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起在家跟朱莉安娜待在一起，馬士登醫院的屋頂可能更安全。我已經記不清她到底罵了我什麼，但我似乎還記得她用過的一些詞，說我「不負責任、疏忽大意、做事粗心、不夠成熟、不配為人父母」。她罵我之前還往我臉上甩了一本《嘉人》雜誌，接著逼我保證以後絕對不會再做這麼傻的事情。

查莉卻恰恰相反，拉著我嘰嘰喳喳問個不停。她穿著睡衣，一個勁地在床上蹦蹦跳跳，問我屋頂有多高，我害不害怕，消防員叔叔有沒有準備好一張大網來接住我。

「太好嘍！我也可以跟別人說些刺激的新聞了。」她激動地捶打我的手臂。還好朱莉安娜沒聽見。

每天清晨，我掙扎著起床之後就會進行一個小小的儀式：我一邊彎腰繫鞋帶，一邊思考今天會是怎樣的一天。如果是一週的頭兩天，而且精力充沛，我的左手手指就會很願意配合我。我能把紐扣扣進相應的扣眼，讓皮帶準確地穿過褲耳，甚至還能打個漂亮的溫莎結。但如果我狀態不好，比如說今天，那就大不一樣了。我望著鏡子裡的男人，他要雙手通力合作才能刮鬍子，走到餐桌時，他的脖子和下巴上還會沾些衛生紙碎片。在這樣的早上，朱莉安娜會對我說：「洗手間裡有把全新的電動剃鬚刀，就等著你用呢。」

「我不喜歡電動剃鬚刀。」

「為什麼？」

「因為我喜歡泡沫。」

「泡沫有什麼好喜歡的？」

「這個詞聽起來很可愛啊，你不覺得嗎？很性感——抹泡沫。簡直是靡靡之音啊。」

她咯咯地笑了起來，卻還佯裝嗔怒。

「人們在身體上抹肥皂，抹沐浴露。我覺得我們應該在司康餅上抹點果醬和奶油。夏天到了還得抹上防曬霜……如果我們有夏天。」

「爸爸，你怎麼那麼傻啊！」查莉吃著麥片，抬起頭對我說。

「謝謝你，甜心。」

「你不去當喜劇演員真是浪費了。」朱莉安娜說著，把沾在我臉上的衛生紙捏走。

我坐在餐桌旁，往咖啡裡倒了一勺糖，開始攪拌。朱莉安娜注視著我。勺子突然一動不動。我集中注意力，命令左手動起來，但怎奈再強大的意志力也無法催動它。我平穩地把勺子遞到了右手。

「你什麼時候去見喬克？」她問道。

「週五。」請不要再問我任何問題了。

「他會告訴你測試結果嗎？」

「他只會告訴我們，我們已經知道的事。」

「但我以為——」

「他又沒說！」我討厭自己突然高了八度的聲音。

朱莉安娜瞪著眼睛一眨不眨。「我知道我讓你生氣了。我還是喜歡你傻里傻氣的時候。」

「是，我就是個傻瓜。誰都知道。」

我看透了她。她覺得我又在強裝大男子氣概，隱瞞自己的真實感受，擺出一副積極的態度，內心實則早已崩潰。我的母親跟她如出一轍——她都成了一個坐在扶手椅上望聞問切的心理醫生了。她們為什麼就不能把這些事情留給真正的專家，讓他們去把一切搞砸呢？

朱莉安娜轉身背對我。她把過期的麵包撕成小塊，撒到屋外，等鳥兒來吃。同情別人是她的愛好。

她穿著一身灰色的慢跑服，腳上穿著運動鞋，頭上的棒球帽蓋住了她的黑色短髮，她看上去更像是二十七歲，而不是三十七歲。她並沒有和我一起優雅地變老，而是找到了永葆青春的秘訣，不像我，下個診臺還得掙扎兩下。她週一練瑜伽，週二練普拉提，週四和週六進行迴圈訓練。在這期間，她要做家務，帶孩子，教西班牙語課，還得擠出時間去拯救世界。她甚至讓生孩子都看起來像是一件不費吹灰之力的事情，不過，除非我自尋死路，否則我永遠也不會這麼跟她說。

我們結婚十六年了，每當別人問我為什麼想成為一個心理醫生時，我都會說：「因為朱莉安娜。我想搞清楚她到底在想什麼。」

我失敗了。我到今天都還沒搞清楚。

一般來說，週日早晨是我的自由時間。我會邊喝咖啡，邊讀完四份報紙，一直喝到舌苔變厚。在經歷了昨天的事情後，我打算避開頭條新聞，儘管查莉堅持要把我的「事蹟」剪下來，做成一本剪貼簿。我覺得能這樣耍一次「酷」也挺酷的。明明昨天之前，查莉還覺得我的工作比打板球還無聊。

查莉今天穿得很暖和，牛仔褲、汗衫，還披了件滑雪夾克，因為我答應她今天要帶她出去玩。她狼吞虎嚥地吃完了早餐，然後就不耐煩地盯著我——她堅持認為我喝咖啡喝得太慢了。

裝車的時候到了。我們把幾個紙盒從花園棚裡搬出來，放到我那臺老舊的梅特羅牌小汽車旁邊。朱莉安娜坐在門前的臺階上，膝蓋上放著一杯咖啡。「你們都瘋了，你們知道嗎？」

「或許吧。」

「你們會被逮捕的。」

「那就是你的錯了。」

「怎麼就成我的錯了？」

「因為你不肯跟我們一起去呀。我們需要一個跑路司機。」

查莉突然發話了：「來吧媽媽。爸爸說，你以前就是一個跑路司機。」

「那時你媽我年輕不懂事，而且還不是你們學校委員會的一員。」

「知道嗎，查莉，我跟你媽第二次約會的時候，她爬上旗杆把南非國旗扯了下來，結果被警察抓走了。」

朱莉安娜對我怒目而視。「跟她說這些幹嗎！」

「你真的被抓走了嗎？」

「我被警告了而已。那是兩回事。」

車頂行李架上放著四個盒子，後備廂裡有兩個，後座上還有兩個。查莉的上唇綴著細微的汗珠，仿若拋光玻璃般晶瑩剔透。她迅速脫下滑雪夾克，塞進座椅間的空隙。

我轉身面向朱莉安娜。「你真的不跟我們一起去？我知道你很想來的。」

「如果我跟你們去了，那誰把你們保釋出來？」

「你的母親大人。」

她眯起眼睛，但還是把咖啡杯放回了屋裡。「事先宣告，我反對這件事。」

「收到。」

她朝我伸出手，示意把車鑰匙給她。「我來開車。」

她從玄關的衣架上拽了件夾克，然後帶上門。查莉擠在後座的紙盒間，興奮地探過身來，說：「快再和我說說那個故事。」我們開進緊挨著攝政公園的阿爾伯特王子路，這時路上正好沒什麼車。「別因為媽媽在這兒就說一點不說一點喲。」

我沒法把整個故事都告訴她。有一些細節，我自己都不是很確定。故事的主角是我的姨婆格雷西——她才是我成為心理醫生的真正原因。她是我外婆最小的妹妹，享年八十歲，在她的一生裡，有將近六十年沒踏出過屋子。

我在倫敦西部長大，她的住處離我那兒只有一英里sup[1]/sup遠，是一幢古老的維多利亞式豪宅，屋頂上建有小型角樓，帶一個金屬陽臺和一個地下煤窖。前門上有兩塊方形彩色玻璃。我會把鼻子抵在上面，看著姨婆匆匆忙忙地穿過走廊給我開門，彩色玻璃令眼前的畫面變作了數十塊碎片。她只會把門開啟一點，剛好夠我溜進去，然後迅速把門關上。

姨婆很高，骨瘦如柴，一雙眼睛清澈湛藍，金髮間夾雜著幾綹斑駁的銀絲。她經常穿一條黑色天鵝絨長裙，黑色的裙子襯得她的珍珠項鍊閃閃發光。

「芬尼根，快來！來！約瑟夫來啦！」

芬尼根是隻傑克羅素梗犬，但它不會吠，因為它以前跟鄰居家的德國牧羊犬打了一架，把聲帶打壞了。雖然它不吠，但總是喘著氣，像是在試演啞劇裡的大惡狼。

格雷西會和芬尼根講話，簡直把它當成人了。她讀當地的報紙給它聽，還會問問它關於地方問題的看法。無論芬尼根怎麼回應，吸氣、呼氣還是放屁，她都會點頭表示同意。芬尼根甚至在餐桌上也有一席之地，它坐在桌旁的椅子上，格雷西就掰碎蛋糕餵它，但一轉頭又責備自己怎麼可以「用手餵動物」。

格雷西給我倒茶時，總是先加半杯奶，那時我還小，茶對我來說太濃了。坐在餐椅上，我的腳只能勉強夠到地板。如果我往後坐，雙腳就會直直地卡在白色蕾絲桌布下面。

多年以後，我的腳夠得到地板了，親格雷西的臉時也要彎腰了，她依然往我的茶里加半杯牛奶。大概是因為她不捨得我長大吧。以前，我從學校回家，她會招呼我一起靠在躺椅上，握緊我的手。她想知道我每天都做了什麼，上課學了什麼，玩了什麼遊戲，甚至想知道我吃的三明治是什麼餡的。她會問清楚每個細節，彷彿要在腦海裡想象出我走過的每一步。

格雷西是個典型的廣場恐怖症患者——她不敢去任何公開場合。她曾試圖跟我解釋這個病，後來慢慢厭倦了我的問題，就會隨便搪塞過去。

「你怕不怕黑？」她問我。

「怕。」

「如果燈突然熄滅了，你會害怕發生什麼？」

「我怕有怪物抓我。」

「你見過那隻怪物嗎？」

「沒有。媽媽說世界上沒有怪物。」

「她說得對。怪物不存在，但你說的怪物又是從哪裡來的呢？」

「這兒。」我拍了拍頭。

「沒錯，我也有一隻怪物。我知道它不存在，但它就是纏著我。」

「那你的怪物長什麼樣？」

「它有十英尺高，還帶著把劍。如果我出門，它就會把我的頭砍下來。」

「這是你瞎編的吧？」

她笑了，想撓我癢癢，逗我笑，但我把她的手推開了。我要的是一個坦誠的答案。

她厭倦了這對話，乾脆閉上眼睛，把散落下來的縷縷白髮塞進紮緊的髮髻裡。「你看過恐怖電影嗎？主角想要逃走的時候，恰恰啟動不了汽車，他不停地擰車鑰匙，踩油門，但是引擎響了幾聲就熄火了。你看到壞人步步緊逼，手裡提著把槍或刀。然後你不停地對自己說：‘快走！快走！他就要來了！’」

我點點頭，睜大了眼睛。「嗯，你想象一下這種恐懼感，」她說，「再放大一百倍，你就知道我出門的感受了。」

她站了一會兒，走出房間。這次談話結束後，我再也沒有重提這個話題。我不想讓她感到沮喪。

我不知道她過得如何。每隔一段時間，一家律師事務所就會寄支票過來，格雷西只是把它們放在壁爐臺上，每天盯著它們，直到支票過期。我猜那是她繼承的部分遺產，但是她不想和家裡的錢扯上任何關係。我不知道原因，那時候還不知道。

她是個裁縫，專門製作婚紗和伴娘的裙子。我經常看到前廳懸掛著絲綢和透明硬紗，準新娘站在小板凳上，格雷西則叼著好些大頭針。男孩們肯定不喜歡這個地方，除非他們想當試衣模特。

樓上的房間裡擺滿了格雷西稱之為「收藏品」的東西。其實就是些書本、時尚雜誌、一卷卷布料、棉線軸、帽盒、幾包羊毛、相簿集、布絨娃娃，還有一些未開封的珍貴盒子和衣箱，我不知道里面裝著什麼。

大部分「收藏品」都是回收來的，或是她買的商品。她不會親自出門購物，而是讓別人郵寄過來。商品冊子總是被攤開放在咖啡桌上，每天，郵遞員會寄給她一些新東西。格雷西的世界觀很狹隘，不過這倒不奇怪。電視裡播的新聞時事好像都會誇大衝突和痛苦。她看到人類在自相殘殺，荒野正逐漸消失，炸彈飛落爆炸，國家遭受饑荒。不過這些都不是她逃離外部世界的原因，當然，看到這種新聞，她就更不想出門了。「看到你還那麼小，我就憂心忡忡，」她告訴我，「這不是一個適合當小孩的時代。」透過凸窗，她瞥了眼外面，不禁戰慄了一下，好像看到了什麼可怕的命運在等待著我。而我只看到了一個雜草叢生、無人打理的花園，白色的蝴蝶在蘋果樹粗糙的枝幹間上下飛舞。

「難道你從沒想過到外面走走嗎？」我問她，「你就不想到河邊走走，抬頭看看星星，或者去花園，欣賞一下大自然？」

「我已經很久沒這麼想過了。」

「那你最懷念什麼？」

「沒有。」

「一定有的。」

她想了想，說：「我以前很喜歡秋天，特別是當葉子變色，開始飄落的時候。我們以前會去邱園，我在大道上奔跑，把落葉踢起來，然後再去接住它們。彎曲的葉子一下從一邊飄到另一邊，像小小的船隻飄浮在空中，最終緩緩落到我的手裡。」

「我可以矇住你的眼睛。」我提議道。

「不可以。」

「那如果在頭上套一個箱子呢，那樣你就可以假裝自己在室內了。」

「我覺得行不通。」

「等你睡著了，把你的床推出去呢？」

「還要把我連人帶床抬下樓？」

「嗯，那是有點難辦。」

她摟著我的肩膀。「你不用擔心我，我在這兒也很快樂。」

在那之後，我們還時常開這種玩笑，這成了我們的笑料。我常常給她提意見，想法子帶她到戶外，或者提議出去娛樂一下，比如玩滑翔傘或者翼上行走sup[2]/sup。每到這時，格雷西就會佯裝害怕，說我真是個小瘋子。

查莉不耐煩地問：「那她的生日呢？」我們在聖約翰伍德小區內行駛，剛好經過羅德板球場。閃爍的交通燈照亮了昏暗的外牆。

「你不是想聽整個故事？」

「對啊，但我已經老大不小啦。」

朱莉安娜咯咯地笑了起來。「瞧，她這挖苦勁是從你那兒學的。」

「行吧，」我嘆了口氣，「那我就跟你說說格雷西的生日吧。她從沒跟我說過她的年紀，但我知道她要過七十五歲生日了，因為我翻她相簿的時候瞄到了一些照片的日期。」

「你說過，她很漂亮。」查莉說。

「她是很漂亮。不過，你從老照片裡很難看出來，因為照片裡的人從來不笑，女人們永遠一副死氣沉沉的表情。但格雷西不一樣。她的眼睛總是閃閃發亮，彷彿下一刻就要偷笑似的。她總喜歡把腰帶系得緊一些，站起來時，陽光便會從她襯裙間灑下來。」

「她可是個打情罵俏的老手。」朱莉安娜說。

「什麼是‘打情罵俏的老手’？」查莉問。

「當我沒說。」

查莉眉頭一皺，抱住膝蓋，把下巴抵在牛仔褲膝蓋處的補丁上。

「要給格雷西製造驚喜很難，因為，當然啦，她從來不出門。」我解釋道，「我必須趁她睡著的時候，才能——」

「你那時幾歲？」

「十六歲。我還在查特豪斯公學上學。」

查莉點點頭，把頭髮高高地紮起來。她扎頭髮的動作跟朱莉安娜一模一樣。

「格雷西家裡有個車庫，但她用不上，因為她不需要開車。車庫裡有一扇向外開啟的大木門，還有一扇通向洗衣房的內門。我先把車庫打掃乾淨，把垃圾清走，然後把牆壁沖洗了一遍。」

「你的動作肯定很安靜吧？」

「當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