務府員外郎，他堅決主張無論如何不可放棄帝號，不但如此，我將來有了兒子還要叫做「宣統第二」。他又主張今後我應該把侍奉左右的人都換上八旗子弟，看來，他也打好主意讓他的兒子做「多濟第二」，來繼承員外郎這份俸銀的。

我也有一個算盤，相形之下，我的算盤倒是最單純的，而且在那個範圍內也是說得出口的，這就是我的終極目標：復辟。為了這個目標，我曾為自己把第三條路線修正、補充過幾次。剛進「北府」的時候，這條路線是這樣：

「北府」—東交民巷—外國—北京紫禁城

在形勢緩和之後，我又修改成如我給張作霖的信裡說的那樣：

「北府」—北京城內住所—奉天（瀋陽）—外國—紫禁城

這條具體的行動路線不但表明了固定不移的終極目標，也表明了第一個步驟是非離開「北府」這個不稱心的地方不可的。

那時，我自然不會像上面說的那樣，去分辨周圍那群蠅子，我判斷是非的標準只有一條，這是和西太后的並沒有多大區別的一條：誰叫我稱心，誰最維護我作為帝王的利益的，誰就是好，否則就叫壞。那時凡是叫我忍受的，叫我等待的，攔阻我行動的，把他的利害放在我的利害上面的，我都不滿意。因此，王公大臣那一方逐漸失掉了我歡心，而積極為我奔走，設計讓我脫離那個「北府」的鄭、羅、莊這一方，越來越受到我的信賴。從這點上說，這就預定下了「北府」爭奪戰的最後結局。

古代兵法中說得不錯，「知己知彼，百戰不殆」，又說「攻心為上」。誰能知我又能攻我心的，誰就得勝，否則必敗。

我當時主要的心情，既然是又害怕國民軍害我，又想離開這個變相的紫禁城，鄭孝胥和羅振玉於是從這方面打動了我的心。

國民軍的警衛從大門撤走之後，形勢本來已經緩和，我都敢放開膽子向記者罵國民軍了，忽然鄭孝胥面容嚴肅地出現了，問我看過報沒有。

「看了，沒有什麼呀！」

「皇上看看《順天時報》。」他拿出報來，指著一條「赤化運動之平民自治歌」標題給我看。這條訊息說，馮軍入京以後，「赤化主義」就乘機活動，最近竟出現數萬張傳單，主張「不要政府真自治、不要法律大自由」云云。那時，我從鄭、陳、莊諸人和《順天時報》上聽到或看到什麼共產黨是過激主義、赤化主義，赤化、過激就是洪水猛獸，共產共妻，又說馮玉祥的軍隊就和赤化過激有關，等等的鬼話。看了這些訊息，就信鄭孝胥的解釋，那是馬上要天下大亂，「赤化主義」對我下毒手，則更無疑問。

我正被鄭孝胥的話鬧得心驚膽戰之際，羅振玉以緊張的面容出現了。羅振玉的來自日方的訊息一向很受我重視。曾以聯絡日本兵營的聯隊長竹本大佐一事，得到我的信任，他這次報告我說，已確實聽說馮玉祥和「過激主義」分子將對我不利。「現在馮軍佔了頤和園。」他說，「出事可能就在這一兩天。皇上要趁早離開這裡，到東交民巷躲避一下才好。」

後來莊士敦也來了，帶來了外國報上的訊息，說馮玉祥又要第三次對北京採取行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