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皇家馬士登醫院傾斜的青石板瓦屋頂上，放眼望去，在一片煙囪管帽和電視天線間，你會看到更多的煙囪管帽和電視天線。眼前的景色彷彿《歡樂滿人間》裡的那一幕：煙囪清掃工們旋轉著手中的掃帚，在屋頂上跳舞。

站在這裡，我剛好能望見皇家阿爾伯特音樂廳的穹頂。若天氣晴朗，我或許還能看到漢普特斯西斯公園，不過我懷疑，倫敦的天氣永遠都不可能那麼晴朗。

「這兒風景挺好。」我說著，掃了一眼蹲在我右邊十英尺sup[1]/sup開外的年輕人。他叫馬爾科姆，今天是他的十七歲生日。他又高又瘦，那雙烏黑的眼睛看著我時總會微微發抖，他的皮膚白得像拋光紙。他穿著睡衣，頭上戴了一頂羊毛帽，蓋住自己的禿頭。化療是一位殘忍的理髮師。

現在只有三攝氏度，但凜冽的寒風讓溫度降到了零度以下。我的手指早已被凍得麻木，鞋襪裡的腳趾也幾乎失去知覺，而馬爾科姆腳上什麼都沒穿。

如果他現在往下跳，或摔下去，我根本夠不到他。即便我沿著簷溝把手伸到最長，離他也還有六英尺遠。他知道的。他已經計算好角度了。聽他的腫瘤醫生說，馬爾科姆智商極高。他會拉小提琴，還會說五種語言，但他一句話也不肯跟我說。

在過去的一小時裡，我一直在問他問題，給他講故事。我知道他聽得到我的聲音，但對他來說，我的聲音不過是噪聲。他全神貫注於和內在自我的對話，他們在爭論要不要結束生命。我想加入他們的辯論，但如果他不邀請我參與，我也無能為力。

針對如何處理人質劫持以及威脅性自殺事件，英國國家醫療服務體系有一套完整的指導方案。一支重大案件小組會在事件發生時迅速成立，小組成員包括一些資深員工、警察，以及一位心理醫生——我。我們的第一要務是瞭解有關馬爾科姆的一切，這或許能讓我們確定到底是什麼事將他逼到了這步田地。我們還會採訪他的醫生、護士和病友，還有他的朋友和家人。

主要的談判者是這個行動小組的中堅力量。自然，最後的一切都會落在我身上。這就是為什麼此刻我正站在屋頂上，被寒風吹得四肢麻木，凍得半死，而我的隊友們卻在屋子裡喝著咖啡，採訪醫院職工，研究活動掛圖。

我對馬爾科姆瞭解多少？我只知道他的右後顳區長了一個原發性腦瘤，離腦幹很近，十分危險。腫瘤導致他左半邊身體癱瘓，一隻耳朵失聰。這周是他化療的第二個療程的第二週。

今天早上，他的父母來探望過他。腫瘤醫生告訴了他們一個好訊息：馬爾科姆的腫瘤似乎在縮小。一小時後，馬爾科姆留下一張字條，上面只有兩個字：「抱歉。」他離開病房，從四樓的一扇天窗鑽了出去，爬上屋頂。想必是有人沒把窗戶鎖好，或者他想辦法把它開啟了。

情況就是這樣，我對這個年輕人的瞭解僅此而已。他要承受的東西比同齡人多得多。我不知道他有沒有女朋友，有沒有喜歡的足球隊，或者有沒有崇拜的銀幕英雄。我更瞭解他的疾病，而不是他這個人本身。這就是為什麼我一直在掙扎，不知道該從何下手。

毛衣下的安全帶緊緊地勒著我，很不舒服。它看起來就像是那種父母用來綁住自己剛學會走路的小孩，以防他們亂跑的奇特裝置。萬一我失足墜落，安全帶就能救我一命，前提是我的隊友沒有忘記將它的另一端固定好。這種擔心聽起來可能很荒謬，但在危機發生時，這樣的細節有時恰恰會被人遺忘。或許我應該退回窗戶那裡，叫人去檢查檢查。這麼做會不會不夠專業？是的。但這麼做明智嗎？是的。

屋頂的鴿子糞星星點點，青石板瓦上覆蓋著地衣和苔蘚。它們看上去就像是被嵌進石板裡的植物化石，但實際上，地衣和苔蘚讓屋頂變得滑溜溜的，危機四伏。

「我說這些可能沒多大意義，馬爾科姆，不過我覺得，你的感受我也能理解一點。」我再一次嘗試跟他溝通，「我也疾病纏身。不是說我也得了癌症，我沒有。拿我跟你對比就好像拿蘋果跟橙子對比，不過，不管是蘋果還是橙子，它們畢竟都是水果，是吧？」

右耳中的耳機開始「刺啦刺啦」作響。「老天，你在搞什麼？」一個聲音說，「別跟他聊什麼水果色拉了，趕緊把他拉進來！」

我把耳機扯了下來，任它在肩膀上晃盪。

「你知道為什麼人們總是說‘沒事的，一切都會好起來的’這句話嗎？因為他們已經不知道有什麼能說的了。我也不知道還能跟你說什麼，馬爾科姆。我甚至不知道該問你什麼問題。

「大多數人不知道怎麼跟身患疾病的人打交道才算得體。很不幸，這個世界上沒有一本書教你這方面的禮儀，也沒有一張‘什麼該做什麼不該做’的清單。你要麼擺出一副淚眼汪汪、馬上就要哭出來的樣子，要麼強顏歡笑，跟對方打趣聊天。還有一個選項，就是裝作什麼事都沒有發生。」

馬爾科姆沒有回應我。他的目光越過屋頂，凝望遠方，彷彿灰濛濛的天幕高處有一扇小小的窗戶。他的白色睡衣很單薄，袖口和領口上有一圈藍色的針腳。

從膝蓋間，我看到地面上有三輛消防車、兩輛救護車，還有六輛警車。其中一輛消防車的轉檯上有一架雲梯。在這之前，我一直都沒怎麼留意過那架梯子，但現在我注意到了，因為我發現它在緩緩上升。他們這是要幹什麼？就在這時，馬爾科姆用背抵著傾斜的屋頂，站了起來。他蹲在屋頂邊緣，腳趾扣在簷溝裡，就像一隻棲息在樹枝上的鳥兒。

我聽到有人在尖叫，原來是我自己。我在朝底下的人喊叫。我瘋狂地打手勢，示意他們趕緊把梯子移開。馬爾科姆看起來格外冷靜，我反倒像是那個要跳樓自殺的人。

我胡亂摸索到耳機，塞進耳朵，只聽到一陣混亂。重大案件小組的人在朝消防總長嘶吼，消防總長在朝他的副官嘶吼，後者又在朝某人嘶吼。

「別，馬爾科姆！等一下！」我的聲音聽起來無比絕望，「看那架梯子。它下去了。看到了嗎？它下去了。」血液在我耳朵裡奔騰，嘭嘭作響。他仍蹲在屋頂邊緣，彎了彎腳趾，接著又舒展開。我望向他的側臉，看到他長長的黑色睫毛在緩緩扇動。他的心臟在狹窄的胸腔中如鳥兒般跳動。

「看到下面那個戴紅頭盔的消防員了嗎？」我說著，想打斷他的思緒，讓他意識到我的存在，「就肩膀上有黃銅紐扣的那個。你覺得我有沒有可能從這裡啐中他的頭盔？」

就在那一剎那，馬爾科姆向下掃了一眼。這是他第一次對我說的話和做的事情有所反應。他的心門開了一道縫隙。

「有些人愛吐西瓜籽，也有些人愛吐櫻桃核。在非洲，有人喜歡吐大型動物的糞便，挺噁心的。我以前讀過一本書，書上說，人類吐扭角林羚糞便的世界紀錄有三十英尺遠。我覺得扭角林羚應該是某種羚羊吧，不過我也不是這方面的專家。我更喜歡經典的吐口水，它的要義可不在於長度，而在於精度。」

現在，他看著我了。我把頭猛地往前一送，一團白色的唾沫從我嘴中噴出，呈弧線形飛落。唾沫被風吹得向右偏，打在了警車的風擋玻璃上。在一片沉默中，我思考著這口口水到底哪裡吐得不對。

「你沒考慮風速。」馬爾科姆說。

我擺出一副洞悉一切的樣子，點了點頭，儘管他說的話我難以苟同，但我內心尚未凍結的一部分泛起了一絲暖意。「你說得對。這裡的建築構成了一個小小的風洞。」

「你在找藉口。」

「光說不練假把式。」

他望向地面，考慮著我的話。他雙手抱膝，似乎在取暖。這是一個好跡象。

過了一會兒，一小團唾沫在空中劃過一道弧線，朝下飛去。我們目不轉睛地盯著它下落，幾乎想用意念控制它的方向。唾沫正好砸在一個電視記者的雙眼之間，馬爾科姆和我同時發出一聲懊惱的嘆息。

我的下一口唾沫落在了門前的階梯上，沒有打中人。馬爾科姆問我能不能換一個目標。他想再吐中那個電視記者一次。

「真可惜我們沒有水彈。」他說著，把下巴抵在膝蓋上。

「如果能讓你隨便把水彈扔到別人頭上，你會扔誰？」

「我爸媽。」

「為什麼？」

「我不想再做化療了。我受夠了。」他沒有繼續解釋，但他也不需要解釋。相較於其他任何治療手段，化療的副作用更為糟糕。嘔吐、噁心、便秘、貧血和極度疲勞叫人不堪忍受。

「你的腫瘤醫生怎麼說？」

「他說我的腫瘤在縮小。」

「這是好事啊！」

他冷笑一聲，說：「他們上次也是這麼說的。其實，他們只是把癌症在我的身體裡趕來趕去。但他們趕不走它。它換個地方又藏起來了。他們從未和我說過要把病‘治好’，他們只說要讓我的病情‘緩解’。有時候醫生什麼都不跟我說，只跟我爸媽說悄悄話。」他咬住下唇，血液湧向凹陷的位置，形成一塊深紅色的咬痕。

「我爸媽覺得我怕死，但其實我根本不怕。你看看醫院裡的那些孩子。跟他們比起來，至少我還算有過一段生活。能再活五十年固然很好，但我說過，我真的不怕死。」

「你還要做幾次化療？」

「六次。做完之後就聽天由命了。我不介意掉頭髮。很多足球運動員都愛剃光頭。看看大衛·貝克漢姆。他就是個‘二傳手’，但他是最出色的球員。只可惜他沒有眉毛。」

「我聽說貝克漢姆是故意把眉毛拔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