喬治·伍德科克sup[1]/sup稱時鐘的嘀嗒聲為機械時代的暴政。我們創造了機器，到頭來卻淪為機器的奴隸。我們創造了怪物，最終卻生活在對它的恐懼之中——正如馮·弗蘭肯斯坦男爵sup[2]/sup。

我診治過這樣一位病人，他喪妻之後獨居家中，越來越相信廚房桌上的時鐘的嘀嗒聲是人在說話，在給他下簡短的指令。「上床睡覺！」「洗碗！」「關燈！」一開始，他不理會這些聲音，但時鐘一遍又一遍地用同樣的詞句重複指令。最後，他開始遵照指令生活，時鐘控制了他的生活。它會告訴他什麼時候吃飯看電視，什麼時候洗衣服，回誰的電話……

他第一次來我診室的時候，我問他喝茶還是咖啡。他沒有馬上回答，而是漫不經心地在掛鐘前踱步，過了一會兒，他才轉身告訴我說一杯水就好。

奇怪的是，他不想我治好他。他本可以撤走家裡所有的鐘，或者換成電子錶，但是他沒那麼幹，因為他覺得，這聲音令他安心，甚至寬慰。據他所說，他的妻子生前是個吹毛求疵的人，生活得很有條理，總催促他做事，給他列出清單，幫他選購衣服，為他做決定。

他不希望我讓這些聲音消失，相反，他想讓這些聲音跟著他。雖然每個房間都放了掛鐘，但是他出門時該怎麼辦？

我建議他戴個手錶，但是不知怎的，手錶的聲音要麼不夠大，要麼會毫無條理地喋喋不休。我們想了很多辦法，最後決定去格雷古董集市買表，他聽了一小時老式懷錶的聲音，終於找到了一個咬字清晰的表。

於我而言，鐘聲是我那輛路虎故障時發出的「咔嗒」聲，或者可以說是末日來臨的倒計時——離子夜還有七分鐘的倒計時。從前的幸福日子逐漸淪為歷史，而我無法讓時鐘停下。

開出哈奇米爾村時，有兩輛警車從我身邊經過，朝我相反的方向駛去。梅爾肯定把厄斯金的住址告訴了警察。不過他們不知道我開著路虎——至少現在不知道。那位過目不忘的小老太太會告訴他們。她多半會拉著警察再講一次自己的生平經歷，這樣我就有足夠的時間逃跑。

我一直用餘光掃視後視鏡，留意是否有警車的藍燈在閃爍。這壓根不是一場高速追捕。只要我掛不到四擋，警察騎腳踏車都能追上我。或許我們會重現當年逮捕o.j.辛普森的大場面——可以從直升機上拍到一條緩行的警車長龍在對我窮追不捨。

我還記得《虎豹小霸王》裡的最後一幕：雷德福德和紐曼迎戰墨西哥軍隊前還有心情說俏皮話呢。對於死亡，我並沒有他們那麼無畏，也不覺得在槍林彈雨中走向死亡有什麼值得誇耀的。

盧卡斯·達頓住在城郊的一間紅磚房裡，磚房周邊的小商店已被毒販佔領，被妓院取代。街上的每面白牆都有塗鴉，連民間畫作和新教壁畫都被塗得面目全非。塗鴉毫無色彩搭配和創造力可言，純粹是愚蠢的惡意破壞。

馬路旁，我看到盧卡斯站在梯子上，正從牆上拆下籃球筐。他的頭髮比以前更黑了，但腰圍大了一圈，前額刻著一道道皺紋，隱沒於濃密的眉毛中。

「要幫忙嗎？」

他低頭望著我，花了好一會兒才想起我的名字。

「這些東西都生鏽了。」他一邊說一邊拍打螺栓。他爬下梯子，用襯衫擦了擦手，然後和我握手，同時瞥了眼前門，暴露了他此時的緊張。他的妻子肯定在裡面。他們肯定已經看了新聞報道，或者聽了電臺。

二樓窗戶裡傳來樂聲：音樂里夾雜著一陣陣重擊低音和打碟機的聲音。盧卡斯隨著我的視線看向二樓。

「我讓她調小音量，她不聽，偏偏說要大聲放才好聽。年輕人都這樣吧，我猜。」

我記得這對雙胞胎。索尼婭擅長游泳——無論是在泳池裡還是在海里，她的泳姿總是那麼優美。她九歲那年的一個週末，我受邀參加了他們家的燒烤聚會。當時她還宣佈自己有朝一日要橫渡英吉利海峽。

「從隧道過會更快。」我告訴她。

大家都笑了，索尼婭向我翻了個白眼，從那以後就不怎麼待見我了。

她的雙胞胎妹妹克萊爾是個書蟲，患有弱視，總戴著金屬框眼鏡。燒烤聚餐時，她大部分時間都待在房間裡，埋怨外面的人「像猴子一樣大聲嚷嚷」，吵到她看電視了。

盧卡斯折起梯子，抱怨道：「女孩們都不打籃球了。」

「我為索尼婭感到難過。」我說。

他就像沒聽到我這句話一樣，把工具放進箱子裡。我正準備問他索尼婭的事，他就開口談起了她，說她在國家游泳比賽上拿了兩個冠軍，還創造了一個新紀錄。

「儘管她訓練刻苦，每天早上出門跑圈，一英里接著又一英里，但她還是覺得自己遊得不夠快。畢竟做得好和做得優秀之間，是存在分明的界限的……」

我沒有打斷他，因為我感覺到他是想告訴我些什麼。然後我知道了整個故事。那時，索尼婭·達頓還不到二十三歲，為搖滾音樂節盛裝打扮，和克萊爾還有大學朋友出去玩了。有人給了她一片印著貝殼圖案的白色藥片。她一直很注意藥品安全，平時服用補品時也格外小心。那天，她整夜都在跳舞，她的心跳越來越快，血壓激增，她感覺頭暈目眩，心慌意亂，最後她暈倒在了一個廁所隔間裡。

盧卡斯蹲在工具箱旁，彷彿丟了什麼東西似的。他的肩膀在顫抖，聲音沙啞，說索尼婭在醫院裡昏迷了三週，再也沒有清醒過來。盧卡斯和妻子為是否停用生命維持系統吵了一架。他很現實，他會永遠記住她在水中遨遊的英姿。他的妻子罵他放棄了希望，只想著自己，沒有盡力祈禱等待奇蹟發生。

「從那以後，她和我之間只剩寡言片語，她連完整的一句話都不肯開口對我說。昨晚她告訴我，她在電視上看到了你的照片。我問什麼，她都回答了。我們好久沒這樣了……」

「是誰給了索尼婭藥片？警察抓到人了嗎？」

盧卡斯搖搖頭。克萊爾和警方描述過那個人的長相，她看過疑犯照片，警察還安排了列隊辨認。

「她說他長什麼樣？」

「高高的，瘦瘦的，皮膚黝黑……梳著大背頭。」

「他多少歲？」

「三十四五吧。」

他合上工具箱，扣上金屬栓，沮喪地瞥了眼房子，沒打算馬上回去。拆籃球架等瑣事對他來說變得重要起來，因為這可以讓他變得忙碌，沒時間去想傷心事。

「你還記得博比·摩根嗎？」

「記得。」

「你上次見他是什麼時候？」

「十四……十五年前。那時他還是個孩子。」

「在那之後就沒見過了嗎？」

他搖了搖頭，突然他眯起雙眼，好像想起了什麼。「索尼婭認識一個叫博比·摩根的人。可能是同一個人。他在游泳館工作。」

「你再也沒見過他？」

「沒有。」他看到客廳的窗簾被拉開了，「如果我是你，我不會繼續待在這裡。」他說，「她見到你的話，會報警的。」

他右手提著沉沉的工具箱，又換到了左手，看了眼籃球架。「或許得讓它在這兒再待一會兒了。」

我謝過他，他匆匆進了屋。門關上了，外面一片寂靜，令我離開時的腳步聲顯得格外響亮。我以為達頓是個自信滿滿、固執己見的人，在案例研討會上更是如此，他從不聽取異議。他有點像獨裁者，像愛找碴的公務員，可以保證列車準點發車，卻完全不懂如何與人打交道。他會想，要是他的員工和他那臺斯柯達車一樣忠心就好了——即使在寒冷的早上也能一下子點著火，方向盤還很靈敏。如今，他不再認為自己是個重要人物了，環境和經歷讓他心灰意冷。

根據他的描述，給索尼婭白色藥片的人不像博比，但眾所周知，目擊者看走眼的情況常常發生。壓力和驚恐會竄改大腦的認知，記憶是有疏漏的。博比就像一條變色龍，擅長改變身上的顏色，偽裝自己，經常搬到不同的地方住，卻能很好地融入環境。

格雷西姨婆以前常常背一首小詩給我聽——一首政治不正確的順口溜，叫作《十個印第安男孩》。這首詩是這麼開頭的：十個印第安男孩，外出去吃飯，一個被噎死，還剩九個人。九個印第安男孩，熬夜熬得深，一個睡過頭，還剩八個人……

剩下的幾個印第安男孩被蜂蜇，被魚咬，被熊撕成兩半，最後只剩下一個男孩，孤零零的一個人。我現在的心境和最後一個男孩一模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