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身。」

「他會不會以你討厭的方式碰你？」

博比皺著眉說：「不會。」

「他碰過你的隱私部位嗎？」

「沒有。」

「幫你洗澡的時候也沒有嗎？」

「可能有吧。」他又咕噥了一句，但我沒聽清。

「那媽媽呢？她碰過你的隱私部位嗎？」

他搖了搖頭，說要回家。他把畫紙揉皺，不再回答任何問題。他沒有表現出煩躁的情緒，也沒有表現出害怕。這種「疏離」的現象在遭受性虐待的孩子身上很普遍，他們試圖將自己變得渺小，因為不想被別人當作目標。

詢問結束了，這次詢問顯然無法給出任何定論，單憑博比的身體語言和言談舉止還不足以說明問題。

我回過頭來翻看檔案，大概拼湊出了接下來發生的事情。梅爾建議把博比登記在《兒童保護登記手冊》上——一份記錄在該地區被認為處於危險情況的兒童的清單。她申請執行了臨時護理令——在深夜兩點，把地方法官叫起來幹活。

警方逮捕了倫尼·摩根。他們搜查了房子、公交站場的儲物櫃和鄰居的車庫，他把車庫租來當車間。他全程都沒有認罪。他把自己描述成一個慈愛的父親，從沒犯過事，也沒惹過警察。他斷言自己不知道博比的傷痕，但承認在博比拆壞了一個完好的鬧鐘時，「揍過他一頓」。

我對這些一無所知。進行了那次詢問後，我沒有再跟進這件事。這是厄斯金負責的案子。

八月十五日週五舉行了一次兒童保護個案會議。主持會議的是盧卡斯·達頓，與會人員有當值的社工、心理學顧問魯珀特·厄斯金、博比的全科醫生、聖瑪麗小學副校長和偵緝警長海倫娜·勃朗特。

會議記錄表明，盧卡斯·達頓執行了訴訟程式。我記得他。在我第一次參加案例研討會時，我提出了跟他不同的建議，他便怒氣衝衝地對我進行言語攻擊。幾乎不會有人質疑負責人的話——特別是初級心理醫生，他們沒多少經驗，只有一張文憑，輕而易舉便能被打倒。

雖然警方沒有足夠的證據指控倫尼·摩根，但還是會繼續進行刑事偵查。基於實物證據和布里奇特·摩根的證詞，大會決定，除非博比的父親同意自願離家，否則應該讓博比暫時離開家，住在寄養中心。他們會安排父子每日見面，但不會讓他們單獨相處。

博比在寄養中心住了五天，倫尼才同意離開家，不和博比一起住，在警方完成對指控的全面調查前都不會回去。

第二個案件檔案的開頭是目錄。我掃了一眼大致內容，接著讀下去。整整三個月，社工和心理學家緊緊地盯著摩根一家，想了解家庭的內部情況。他們監控並評估博比的行為，特別是他和父親見面的時候。同時，厄斯金單獨詢問了布里奇特、倫尼和博比，並詳細記錄了內容。他還找到了博比的外祖母保利娜·埃亨，以及布里奇特的妹妹。

她們似乎都證實了布里奇特對倫尼的懷疑。特別是保利娜·埃亨，她聲稱自己見過倫尼的不當行為，父子倆睡前在摔跤，她看到他把手伸進了博比的睡衣裡。

當我把她的陳詞和布里奇特的進行對比時，我發現，她們用了很多相同的描述方式和短語。倘若這是我的案子，我馬上就會有所懷疑。畢竟，血濃於水——特別是在涉及兒童監護權的案件裡。

倫尼·摩根的第一任妻子死於車禍。他在第一段婚姻裡生的兒子名叫達菲德·摩根，十八歲時在社群服務中心不知情的情況下離家出走。

有人嘗試過找他，兒童護理工作者找到了他的老師和游泳教練，但他們都沒發現他有異常行為。達菲德十五歲便輟學了，在一家建築公司當學徒，後來他離開了公司。他們只知道他曾經在澳大利亞南部的背包客青年旅舍住過，後來的行蹤就不得而知了。

檔案上記載了厄斯金的結論，但沒有他的診療記錄。他認為博比「焦慮、煩躁、性格懦弱」，並且還「表現出了創傷後應激障礙的症狀」。

「當被問到有沒有遭受性虐待時，博比會變得越發防備，並且更加焦慮不安，」厄斯金寫道，「當有人暗示他的家庭不夠美滿時，他就會對那人懷有戒心，彷彿在極力隱瞞什麼。」

至於布里奇特·摩根，他寫道：「兒子是她的心頭肉，她不想我們繼續詢問博比，因為博比會因此感到焦躁。據她所說，博比最近經常尿床，而且難以入睡。」

她的擔心也不是無稽之談，我粗略估算了一下，博比已經接受了十幾次詢問，他一次又一次地面對治療專家、心理學家和社工的問話。他們一遍又一遍地問著同樣的問題，或者變個法子再問一次。

在他自由遊戲的時間裡，醫生看到他脫掉了娃娃的衣服，並說出了每個身體部位的名字。這些活動都沒有被記錄下來，但一位治療專家報告稱，他把一個娃娃壓在另一個上面，嘴裡還在咕噥著什麼。

厄斯金在檔案中收錄了博比的兩幅畫，我把它們拿到一臂之遙的距離觀察。就抽象畫而言，著實不錯，混合了畢加索和動畫片《摩登原始人》的風格。他把人畫得像機器人，面部扭曲，大人畫得極其龐大，小孩則畫得很渺小。

厄斯金得出結論：

在我看來，有大量的有力證據表明，摩根先生可能和其子發生過性接觸。

首先是布里奇特·摩根及其外祖母保利娜·埃亨提供的證據。這兩位女性均沒有理由在其證詞上加以偏袒或修飾。她們均目睹過摩根先生在其子面前赤身裸體，併除下其子內褲。

其次是理查德·萊格德醫生提供的證據，醫生髮現，「孩子的臀部上有兩至三條被皮帶抽打後留下的約六英寸長的傷痕」，而孩子肛門附近的疤痕組織則是更加令人不安的證據。

此外，博比的行為方式的改變亦是證據之一。他對性表現出了病態的興趣，且相關的應用知識遠超正常的八歲兒童。

基於以上事實，我認為，博比遭受過性虐待的可能性非常大，施虐者極有可能是其父親。

十一月中旬肯定還開了另一場研討會，但我找不到會議記錄。警方調查中止了，但檔案並沒有被封存。

第三份檔案全是法律文書，其中一些還用帶子捆了起來。社會服務部門確信博比處境危險，於是申請釋出永久護理令。後面的事就交由律師來處理了。

「在嘀咕什麼呢？」梅爾逛完街回來，把兩杯咖啡穩穩地放在一本賬簿上，「抱歉，我只有這種提神飲料了。你還記得以前聖誕節的時候，我們偷帶了幾箱葡萄酒來這兒嗎？」

「我記得博伊德喝醉了，去給門廳裡的塑膠植物澆水。」

我們一同大笑。

「找回什麼往事了嗎？」她指了指那些檔案。

「找到了悲傷的往事。」我的左手在顫抖。我用膝蓋夾住它。「你覺得，倫尼·摩根是個怎樣的人？」

她坐下來，踢掉鞋子。「我覺得他是頭豬，言語汙穢，舉止粗暴。」

「他是做什麼的？」

「他在法庭外跟我對峙。我去門廳打電話。他質問我為什麼打電話，好像關他什麼事似的。我想繞開他，他居然把我按到牆上，捏住我的喉嚨。他的眼神……」她不寒而慄。

「你沒有指控他？」

「沒有。」

「他很生氣？」

「是。」

「那他妻子是個怎樣的人？」

「布里奇特啊，衣著奢華，輕佻放蕩，喜歡攀龍附鳳。」

「但你喜歡她？」

「是。」

「護理令後來執行了嗎？」

「一位地方執法官支援護理令，但有兩位認為證據不足，指控無效。」

「所以你想讓法院監護博比？」

「當然了，我可不會讓那位父親接近博比。我們直接告到了郡法院，那天下午舉行了一場聽證會，相關檔案應該都在這裡面。」她指了指檔案。

「出庭作證的是誰？」

「我。」

「厄斯金呢？」

「我引用了他的報告。」

聽到我不停地問問題，梅爾稍有不快。「換作其他任何一個社會工作者，都會做跟我一樣的事情。跟地方執法官說不清道理，就去找法官。十次有九次，法院都會提供監護。」

「但現在不行了。」

「確實啊，」她語氣失落，「規則都變了。」

法院開始監護博比後，所有關乎他人身健康的重大決策都會由法院來拍板，他的家人無權參與。未經法院允許，他不能轉學，不能申請護照，不能參軍，也不能結婚。同時，法院還會確保博比的父親永遠不能回到他的身邊。

我一頁頁翻看檔案，翻到了裁決書。全文大概八頁，但我快速瀏覽了一遍，尋找判決結果。

這對夫妻均真心實意地關心自己孩子的健康。過去，他們曾以自己的方式，盡全力履行為人父母的責任，這一點無可指摘。不幸的是，在我看來，這位父親因遭到懸而未決的指控，其履行父親的職責，以合理且恰當的方式照顧孩子的能力受到了質疑。

我考慮了對抗性證據，即這位丈夫對指控的否認。同時我也認識到，孩子希望能和父母一起繼續生活。顯然，在此案中，既要設法顧及博比的願望，也必須綜合考慮其他會對孩子的身心健康產生影響的因素。

兒童福利指導方針及測試傳達的資訊十分明確，博比的利益在本案中是最為重要的。倘若法院給予父母雙方其中一方以監護權或探視權，都會將兒童置於不可接受的性虐待風險中，則法院不能給予監護權或探視權。

我衷心希望，到了一定時候，當博比擁有一定的自我保護能力和理解能力，且行為成熟後，他能與父親再次共度時光。令人惋惜的是，那個時候或許是非常遙遠的將來，而在那之前，博比不宜再與父親有任何接觸。

裁決書上蓋有法院印章，簽署人是賈斯蒂斯·亞歷山大·麥克布賴德先生，他是凱瑟琳的祖父。

梅爾在桌子另一端望著我。「找到你想要的東西了？」

「不完全是。你和賈斯蒂斯·亞歷山大·麥克布賴德有過什麼來往嗎？」

「他是個好人。」

「我想，你應該聽說了他外孫女的事。」

「太慘了。」

她緩緩轉了轉椅子，把腳伸長，鞋子抵在牆上。她定睛看著我。

「不知道凱瑟琳·麥克布賴德的檔案在不在這兒？」我故作隨意地問。

「你問得真巧。」

「怎麼說？」

「今天還有另一個人想看凱瑟琳的檔案。一天之內，我收到了兩個有意思的請求。」

「是誰想看她的檔案？」

「一位兇殺案調查隊的警探。他想知道，你的名字有沒有出現在檔案裡。」

她那犀利的眼神直直地盯著我。我沒有對她如實相告，她有點生氣。社會工作者很少向他人吐露自己的秘密。他們慢慢學會不再信任他人……特別是在跟受虐兒童、被家暴的妻子、癮君子、酒鬼、爭奪監護權的父母這類人打交道的時候。一切事情均不能只看表面。永遠不要相信記者、辯方律師，還有慌了手腳的父母。永遠不要拒絕詢問，不要向孩子做出什麼保證。永遠不要倚賴寄養家庭的監護人、地方執法官、政客或高階公務員。梅爾曾經信任過我，但我辜負了她的信任。

「那位警探說，你是調查關注的目標。他還說，凱瑟琳曾指控你對她實施性侵。他還問，你有沒有遭到過別的指控。」

這是梅爾的領域。她並不反感男人，只是反感男人做的事情。

「我性侵她一事是她編造出來的。我沒有碰過凱瑟琳。」

我無法掩飾聲音中的憤怒。泰然容忍是那些犯了錯卻佯裝不知道的人才會做的事情。我已經受夠了別人拿一些我沒做過的事情指責我。

在走回阿爾比恩旅館的路上，我試圖把線索拼湊在一起。血液在我縫了針的耳朵中湧動，但這也好，能讓我專注思考。這感覺就像把一臺電視的音量調到最大，就能保持全神貫注。

博比失去父親時，年紀應該跟查莉相仿。這樣的慘劇能讓一個孩子悲痛欲絕，但一個孩子思維的形成，絕不可能只靠一個人。影響他的，肯定還有他的祖父母、叔叔舅舅、阿姨嬸嬸、兄弟姐妹、老師、朋友，還有許許多多的閒雜人。如果我能把所有這些影響過他的人召集在一起，逐個詢問，或許我就能找出他到底遭遇了什麼事。

我遺漏了什麼？這個孩子由法院負責監護。他的父親自殺了。這確實是個悲傷的故事，但並不是特例。孩子現在已經不會再由法院來監護了。二十世紀九十年代早期，法律做了更改。以前的老系統對虐待案太過來者不拒。控方無須掌握細微的關鍵證據，而且那時也沒有制衡制度。

博比身上表現出了所有遭受性虐待的特徵。遭受虐待的兒童往往會找到保護自我的方法。有些會患上創傷性失憶症；其他則把遭受的痛苦深埋在潛意識裡，或拒絕回想發生過的事情。可同時，一些社會工作者只會「核實」虐待指控，而不會質疑指控，因為他們相信發起指控的人不會撒謊，撒謊的只有施虐的人。

博比越是否認發生過什麼事情，人們就越相信肯定發生過什麼事情。這一確鑿般的假定貫穿了整場調查。

但萬一我們錯了呢？

密歇根大學的研究人員曾將一個兩歲女孩的實際案例做成一份概要，將其呈交給一個專家小組，小組成員包括八位臨床心理學家，二十三位研究生，五十位社會工作者，以及幾位精神病學家。研究人員從一開始就知道，這個孩子並沒有遭受性虐待。

孩子的母親向法院提起虐待指控，因為她發現女兒的腿上有一塊淤傷，而且女兒的尿布上有一根陰毛（她覺得像是女孩父親的陰毛）。女孩進行了四次醫學檢查，均未發現有性侵的痕跡。兩次測謊以及一次警方和兒童保護服務部門的聯合調查證明了這位父親的清白。

儘管如此，仍有四分之三的專家建議，要密切監視這位父親和女兒的接觸，甚至想直接禁止父親和女兒接觸。其中有幾位甚至斷定，那女孩被性侵了肛門。

在兒童受虐案中，根本沒有什麼無罪推定的說法。被告一律疑罪從有。汙點看不見，卻又不可磨滅。

我很清楚針對這類論點的反駁理由。例如，誣告是十分罕見的。我們判斷錯誤的案件數量遠多於判斷正確的。

厄斯金是一位優秀的心理醫生，也是一個好人。自從他妻子得了多發性硬化症，他便一直照顧她，直到她去世；在她死後，他還以她的名義，給研究基金會籌集到了很多資金。梅爾富有激情，有社會良知，相比之下，我常感慚愧。同時，她也從不假裝自己中立。她堅信自己堅信的事情。直覺是很重要的。

我不知道這一切會帶給我什麼。我又累又餓。我還是沒有找到任何證據，表明博比認識凱瑟琳·麥克布賴德，更別說謀殺她了。

我離旅館房間還有十幾步的距離，就在這時，我留意到了不對勁的地方。房門敞開著，地毯上有一塊酒紅色的汙漬，正朝樓梯方向蔓延。一棵盆栽棕櫚樹橫倒在門口。門把手肯定是在花盆倒下時被撞斷的，花盆也因此碎成了兩半。

一輛清潔工的手推車停在樓梯間，車上放著兩個桶、幾個拖把、擦洗刷和一堆溼抹布。清潔女工正站在我房間的中央。床被上下翻轉，抽屜的碎塊被扔得到處都是。水槽被人從牆壁上拆了下來，躺在斷裂的水管和一股細流之間。

我的衣服散落在溼透的地毯上，上面還散落著被撕毀的筆記本和被扯爛的資料夾。我的運動包被塞進了馬桶裡，上面還沾著一塊大便。

「把房間打掃得乾乾淨淨，實屬人生最大的樂事，對不對？」我說。

清潔女工難以置信地望著我。

破壞者用薄荷牙膏在鏡子上留了一條相當富有當地氣息的資訊：「不回家，就被打。」簡單，扼要，明確。

旅館經理想報警，我不得不拿出錢包，打消了他的想法。一地狼藉，我翻了翻，已經沒什麼值得搶救的了。我小心翼翼地拿起一捆沾滿墨水的溼乎乎的紙。唯一還能辨認的是凱瑟琳簡歷的最後一頁。我曾在辦公室裡讀過她簡歷的附信，但後面的內容沒看。我掃了一下這一頁，看到她列了一份推薦人名單，上面的名字都是三個字的。只有一個名字引起了我的注意：埃姆林·r.歐文斯醫生。她留了喬克在哈利街上的地址和電話號碼。

[1]梅琳達的暱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