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個工作日早上，我都會穿過攝政公園，走路去上班。每年到了這個溫度驟降的時令，我都會穿上防滑鞋，披上羊毛圍巾，一副永遠憂鬱的表情。忘掉全球變暖吧。年紀越大，世界越冷。這是不爭的事實。

太陽宛如一個淡黃色的球體，飄浮在灰暗的天空中。慢跑的人低著頭，從我身邊跑過，運動鞋在溼漉漉的柏油路面上留下印跡。春日將近，園丁們應該在種球莖，但他們的手推車裡卻裝滿了水。我看到他們在工具棚裡抽菸、打牌。

我走上櫻草山大橋，遠眺運河河岸。一艘孤零零的窄船停泊在曳船道旁。水霧如煙，從河面上嫋嫋升起。

警察到底在找什麼？他們找到了誰？

昨晚，我看了電視上的新聞，今天早上也聽了收音機——沒有任何訊息。我知道，這只是病態的好奇心在做祟，但一部分的我卻覺得，自己是這件事的目擊者——哪怕不是案發時的目擊者，也是事發後的目擊者。就像你在《繩之以法》裡看到的情節，警察請求知情者向他們提供資訊。提供資訊的人永遠是別人，絕不會是我們認識的人。

我再次動身，一陣細雨飄落，沾溼了我的夾克。郵局大樓矗立在漸暗的天空下。這樣的標誌性建築，往往可以讓人們在城市中辨認方位。街道或許會通向死衚衕，或者毫無理由地曲曲折折，但依靠高聳的大樓，人們便不至於在規劃古怪的城市中迷路。

我愛倫敦的這片美景。它看起來壯麗依舊。只有細細觀察，你才能看到腐敗之處。不過，你或許可以說，這樣的話放在我身上同樣適用。

我的辦公室在大波特蘭街的一棟建築裡，這棟建築看起來就像是一座用白色箱子堆出來的金字塔，建築靈感來源於設計師的童年。舉目仰視，這棟建築似乎沒有盡頭，我總有點希望能看到一臺起重機，吊幾個箱子，把建築的空隙填滿。

我走上前門臺階，聽到汽車鳴笛後轉過身去。一輛鮮紅的法拉利跑車停在人行道上。駕駛座上是芬威克·斯平德勒醫生，他抬起一隻戴著手套的手，朝我揮了揮。芬威克看起來像是個律師，但其實他是倫敦大學醫院精神病藥物學部門的主管。他還開了一家帶診療室的私人診所，緊挨著我的診所。

「早上好啊，老同學！」他喊道，就這麼把車停在人行道中間，逼得行人從一旁繞行。

「你就不擔心在這兒停車招來警察找你麻煩嗎？」

「搞個這個。」他說著，指向貼在風擋玻璃上的醫生標識，「就說出了緊急醫療事故，這樣的藉口再適合不過了。」

他跟著我走上臺階，推開玻璃門。「前幾天晚上，我在電視上看到你了。真是精彩。那樣的狀況，我可撐不起來。」

「瞎說，你肯定可以——」

「我一定要跟你說說我週末幹了什麼。我去蘇格蘭打獵了，殺了頭鹿。」

「鹿你都殺？」

「有什麼不能殺的。」他輕蔑地揮了揮手，「一槍射穿了那個渾蛋的左眼。」

接待員按了一個開關，安全門開啟，我們走進電梯。芬威克對著電梯鏡子，仔細檢查自己的儀表，拍掉肩部起褶的布料上的頭屑，他身上的那件西裝價格不菲。看到他量身定製的西裝不合身，我就知道他的身材走樣了。

「最近還跟妓女有來往嗎？」他問。

「我開講座。」

「還換了這麼個名頭啊？」他嘎嘎大笑，把手伸進褲兜，「那你怎麼收費？」

如果我告訴他我不收費，他決不相信。「她們給我優惠券。以後我想找她們，就拿優惠券換。我現在有一整個抽屜的優惠券。」

他幾乎被這句話嗆到了，臉憋得通紅。我強忍笑意。

芬威克雖然是個很成功的醫生，但他和大多數人一樣，竭盡全力想成為另一個人。這就是為什麼他坐在跑車裡的樣子總讓人隱隱覺得好笑。就像看到比爾·蓋茨穿著沙灘褲，或看到喬治·w.布什在白宮。怎麼看都不對勁。

「你那病，還好嗎？」他問。

「還好。」

「我都注意不到了，老同學。對了，我突然想起來，輝瑞公司在測試一種新型混合藥物。你隨時過來，我給你看看資料……」

他和製藥公司來往之密切向來聞名。他的辦公室就是輝瑞、諾華和羅氏製藥的神社；從鋼筆到濃縮咖啡機，幾乎每一樣東西都是「進貢」的。他的社交生活也是如此——在考斯划船，在蘇格蘭釣鮭魚，或者在諾森伯蘭郡捕獵松雞。

我們走到轉角，他掃了一眼我的辦公室。一位中年婦女正坐在候診室裡，緊緊地攥著一個橙色魚雷狀的救生圈。

「老同學，我真不知道，你是怎麼做到的。」芬威克喃喃道。

「做到什麼？」

「聽他們說話。」

「聽他們說話，我才能知道他們的癥結在哪裡。」

「搞那麼麻煩幹什麼？開些抗抑鬱的藥，把她打發回家就是了。」

芬威克不覺得心理疾病存在精神和社會因素。他斷稱那完全是生理性疾病，說白了，只要找對藥物組合，這些病大可用藥物治好。

每天早上（他下午不上班），病人一個接一個地走進他的診室，他敷衍了事地回答幾個問題，然後就遞給他們一張藥單，再開一張一百四十英鎊的賬單。如果病人想說說症狀，他也不想聽，只想推薦哪個藥好。如果病人說吃了藥有副作用，他就減輕劑量。

奇怪的是，他的病人很愛戴他。他們來看病，只想著開了藥就好，也沒想過別的。開的藥越多越好。大概因為他們覺得，這樣才叫物有所值。

如今，傾聽病人的訴求已經落伍了。病人們都期待我能開張包治百病的神奇藥方。當我告訴他們，我只是想聊聊時，他們失望透頂。

「瑪格麗特，早上好。很高興看到你成功做到了。」

她舉了下游泳圈。

「你走了哪條路？」

「帕尼特大橋。」

「那是一座堅實可靠的橋，建成很多年了。」

她患有過橋恐懼症——她害怕過橋。更慘的是，她住在泰晤士河的南岸，每天送孩子上學都得過橋。她會隨身帶著一個游泳圈，以防萬一，生怕橋突然坍塌，或者被浪潮捲走。我知道，這聽起來毫無邏輯，但這就是普通恐懼症患者的症狀。

「我應該搬去撒哈拉沙漠。」她並不完全是在開玩笑。

我告訴她，有種病叫沙漠恐懼症，患者怕沙子和沙漠。她覺得我是在瞎編。

三個月前，瑪格麗特的恐懼症在送孩子上學的途中突然發作。一小時後才有人察覺到她的異常。她的孩子在大哭，緊緊地抓住她的手。而她整個人被恐懼攫住，害怕得連話都說不出來，也不會點頭。路人以為她打算「跳橋」。但其實，當時的瑪格麗特純粹是在用意志力強忍大橋帶來的恐懼。

自從那件事後，我們做了很多工作。每當她開始莫名感到恐懼，她腦海裡的荒唐想法便跟著無限迴圈，我們想幫她打破這個迴圈。

「當你過橋的時候，你覺得會發生什麼？」

「橋會塌。」

「為什麼會塌？」

「我不知道。」

「橋是用什麼造的？」

「鋼鐵、鉚釘和水泥。」

「這座橋建成多久了？」

「好多年了。」

「這麼多年來，橋塌過嗎？」

「沒有。」

每個病人的治療時長是五十分鐘，在下一個病人到來前，我還有十分鐘的時間寫筆記。我的秘書米娜，工作時精確得像一個原子鐘，一分一毫都不差。

「光陰一去不復返啊！」她一邊說，一邊拍打別在胸前的時鐘。

她是印度裔，但比草莓和奶油更具有英倫風情。她穿著及膝長裙、合腳的鞋子和羊毛衫。她讓我想起以前上學時，那些愛讀簡·奧斯汀的小說、天天幻想著邂逅自己的達西先生的女孩。

不幸的是，她很快就要走了。她準備帶著她的貓，去巴斯城開一家家庭旅館。我幾乎能想象出那地方的樣子——每張花邊桌布上都立著一個花瓶，每顆三分鐘水煮蛋旁都整齊地擺放著貓咪雕像和黃油麵包條。

米娜在給新的秘書準備面試。經過層層篩選，她已經列好了一份最終候選人的名單，但我知道，我肯定會難以抉擇。我一直希望她能改變主意。如果我也能學貓那樣，用柔和的呼嚕聲把她挽留下來就好了。

正午時分，我環顧了一週候診室。「博比呢？」

「他還沒來。」

「他打電話了嗎？」

「沒有。」她刻意避開我的視線。

「你能幫我找找他嗎？他已經兩週沒露面了。」

我知道，她不想給博比打電話。她討厭博比。一開始，我以為她討厭他是因為他總是放我鴿子，後來我發現，事情沒有這麼簡單。他的出現會令她坐立不安。或許是因為他的體格，或許是因為他糟糕的髮型，又或許是因為他肩上的頭屑。她並不瞭解他。但話說回來，又有誰能完全瞭解他人呢？

我話音剛落，博比便出現在了走廊門口，拖著兩條不自在的腿走來，臉上緊張兮兮的。他身材高大，體重超標，頂著一頭亞麻棕色的頭髮，戴著一副金屬框眼鏡，布丁般胖嘟嘟的身子幾乎要將他身上的大衣撐破，大衣口袋鼓鼓囊囊的，顯得難看至極。

「抱歉，我遲到了。出了些事。」他掃視了一週候診室，仍然不確定要把腳放在哪裡。

「你這事出得挺久啊，兩週？」

他剛跟我眼神接觸，便立刻別過臉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