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服務部門有遭受性虐待兒童的檔案。我以前可以查到這些資料，但現在我不在體制內。隱私法越發嚴格了。

我得找人幫忙，這個人我已經十多年沒見了。她叫梅琳達·科斯莫，我擔心自己可能都認不出她來。我們約好在地方法院對面的咖啡廳見。

我第一次來到利物浦的時候，梅爾sup[1]/sup還是個義務社工。現在，她已經是這一帶的負責人了（旁人稱其為「孩子保護專家」）。很少有人能在社群服務崗位幹這麼久，因為他們要麼做到精疲力竭，要麼被煩得勃然大怒。

梅爾的衣著打扮是典型的朋克風格，頭髮高高豎起，滿衣櫃都是皮夾克和破破爛爛的工裝褲。不管她同不同意別人的觀點，她都經常和別人唱反調，因為她喜歡看別人捍衛自己相信的東西。

她在康沃爾郡長大，父親是當地的漁民，總是用自以為是的口吻教育她，「男人的活」和「女人的活」有什麼不同。不出所料，她成了一名偏激的女權主義者，還寫了一篇題為《當女人穿褲子的時候》的博士論文。如果她父親知道這件事，準要從墳墓裡跳出來。

梅爾的丈夫博伊德是個來自蘭開夏郡的小夥子，經常穿卡其褲和高領毛衣，抽手工卷的雪茄。他高高瘦瘦，十九歲頭髮就白了，但留了一頭長髮，紮成一個馬尾辮。我只看過一次他披頭散髮的樣子——那是我們打完羽毛球洗澡的時候。

他們很熱情好客。我們週末的晚餐派對多數在博伊德家破敗失修的陽臺上舉辦，他家有座「風鈴」花園，還有一口老舊的魚池，裡面種著大麻類植物。那時，雖然我們工作勞累，不受賞識，卻還是很樂觀。朱莉安娜彈吉他，梅爾則在一旁唱歌，她的歌聲像瓊尼·米歇爾。我們會舉行素食大餐，一杯接一杯喝酒，再吸點大麻，一起痛批世界的不公，直到週一才能從宿醉中緩過來，胃脹氣會一直持續到週三。

梅爾在窗外對著我扮了個鬼臉。她把直髮別在臉後，穿著黑色牛仔褲和裁剪合身的米色夾克。她夾克的翻領上方繫了條白色絲帶，我不記得這是哪個慈善機構的標誌了。

「這就是管理人員的打扮嗎？」

「不，這是中年女性的打扮。」她笑著說，高興地坐下，「這雙鞋難穿死了。」她說著，把它們蹬到地下，揉著自己的腳踝。

「去購物了？」

「我去了一趟少年法庭，執行緊急護理令。」

「結果還不錯吧？」

「沒讓事情變得更糟就是了。」

我去買咖啡，她負責看著我們的東西。我知道她在觀察我——想看看我有沒有什麼改變。她可能在想，我們還有相似之處嗎？為什麼我突然約她？護理行業的人都格外多疑。

「你的耳朵怎麼了？」

「被狗咬了。」

「不要和動物一起工作。」

「我總聽別人這麼說。」

她注視著我在吃力攪拌咖啡的左手。「你和朱莉安娜還在一起吧？」

「嗯。我們有了孩子，叫查莉。她八歲了。朱莉安娜可能還會懷二胎。」

「她懷不懷二胎，你不確定？」她大笑。

我跟著她一起笑了起來，但隨之感到一陣愧疚。

我問起了博伊德。我把他想象成一個老年嬉皮士，和以前一樣，穿著亞麻襯衫和旁遮普人的短褲。梅爾轉過臉去，但我還是注意到了她眼神里飄過的痛苦神色。

「博伊德去世了。」

她一動不動地坐著，繼續讓沉默蔓延，好讓這訊息不那麼突兀。

「什麼時候的事？」

「一年多以前了。一輛帶前保險槓的大貨車衝過停車欄，把他撞死了。」

我表達了自己的遺憾。她悲傷地笑笑，舔了口勺子裡的奶沫。

「人們說，喪偶第一年是最艱難的。我跟你說，感覺就像在暴動中被五十個拿著警棍和防暴護盾的警察拋棄一樣。我直到現在也沒能接受他去世的事實。我甚至怨過他一陣子。我覺得是他拋下我，自己走了。我故意賣了他的唱片藏品，我知道這聽起來很傻。結果我又花兩倍的價格買回來了。」她嘲笑自己，攪了攪咖啡。

「怎麼不和我們說，我們都不知道這回事。」

「博伊德弄丟了你的地址。當時他著急得不行。我其實本來可以找到你的。」她抱歉地對我笑笑，「只是那段時間我誰都不想見。見到你們，只會讓我追憶那段美好的舊時光。」

「他葬在哪裡？」

「他在家，住在我檔案櫃的一個小小銀罐子裡。」她的措辭讓人感覺他彷彿還在花園裡百無聊賴地散步。「我不想把他埋到地下，太冷了。下雪了怎麼辦？他不喜歡寒冷的天氣。」她悲悽地看著我，「我知道這麼做很傻。」

「我不覺得。」

「我想過存錢，把他的骨灰帶到尼泊爾。我可以在山頂撒下它們。」

「他恐高。」

「是啊。或許我應該把他的骨灰撒在默西河。」

「你能那麼做嗎？」

「反正沒人能阻止我。」她傷感地笑笑，「所以，是什麼風把你吹來了利物浦？你一直不喜歡這裡，恨不得趕緊走。」

「真希望你們倆能跟我一起回去。」

「南下？算了吧！你知道博伊德是怎麼看倫敦的。他說，住在倫敦的人都在追逐一些別處沒有的東西，但那些東西之所以在別處找不到，是因為他們沒有費心去觀察。」

我能想象出博伊德說這番話時的語氣。

「我需要檢視一份兒童保護檔案。」

「紅邊檔案！」

「對。」

我已經好幾年沒聽過這個詞了。這是利物浦的社工給兒童保護移交檔案起的綽號，因為初始表格的邊緣是深紅色的。

「哪個孩子？」

「博比·摩根。」

梅爾立刻想起了這個名字。我能從她眼裡讀出來。「我那時在深夜兩點打電話吵醒了一位地方執法官，叫他籤一份臨時護理令。他的父親自殺了。你肯定記得吧？」

「不記得。」

她皺起眉頭。「那孩子或許是厄斯金負責的。」魯珀特·厄斯金是部門裡的高階心理醫生。我曾經是團隊裡的初級成員，每次逮著機會，他就會提醒我這點。梅爾曾是博比那個案子裡的義務社工。

「是一位學校老師提交的。」她解釋道，「孩子的母親一開始什麼都不肯說。等她看到醫療證據的時候，她崩潰了，和我們說，她懷疑是她丈夫乾的。」

「你能幫我拿份檔案嗎？」

我看得出，她想問我原因。但同時，她又意識到，或許什麼都不知道更安全。已經被封存的兒童照管檔案會被存放在利物浦社會服務部門的總部哈頓花園。檔案會儲存八十年，只有職位夠高的職員、經授權的機構或法庭官員才有權檢視。每一次檢視檔案都會被記錄在案。

梅爾盯著茶勺裡自己的倒影。她要做決定了。幫我，還是拒絕？她掃了一眼手錶。「我要打幾個電話。一點半的時候來我辦公室找我。」

分別時，她吻了吻我的臉頰。為了消磨等待的時間，我又點了一杯咖啡。無所事事的時候最難熬了，因為我有太多時間思考。一思考，無厘頭的想法便像罐子裡的乒乓球一般在我腦子裡蹦來蹦去。朱莉安娜懷孕了。我們得在樓梯底部搭一個兒童門。這個夏天，查莉想去野營。博比和凱瑟琳之間有什麼聯絡？

又一輛貨車駛過——但這輛不是白色的。司機往咖啡廳前的人行道上扔了一摞報紙。頭版頭條上寫著：「懸賞捉拿麥克布賴德謀殺案兇手。」

梅爾的辦公桌很整潔，只有兩摞雜亂堆疊的文書放在桌子的兩邊。她的電腦上裝飾了些貼紙、新聞提要和卡通漫畫。其中一幅畫是一個搶劫犯拿槍指著被劫持者，威脅道：「要錢還是要命！」被搶劫的人只好答：「我既沒錢也沒命，因為我是個社工。」

我們來到三樓的社會服務部門。大多數辦公室週末都沒人。從梅爾的辦公室向外看，可以看到還未完工的預製倉庫。她幫我拿了三份檔案，每份上都印著一個紅色公章。在她購物回來之前，我有一小時的時間翻看檔案。

我知道這種檔案大概有什麼內容。補全情報的首要規則是保留所有記錄。社會服務就是這樣。他們去幹預別人的生活時，會仔細地記下每一個決定。他們會進行詢問，評估家庭情況，寫份精神分析報告和醫學記錄。他們會保留所有案例研討會和戰略會議的會議記錄，以及警方宣告和法院裁決的副本。

如果博比在兒童之家或者精神病院待過，肯定會被記錄在案，然後我就能找到那家機構的名字、入住日期和地點。如果我運氣好，拿這些檔案和凱瑟琳·麥克布賴德的檔案進行交叉核對的時候，說不定就能發現他們之間的聯絡。

檔案的第一頁是聖瑪麗小學的來電記錄。我認出了梅爾的筆跡。博比最近「表現出了一些反常行為」，不僅尿褲子，把褲子弄髒，還「出現了不正常的性行為」。他拉下自己的內褲，和一個七歲的女孩模仿性交的姿勢。

梅爾用傳真將這些資訊發給了地區負責人。她還給地區辦事處的職員打了個電話，呼叫索引檔案，檢視博比的父母或者兄弟姐妹是否有不當行為記錄在案，結果什麼都沒找到，於是，她建立了一個新檔案。她最擔心的是博比身上的傷。梅爾諮詢了兒童事務處助理主任盧卡斯·達頓，主任決定對此事展開調查。

因為檔案的邊緣是紅色的，我很快便找到了「紅邊檔案」。檔案上記錄了博比的名字、出生日期、住所地址、他父母的資料、他的學校、他的全科醫生，以及已知的疾病。上面連聖瑪麗小學女副校長的資料都列得很詳細，因為她是最初的報案人。

梅爾決定讓博比做個全面體檢。理查德·萊格德醫生髮現，博比「臀部上有兩三處長達六英寸的傷痕」。他認為這是「由堅硬物體，如鑲釘皮帶，連續抽打兩三下後」造成的。

接受檢查時，博比情緒低落，拒絕回答任何問題。萊格德醫生還注意到，博比肛門附近有舊疤痕。他在報告中寫道：「無法判斷這些傷痕是意外還是有物體插入。」在下一份報告中，他的措辭更加明確，稱這些傷痕「符合遭受過虐待的特徵」。

他們詢問了布里奇特·摩根。一開始，她抱有敵意，罵社工多管閒事。當她得知博比的傷痕和反常舉動後，她開始認真回答。最後，她給丈夫找了一堆藉口。

「他是個好人，只是控制不了自己，生起氣來就會失控。」

「他打過你嗎？」

「打過。」

「那他打過博比嗎？」

「打得更重。」

「他用什麼打博比？」

「狗項圈……如果他知道我在這兒，他會殺了我的……你們不知道他是什麼樣的人……」

當被問到父親是否和孩子有不當性行為時，布里奇特斷然否認。隨著詢問的深入，她反抗的情緒越來越激烈，淚眼汪汪，吵著要見博比。

關於性虐待的指控都必須上報警方。布里奇特·摩根得知後，越發焦躁不安。她痛苦地承認，自己確實擔心過丈夫和博比的關係。但她不想說，也不能細說。

博比和母親被帶去馬什巷警察局接受正式詢問。警察局開了個戰略會議，與會人員有梅爾·科斯莫、她的直屬上司盧卡斯·達頓、偵緝警長海倫娜·勃朗特和布里奇特·摩根。摩根夫人和博比單獨待了幾分鐘後，決定接受警方調查。

我翻看了一下警方宣告，想找到她陳詞的重點。她說兩年前看見過博比沒穿內褲，坐在她丈夫的大腿上。她丈夫只在腰間圍了一條毛巾，似乎在抓著博比的手，伸向自己的兩腿間。

前些年，她經常看到博比脫衣服準備洗澡時，沒有穿內褲。問起為什麼不穿，博比說：「爸爸不喜歡我穿內褲。」

布里奇特還聲稱，丈夫只會在博比還沒睡的時候洗澡，而且不關浴室門。他還經常找博比一起洗，但博比會找藉口不去。

儘管她的陳詞中沒有明確證據，但把這些陳詞交給一位稱職的檢察官，已經足夠給倫尼定罪了。我以為下一份就是博比的宣告，結果沒有。我翻了幾頁都找不到，博比沒有做過正式陳詞，這或許就是倫尼·摩根沒被起訴的原因。不過，我找到了一盒錄影帶和一份手寫筆記。

孩子的證據很關鍵。除非他或她承認被性騷擾，否則定罪的可能性很低。這種情況下，只能等施虐者親口認罪，或者依賴無可置疑的醫學證據。

梅爾的辦公室裡有一臺錄影機和一臺電視。我把磁帶放進卡槽。磁帶上的標籤寫著博比的全名、錄影日期和詢問的地點。錄影帶開始播放，左下角顯示了時間。

由於時間限制，兒童保護評估和一般的病人會診十分不同。需要花費好幾周和兒童建立起信任關係，然後他們才會慢慢向你透露自己的內心世界。但評估必須快速完成，因此詢問者會提出更加直接的問題。

兒童詢問室的地板上放著玩偶，牆壁的顏色明亮多彩。桌子上放了畫紙和蠟筆。一個小男孩緊張地坐在塑膠椅上，盯著空白的畫紙。他穿著校服、寬大的短褲和破爛的鞋子。他掃了眼攝像頭，我清晰地看到了他的臉。十四年來，他變化很大，但是我還是能認出他。他無精打采，一副向命運屈服的樣子。

不僅如此，我想起了更多東西。記憶深處的細節像投降計程車兵，乖乖地回到了我的腦海中。我想起來了，我以前見過這個男孩。魯珀特·厄斯金找我複審過一個案件。那個小男孩不肯回答他的任何問題。他只好採取別的辦法。或許，換個人來問能奏效。

錄影帶繼續播放。我聽到了自己的聲音。「你喜歡聽別人叫你‘羅伯特’、‘羅伯’還是‘博比’？」

「博比。」

「你知道自己為什麼在這裡，對吧，博比？」

他沒有回答。

「我得問你幾個問題。可以嗎？」

「我想回家。」

「暫時還不行。告訴我，博比，你明白真話和謊話的區別，對不對？」

他點頭。

「如果我說我長了個胡蘿蔔，沒長鼻子，這算真話還是謊話？」

「謊話。」

「沒錯。」

錄影帶繼續播放。我泛泛地問了幾個關於學校和家庭的問題。博比講起他最喜愛的電視節目和玩具。他放鬆下來，邊講邊在紙上亂畫。

我問他，如果有魔法能幫他實現三個願望，他會許什麼願望？他隨口說了兩個，又變了主意，最終確定的三個願望是：（1）擁有一座巧克力工廠；（2）去野營；（3）造一個讓所有人都快樂的機器。我又問他，他最想成為誰？他說，他想成為刺蝟索尼克，因為「它跑得超快，可以救下朋友」。

從這個錄影中，我看到了成年博比身上的某些言談方式和身體語言。他很少微笑或者大笑，只會短暫地和你進行眼神接觸。

我問起他父親。一開始，博比回答得比較積極坦率。他想回家見爸爸。「我們現在一起發明東西，防止購物袋裡的東西撒在後備廂裡。」

博比畫了一幅自畫像，我讓他說出身體各個部位的名字。說到「隱私部位」的時候，他支支吾吾。

「你喜歡和爸爸一起洗澡嗎？」

「喜歡。」

「為什麼喜歡呢？」

「他會撓我癢癢。」

「撓你哪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