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親有一張俊秀的臉龐，鼻子小巧而筆挺，一頭直髮用銀色別針向後別住，攏在耳後——自我記事起，她一直這麼扎頭髮。可惜的是，我遺傳了父親亂糟糟的頭髮。如果它們再長那麼半英寸，就會完全炸起來，讓我看起來像觸電了似的。

我母親的外工字褶裙、沒有圖案的襯衫、低跟鞋，乃至身上的一切，無一不代表著她作為醫生妻子的聲望。她是一個墨守成規的人，去遛狗都要帶手提包。

只消煮個雞蛋的工夫，她就能安排好一場十二個人的晚宴。不僅如此，她還擅長組織遊園會、校園節日、教堂慶典、慈善募捐會、橋牌錦標賽、舊物銷售會、步行馬拉松、洗禮儀式、婚禮和葬禮。雖然她擅長做這麼多事，但在生活中，她從不會把支票簿上的賬目結平，不會做投資決策，也不會在公共場合發表自己的政治觀點。她把這些事情通通交給了我的父親。

每當我回想母親的一生，我總深感惋惜，她本來光明的前途，卻被她棄如敝屣，一身才華沒有施展。十八歲那年，她拿到了卡迪夫大學的數學專業獎學金。二十五歲那年，她發表了一篇震驚全美各大學的論文。她幹了什麼呢？她嫁給了我的父親，安頓了下來，過上了循規蹈矩的生活，做出了無數妥協。

我總是愛想象她迎來了自己的「第二春」，跟一個來自希臘的侍者私奔了，或者在寫一本熱辣的言情小說。我想象著，有那麼一天，她會突然拋掉她的謹慎、自律和得體的舉止，在雛菊田裡光著腳翩翩起舞，或者徒步穿越喜馬拉雅山脈。這些都是很美好的想法，總比想象她日漸衰老，餘生只能聽我父親對著電視嚷嚷個不停，或者聽他大聲朗讀寫給報社的信要美好得多。

他現在就在寫信。和我們待在一起時，他只讀《衛報》，而那份「鬥牛士的紅布」——他是這麼稱呼它的——足夠給他提供寫上十幾封信的素材。

我的母親在廚房，和朱莉安娜一起，討論著明天的選單。昨天不知道什麼時候，大家決定把週日的午餐弄成一場家庭聚會。我的兩個姐姐也會出席，她們的丈夫以及悶悶不樂的孩子也會來。能逃過這一劫的只有麗貝卡。她在波斯尼亞為聯合國工作。上帝保佑她。

這週六早晨，我有諸多雜務要幹，其中一項是把成堆的水暖器材從前廳搬到地下室。然後，我還要去耙樹葉，給鞦韆上油，再去本地汽車修理廠買兩袋煤回來。朱莉安娜要去商店購置食物，查莉跟她的祖父母去牛津街看聖誕彩燈。

分配給我的另一項雜務，是去買一棵樹——一件吃力不討好的事。修剪勻稱的聖誕樹，永遠只存在於廣告裡。如果想在現實生活中找一棵一模一樣的出來，那就免不了要大失所望。現實裡的聖誕樹，要不向左歪，要不向右歪；要不就是樹根位置太茂盛，要不就是樹冠位置太凌亂；要麼有的地方光禿禿的，一片葉子都沒有，要麼兩邊樹枝太疏或太密，看起來怪怪的。哪怕奇蹟降臨，真的讓你找到了一棵完美的聖誕樹，你也放不進車裡，等你把它綁在車頂行李架載回家時，樹枝早就不成樣子了，斷的斷，折的折。你費盡九牛二虎之力把樹拖進家門，滿嘴鬆針，汗流浹背，等來的卻只有那個叫人抓狂的、流傳了無數個聖誕節的問題：「你就真的買不到比這更好看的嗎？」

寒氣把查莉的臉蛋凍得粉粉的。她的胳膊上掛著幾個拋光紙袋，紙袋裡裝滿了新衣服，還有一雙新鞋子。

「我買了高跟鞋，爸爸。高跟鞋！」

「有多高呀？」

「就這麼高。」她拿拇指和食指比出一個距離。

「我還以為你是個假小子呢。」我逗她。

「我沒買粉色的，」她一本正經地說，「也沒買裙子。」

上帝翹首以盼的私人醫師給自己倒了一杯蘇格蘭威士忌。看到我的母親光顧著跟朱莉安娜聊天，沒有給他送上冰塊，他大動肝火。查莉激動地開啟紙袋。她突然停下動作。「這棵樹！太好看了吧！」

「很好看吧。我找了三小時。」

我可不能把真相告訴她。其實，這棵樹是我託一位朋友找的，他在白堊農場路上的希臘熟食店裡工作，介紹了一個專門賣聖誕樹的人給我，說這個人把聖誕樹放在他那輛三噸重卡車的後車鬥上賣，「半個倫敦的人」都過來買。

這樁生意怎麼聽怎麼像騙錢的勾當，但這一次，我豁出去了。我的目標是買到一棵完美無瑕、堪稱模範的聖誕樹，結果還真給我買到了——這棵金字塔狀的聖誕樹散發著松木的香氣，樹幹筆直，樹枝分佈均勻。

回到家後，我一直在客廳裡來回走動，對著這棵樹讚不絕口。我把「這棵樹很好看吧？」說了一遍又一遍，末了還等別人附和我，朱莉安娜已經有點受不了了。

上帝翹首以盼的私人醫師在向我闡述，他針對倫敦市中心交通擁堵問題給出的解決方案，而我在等他對這棵樹發表評論。我不想催他。他說倫敦西區應在每天指定時間內禁止貨運卡車上路。說完這個，他又開始抱怨，商場裡有些顧客走得太慢，認為商場應該弄一個快慢道分流系統。

「我今天買到了一棵樹。」我實在等不下去了，於是打斷了他的話。他陡然住嘴，回頭看了看。他站起來，更加仔細地打量了一番，在樹的兩邊走來走去。接著，他往後一站，認真觀察樹形對不對稱。

他清了清喉嚨，問：「沒有比這棵更好看的了嗎？」

「有！有幾十棵比它好看的！不對，有幾百棵！這棵是長得最差的，垃圾貨色，難看至極。我看著都替它難受，才把它買回家。算是收養了一棵毀了容的聖誕樹吧。」

他滿臉驚訝。「也沒那麼糟吧。」

「你真他媽的不可理喻。」我咕噥了一句，再也不想跟他待在一個房間。為什麼縱使我們已經頭髮灰白，還有一筆像第三世界債務般等著我們償還的按揭貸款，我們的父母卻總能讓我們覺得，自己還是那個長不大的孩子？

我躲進廚房，給自己弄了一杯金湯力，拿起杜松子酒瓶猛地往杯裡倒，灑得整個吧檯都是酒。我的父親才來了十小時不到，我就已經要借酒消愁了。但至少，增援明天就會抵達。

在我童年的噩夢裡，我總是在奔跑——想擺脫一隻怪物，或者是染了狂犬病的狗，或者是一個壯得像英式橄欖球隊裡的二排前鋒，沒有門牙，長著菜花耳的尼安德特人。我總會在被抓住前的那一刻驚醒。醒來後，我還是會害怕。噩夢的可怕就在於此，因為恐怖的事情並沒有結束。醒來時的那一瞬間，我們置身半空，或剛好在炸彈爆炸前一秒，或在眾目睽睽下赤身裸體。

我已經在黑暗中躺了五小時。每當我想著一些開心的事，迷迷糊糊快要睡著的時候，我就會一下子膽戰心驚地驚醒。這感覺就好像看一部爛得叫人發笑的恐怖片，哪怕再蹩腳，也總有那麼一兩個畫面，能把你嚇得魂不附體。

大多數輾轉反側的夜晚，我都在努力不去想博比·莫蘭，因為一想起他，我就會想起凱瑟琳·麥克布賴德，而我不想涉足有關她的回憶。我尋思，博比會不會被拘禁了，他們是不是在監視他。我的腦海中總是浮現出一輛窗戶不透光的貨車停在他家外面的場景。

人是感覺不到自己被監視的——除非發現了什麼線索，或者注意到了有什麼地方不對勁。但博比在這方面異於常人。他會留意身邊的種種跡象。一個精神病患者會相信電視在跟他說話，他會問自己，為什麼路邊有工人在修電話線，為什麼家外面停著一輛窗戶不透光的貨車。

或許，這一切都不會發生。陰謀論者堅信，政府暗中蒐集著所有公民的私人資料。如今，新科技滿天飛，說不定魯伊斯只需要往計算機裡輸入博比的名字，就能訪問博比的私人資料，找到他想要的一切。

「別想那麼多了。睡吧。」朱莉安娜耳語道。每當我有煩心事，她總能察覺出來。查莉出生後，我就沒睡過一晚好覺。過了一段時間，睡不好覺成了習以為常的事。如今，我得了這個病，要吃藥，就更加睡不著了。

朱莉安娜側身躺著，被子裹在大腿間，一隻手挨著臉放在枕頭上。查莉睡覺的樣子和她一模一樣。她們睡覺時幾乎不發出聲音，動都不動。彷彿她們不想在夢中留下腳印。

週日早晨，房子裡充滿了廚房飄來的香氣和女人們嘰嘰喳喳的聊天聲。我本來要去生好壁爐裡的火，打掃前門臺階，但我沒有，而是偷偷去了趟報刊亭，拿了份早報。

我回到書房，把增刊和雜誌放到一邊，看報紙上有沒有報道凱瑟琳的事。正當我準備坐下來時，我注意到，查莉魚缸裡養的一條凸眼金魚漂在水面上，翻白肚了。有那麼一會兒，我以為這是金魚在耍什麼把戲，但湊近了一看，它已經了無生氣。它的鱗片上有幾塊灰色斑點——這是外來魚真菌感染的跡象。

查莉還不怎麼能接受死亡這個話題。中東王國的服喪期比這兒短。sup[1]/sup我把魚撈起來，放在手心裡，看著這隻可憐的生物。我不知道，如果我跟她說，有一條金魚消失了，她會不會相信。她現在才八歲。但話說回來，她已經不相信聖誕老人，也不相信復活節兔子了。我是怎麼把自己的閨女養成一個憤世嫉俗者的？

「查莉，有個壞訊息要告訴你。你有一條金魚消失了。」

「金魚好端端的怎麼會消失呢？」

「好吧，它沒有消失，它死了。我很抱歉。」

「它在哪兒？」

「你並不是真的想看，對不對？」

「我想看。」

魚還在我手裡，我的手揣在口袋裡。我張開手掌，露出金魚的屍體，本該是件很肅穆的事情，反倒弄得像變戲法。

朱莉安娜是一個非常井井有條的人，她有一整套鞋盒和拉繩袋，專門拿來放家裡死去的這些小生命。我把凸眼金魚埋在李子樹下，查莉在一旁看著。我把它埋在已故的倉鼠哈羅德和一隻年幼的麻雀之間，前者我們只知道它是一隻「老鼠」，後者撞上了法式玻璃門，把脖子折斷了。

中午時分，家庭成員大多到齊了，除了我的大姐露西和她的丈夫埃裡克，他們有三個孩子，但名字我都不記得了，只知道他們名字都是「i」音結尾，什麼「黛比」、「吉米」和「博比」。上帝翹首以盼的私人醫師曾希望露西用他的名字給她的大兒子命名。他希望自己的孫輩也叫「約瑟夫」。但露西固執己見，給大兒子取了另一個名字——忘了是「安迪」，還是什麼「加里」或「弗萊迪」來著。

他們經常遲到。埃裡克是我見過的最健忘的人，偏偏還是一個空管。真是嚇死人。他總是忘記我們住哪兒，每次來我們家都要打電話給我們問路。我實在不懂，這麼一號人是怎麼管好天上那麼多架飛機，不讓它們相撞的？每次我訂好從希思羅機場起飛的航班，我總想提前給露西打個電話，問問埃裡克是不是在執勤。

我的二姐帕特里夏正在廚房，和她新交的男友西蒙一起。西蒙是一位刑事律師，為一部揭露司法不公的電視劇工作。帕特里夏走出了離婚的陰霾，此刻正喝著香檳慶祝。

「慶祝歸慶祝，沒必要奢侈到喝博林格吧。」我父親說。

「怎麼就沒必要了？」她說著，趁杯中氣泡還沒下去，趕緊啜了一口。

我決定把西蒙從這個處境中解救出來。剛進我們家門就要遭罪，實在對不住他。我們把酒帶到起居室，寒暄了起來。西蒙長著一張可人的圓臉，像百貨公司裡的聖誕老人，不停拍打著自己的肚子。

「很遺憾聽到你得了帕金森病的事。」他說，「真是太不幸了。」

我的心往下一沉。「誰告訴你的？」

「帕特里夏。」

「她是怎麼知道的？」

西蒙突然意識到自己說錯話了，開始不停地道歉。過去的一個月裡確實有不少令我沮喪的時刻，但最沮喪的，還是看著一個跟我完全不熟的人，站在我面前，喝著我的蘇格蘭威士忌，替我感到難過。

還有誰知道這件事？

門鈴響了。埃裡克、露西和他們那幾個名字以「i」音結尾的孩子匆匆走了進來，眾人紛紛跟他們熱情地握手，互吻面頰。露西看到我，下唇開始顫抖。她一把抱住我，我感到她的身體正抵著我的胸口打戰。

「我真的很抱歉，喬。真的，真的很抱歉。」

我的下巴靠在她的頭頂上。埃裡克伸出手，放到我的肩上，彷彿在賜予我教皇式的祝福。我感覺，這是我這輩子最尷尬的時刻。

餘下的午後仿若一場在我面前拉開帷幕的四小時的社會學講座。我厭倦了別人不停地問我身體怎麼樣，於是躲到花園，查莉正和那幾個名字以「i」音結尾的小孩玩耍。她在給他們看我們埋金魚的地方。我終於記起他們的名字了：哈利、佩裡和珍妮。

哈利是一個剛學會走路的小孩，他穿著一件棉夾克，戴著羊毛帽，活像一個縮小版的米其林輪胎人。我把他拋到空中，逗得他咯咯直笑。其他幾個孩子假裝我是一個怪物，抓著我的腿不放。我突然看見，朱莉安娜正站在法式玻璃門前，若有所思地望著屋外。我知道她在想什麼。

午飯後，我們去起居室歇息，眾人連聲誇讚那棵樹和我母親做的水果蛋糕。

「咱們來玩‘我是誰？’吧。」查莉的嘴唇上還沾著蛋糕渣。眾人齊聲哀嘆，但她裝作沒聽見，一邊給大家遞筆遞紙，一邊連珠炮似的解釋遊戲規則。

「每個人都要想一個著名的人物。不一定是真人。可以是卡通角色，也可以是電影明星，甚至是萊西sup[2]/sup……」

「我剛想選，你就說了。」

她朝我繃起臉。「別讓任何人看到你寫的名字。寫完後，你要把紙片貼到一個人的頭上，那個人就要猜自己是誰。」

遊戲開始了，沒過多久，起居室裡便尖笑聲不絕於耳。上帝翹首以盼的私人醫師不明白，為什麼大家要對著他額頭上的名字狂笑不止：他頭上貼的是《白雪公主和七個小矮人》裡的「愛生氣」。

正當我開始投入遊戲，門鈴響了，查莉飛奔過去開門。露西和帕特里夏開始收拾杯碟。

「你看起來不像警察。」查莉說。

「我是警探。」

「那你有警徽嗎？」

「你想看嗎？」

「我覺得我最好看看。」

魯伊斯把手伸進夾克內袋，就在這時，我出來幫他解了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