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弄清楚後藤怎樣進入美國的問題上開始有所進展了。我有了一個線索，而且發展了一個可靠的線人——知道很多內幕而且願意開口的人。

2006年12月的一天，天氣晴朗而寒冷，我去見了柴田正樹——一個住在東京市中心的一家非常講究的醫院裡的前壓酷砸。柴田是個非常聰明的人，還曾經是高利貸帝王的朋友。畢竟，世界真小啊。

我正在做人口販賣調查專案，同時進行著其他調查工作來維持進項。我很擔心海倫娜，她完全消失了。

我在美國和日本之間來回穿梭著，孩子們似乎很滿意他們的新家，英語學得也很快sup(1)/sup。我們有些問題需要適應，而最大的問題是，美國沒有像日本那樣的全民醫療保險。碰到貝尼發高燒病倒的時候，日子就變得非常艱難；我心裡很清楚，除非萬不得已，不能送她去看急診。在日本，我們即使在半夜裡也會不假思索就去的。我有生以來還從未像現在這樣盤算過醫療保健的費用問題。

日本的公共醫療制度可能並不怎麼樣，但在大部分情況下還是說得過去的，總比沒有好吧。

然而，日本有一件事情很奇怪：幾乎所有的餐館都是一塵不染的——地板發光，檯面清潔，桌布明亮。但醫療設施裡就看不到這種景象了。大多數醫院的地板上都積著一層薄薄的灰塵；床單是洗過的，但汙漬還留在上面；窗戶也好像有幾十年沒有擦了。你必須把鞋脫掉，穿上發黴的拖鞋，走過光線昏暗的大廳，兩旁的過道擺滿了醫療裝置和醫療用品。

柴田住的那家醫院就不一樣了。你可以穿鞋，裡面窗明几淨，光線充足，你也許真的可以把飯菜吃個精光而不必擔心二次感染。

我沒有在訪客留名簿上簽名。我不想留下拜訪過這傢伙或認識他的任何證據。

柴田在他的有組織犯罪團伙裡曾是個大人物，但他不再是任何組織里的人了。他被診斷出罹患肝癌的時候，突然想到自己以前過的是一種罪惡的生活。你也許會覺得奇怪，壓酷砸群體為什麼會成為肝癌的重災區。這種現象和文身有很大的關係，大多數壓酷砸在年輕的時候就文身了，而且用的針頭也不乾淨。他們當中有許多人得了丙肝，還嗜酒成性——這是一種相當致命的組合。此外，傳統的文身方法幾乎把汗腺全部殺死了，身體不容易把毒排出體外，這也加重了這個器官的負擔。

柴田知道自己是不會去做肝臟移植的，他決定與這個世界言歸於好，彌補他所能彌補的地方。他娶了一位曾在他的一傢俱樂部裡工作的馬來西亞女子，跟她有了一個孩子。

幸運的是，柴田想找個人談一談，以此來抵消自己的罪過。於是，一個和尚介紹我們相互認識了。這就是所謂的「贖罪」。當然，他告訴我什麼訊息和我能怎麼處理這些訊息都是有條件的。他知道，他一死，報刊上就會披露有關他那些令人難堪的事情。我必須答應他，我會告訴他的兒子，他的父親還有另外的一面，想過要更好地做人。我還要負責把一封未開啟的信函交給他的兒子。

柴田看上去精神相當不好。一個人到了肝癌晚期，臉色會變得慘白。他的臉色微黃，看來還沒到那個地步。

隨著肝臟的功能越來越弱，體內應該濾除的各種毒素就排不出去了。這樣，你自己就不知不覺地中毒了。有些人還會變得脾氣暴躁，神志不清。

作為一名記者，在詢問你想知道的事情之前，先聊上一會兒總是沒有壞處的。我提到自己在來看望他的途中經過了八重洲富士屋酒店，想起了2002年的金永壽謀殺案。

他問我是不是想知道真相。不過，我得先把窗戶開啟，他想抽菸。我給他帶了一盒鋁盒的好彩牌香菸，這是他最喜歡的牌子，我是在免稅店裡買的，一盒10根。我還得站到他的床上去，把煙霧報警器斷開。

富士屋酒店槍擊案依然歷歷在目，我只要低頭看著自己的腳就可以了。我又一次裝成傻乎乎的老外——這種角色用不著體驗派表演方法——成功地鑽過警方的黃膠帶，直接走到了屍體旁邊。地上的血幾乎覆蓋了那段街道，那麼濃，那麼多。我彷彿都能看見血水坑上依稀冒出來的熱氣，空氣中飄蕩著類似鋁箔的氣味。

儘管受害者金的衣服上都是血，但一看就知道他的穿著入時——也許是阿瑪尼牌的一套黑色細條紋西服。我不趕時髦，但好西服還是一眼就能看出來的。裡面穿著一件做工精細的人字形圖案的襯衫，深灰色的，顯然是定做的，很合身。

金是個老派的人。我數了一下，十根手指都在，不過左手的小指看上去有點可疑——可能不是原來的，而是用一個腳趾通過修復手術復原的。只要脫下他的鞋子就會知道真相，但那樣做一定要冒更大的風險。

我照了兩三張照片之後，被一個驚慌失措的警察抓住胳膊、兩腳騰空地拖回到犯罪現場膠帶的外面去了。他拖著我往外走的時候，我發現雙腳留下了一道血跡，黏糊糊的，就像蝸牛的黏液一樣。我想搞不好會有人來指責我破壞了犯罪現場的完整性，不過這起槍殺案發生在世界最大的火車站附近的酒店前面，現場早就被破壞了不少，開槍的人也被拘留了，我並不覺得太內疚。

我在腦海裡重現著這段情景的時候，柴田在默默地等著我。

「我說，當時你在那兒？」

「是的，我在現場。我看到了屍體。」

金永壽，真實年齡不詳，但很可能還不到50歲，韓國血統的日本公民，是大阪的壓酷砸團體俠友會（屬於山口組家族）的頭子。他跟六甲聯合團伙（同樣屬於山口組）的頭子龜谷直人在富士屋酒店前進行著激烈的談話。他們兩個人本來是密友。

金突然不談了，迅速鑽進停在他們旁邊的一輛黑色大轎車的後座。陪著金的30歲的下屬兼司機高貫健一也坐進了駕駛室，只剩下龜谷一個人站在車旁。

汽車正準備開走，龜谷突然掏出一支手槍，朝著汽車的後座掃射起來，當即就把金打死了。司機跳下車來，也中槍了。龜谷徒步逃離了現場，但跑出五六十米遠就被正好在附近轉悠的警察捉住，並以謀殺未遂的罪名逮捕了。這表面上看似一起相當簡單的兇殺案，卻是極不尋常的：這種派系間的暴力事件並不常見。

「你想知道真相嗎？」

「是的，我想知道。」

「好吧。」然後柴田卻沒說什麼，似乎陷入了沉思。我提醒他，我想知道真相，他點了點頭。

柴田深深地吸了一口煙，一副心滿意足的樣子。他用左手的拇指和食指捏著煙，手指形成了一個圓圈，小指頗為優雅地翹著。然後講了起來。

真相令人難以置信，它牽涉到大阪檢察官辦公室的賄賂款、媒體對事實的隱瞞和駭人聽聞的掩蓋行為。儘管如此，它並不完全合乎情理，有點像日本比比皆是的陰謀論。我可以說得詳細些，但還是讓我活到天年吧。不過，我當時還想進一步瞭解一下。

「證據在哪裡？」我問這個聰明人。

「我就是他媽的證據。我說是真的就是真的。」柴田斷然回答道，然後把菸頭捻滅在窗臺上。那一瞬間，儘管他的面頰顯得蒼白而消瘦，我還是能感覺到一種強大的魄力，正是這種魄力使他成了他那個時代裡會嚇得你屁滾尿流的執行殺手。他的臉色顯得那麼緊張。

房間頓時變得非常安靜，靜得都可以聽到菸絲燃燒的「噝噝」聲。

「我還是沒有完全弄明白。」

「你是記者，自己去想吧。」

「前記者。」

「是啊，是啊，反正都無所謂了，都成為歷史了，沒人在乎。不過，你難道不覺得奇怪嗎？你難道不想知道龜谷為什麼對自己的動機隻字未提嗎？你難道不想知道他為什麼只被判了20年而不是終身監禁嗎？」

「嗯，我認為，要是他殺了平民，就會被判終身監禁。」

「你們這些王八蛋。只要是壓酷砸殺了壓酷砸，那誰也不會管的。」

這話讓我躊躇了一下。「你知道嗎，」我說，「有一次我也跟埼玉的一個警察說過同樣的話，然後我們就打了賭。結果是我帶著他一家人出去吃了韓國燒烤，而他們點的竟然是和牛sup(2)/sup！你想聽嗎？」

他點了點頭。

那是好幾年前的事情了，當時關口的身體還很好。

1994年11月16日，國粹會和山口組之間的敵對狀態已經到了一發不可收拾的程度。國粹會先動手了，開槍重傷了兩名造訪他們的東京事務所的山口組打手。第二天，山口組進行了報復，那場火併擴大到了兩個縣——佐賀和山梨，然後蔓延到東京的新宿，最終蔓延到了埼玉縣。

那天，我正期待著有什麼事情發生，老天沒有讓我失望。我當時正在警方記者俱樂部裡消磨著時間——向《東京新聞》的一位資深記者學習麻將的高招，這時，一個公共事務官跑了進來，大聲叫著「發生槍擊事件啦」。有人中槍了，是兩個人，而不是事務所的門。我搭便車趕到了犯罪現場。

犯罪現場在鴻巢市中心的一棟七層公寓大樓裡，國粹會事務所的門上掛著「東歐偵探社」的牌子。這是該地區作為國粹會事務所的幌子的三傢俬人偵探社之一，連黃頁裡都有它們的廣告。

幾個壓酷砸模樣的兇漢在事務所進進出出，朝著他們的手機大聲喊叫著，對那些正在湧入現場、忙著用黃膠帶把整個一樓隔離起來的警察視而不見。人行道上有血，但沒有屍體。

我儘可能多地搶拍著照片。有一個壓酷砸，戴著一副超大的墨鏡，穿著一身白絲絨運動服，一邊瞪著我，一邊對著手機說著什麼。他猛地揮了揮手，彷彿在說：「別他媽的拍我。」但我還是拍了。

這下可把他惹著了。他朝我跺著腳，操著下流話破口大罵起來，但他那些卷著舌頭髮出帶「r」音的那種典型的壓酷砸式咆哮我一句也聽不懂，那一定是從拙劣的壓酷砸電影裡學來的，就像義大利黑手黨指望在好萊塢電影上看到自己一樣，日本的壓酷砸也在幹同樣的事情。事實上，壓酷砸通常擁有拍壓酷砸電影的製片廠，也就是說，在一部壓酷砸電影裡，有時扮演壓酷砸的群眾演員其實就是壓酷砸。反過來說，在我面前的這些相貌可怕的傢伙肯定不是演員。

我指著我的《讀賣新聞》袖標：「我是記者，我有權利拍照。」

我的靈敏反應並沒有鎮住他，他伸手就來搶我的相機。

我把相機往回一收，他沒夠著；我又伸出一根手指朝他擺了擺，然後走了。我為什麼敢這麼神氣活現？因為我最喜歡的警察關口這時來到了現場。他身穿黑色牛仔褲、深藍色毛衣和長皮夾克，頭髮向後梳成服帖的背頭，而且戴著皮手套，看上去比壓酷砸更像壓酷砸。

正當這個白絲絨先生靠過來準備一拳把我打趴下的時候，關口大喝了一聲那傢伙的名字，對他說道：「別待在這兒礙事，把那討厭的手機關了。」那個男子後退了幾步，但還在瞪著我。

關口走過來檢查了一下現場的子彈，低聲說：「傑克，不要再冒險了。別招惹那些傢伙，他們可沒有什麼幽默感。」然後加了一句：「晚上過來坐坐吧。」

我點了點頭。我們定過一個規矩：絕不在犯罪現場交談。我在附近轉悠了一下，想聽一聽一般人的看法。二樓一間酒吧的女招待告訴我說：「我知道樓下的那些人並不是真正的偵探，但我沒想到他們是壓酷砸。他們一直都安分守己的。」

「現在你知道了，會害怕嗎？」我問道，小心翼翼地套她的話。

「嗯，」她說著，慢吞吞地抽出一根七星牌香菸，「那倒不會。這就像閃電，從來不會閃兩次的，對吧？」

一條完全用不上的評論。

有幸聽到三樓的一位退休教師說了一些比較靠譜的話：「我總擔心會發生這樣的事情，這不就來了。我很害怕，想搬走。警方為什麼不能想點辦法來對付這些危險人物呢？」

這條評論應該能用上，不過也有些問題，需要編輯一下。因為如果警方知道壓酷砸的事務所在哪裡，當地居民也知道壓酷砸的事務所在哪裡，那政府還有什麼理由不讓它們關門走人呢？對啊，為什麼不呢？但那完全是另外一碼事了。我想，這句評論的最後版本應該是：「我當然希望警方把那些人抓起來。」

住在隔壁的一位家庭主婦補充了一句：「如果有一顆子彈打偏了……我可不願意這樣想。沒傷著人真是萬幸。」瞧，這句話更到位，雖然與事實不符——因為有兩個壓酷砸現在還情況危殆。在公眾的眼裡，就只有兩個壓酷砸吃了槍子兒等於「沒傷著人」。

我把報道發了出去，小睡了一下，然後就出發去見關口了。

關口10點左右才回來，我已經在他家裡了。我把雙腳放在「被爐」底下，坐在他的大女兒友紀的身邊，被她甜言蜜語哄著幫她完成英語作業。小女兒小智一邊看著電視上的一檔難看的音樂劇，一邊吃著蜜餞魷魚串。關口夫人在看著報紙。房間小得我伸直兩隻胳膊就幾乎能夠摸到兩邊的牆壁，卻讓我覺得很舒適。

關口走了進來，把外套扔在榻榻米上，隨即坐到地上，跟我們坐在一起，把腳也伸到了被爐底下。

「您辛苦了。調查工作進行得怎麼樣？」我不失時機地問道。

「嗯，國粹會的那些傢伙不配合，他們不開口。不過，無論那個開槍的人是誰，他的膽子可夠大的了。」

「你這話是什麼意思？」

「看看所有其他的槍擊事件吧——好幾槍都射在門上，搞什麼名堂？不過這傢伙，這傢伙乾的這事兒，簡直就是個神風特攻隊隊員。他按了門鈴，走進事務所，然後說道，‘誰是頭兒？’他沒等別人回答，就走到坐在那兒的一個國粹會的傢伙面前，舉起槍來——‘砰砰’——正中胸部和腹部。然後，他轉身用同樣的手法幹掉了另一個傢伙，隨後便走出門去。他是走出門去的。後來，有個想要成為壓酷砸的18歲小阿飛在大街上抓住了那個殺手，想要搶那傢伙右手拿著的那把槍，他們打了起來。那小子根本就不是對手，那個殺手用另一隻手拿刀捅了那小子的腹部，然後離開了那兒。大樓的管理人聽到了吵鬧聲，跑到樓下，把那三個受傷的傢伙扶上他的汽車，開車送他們去了醫院，還報了警。犯罪現場調查組的人還在那兒呢。」

「知不知道用的是什麼槍？」

「大概是託卡列夫sup(3)/sup，俄羅斯槍。現在壓酷砸都人手一支了吧。」

「這些傢伙是因為什麼幹起來的？」

關口點著了一根菸：「你都不會相信這些傢伙是為了什麼屁大點的事情打起來的。我聽說是這樣的：山口組的兩個傢伙登門拜訪了東京都臺東區的國粹會事務所。山口組裡有個名叫中井的傢伙，他的朋友出了交通事故，牽涉到國粹會的一個傢伙。於是，中井就跟他的朋友一起上門去調解糾紛，拿錢消災。顯然，中井是個大嘴巴，他說的一些話把國粹會的那些傢伙給惹惱了。其中有一個是韓國人——沒錯，所以脾氣火爆——就把槍掏了出來。接下來，山口組的那兩個傢伙就倒在了地上。」

「一場交通事故引起的火併？」

「是，但也不是，事情不會只是那麼簡單。山口組控制著關西地區（日本西部），擁有約40%的市場份額。他們這些年一直在想把手伸進東京（屬於關東，日本東部）。國粹會的那些傢伙覺得自己受到了冒犯——關西流氓竟然踏上了自己的地盤。誰都不想讓他們到這兒來。在埼玉，他們還一間事務所也沒有，目前還沒有，所以，我覺得那場糾紛背後有著更大的意圖。好像在說，別過來。不過，這已經不太管用了。覆水難收嘛。」

這場火併發生的時候，國粹會還是埼玉縣裡繼住吉會和稻川會之後的第三大犯罪團伙，有18個事務所，大約230名已知成員。現在，每個事務所前都有警察在站崗了。

據關口說，壓酷砸用私人偵探社做掩護並不稀奇，但他們比較喜歡使用的幌子是房地產中介和建築公司。國粹會裝私人偵探裝得挺不錯，他們會接下一起出軌的案子，儘可能從客戶那裡撈錢，如果發現配偶在欺騙對方（事情差不多都是這樣的），他們就會敲詐背叛者——威脅說要把真相告訴他們的顧客。這是個不錯的小敲一筆買賣。

11月18日上午，東京都警視廳接到了一個電話，有人自稱是那個開槍的人。

「鴻巢槍擊事件嗎？我就是他媽的開槍的。」

他說下午會帶著槍來自首，而且如約而至。他叫菅谷武彥，當時27歲，是山口組的成員。

埼玉警方派關口去審問菅谷，關口在他面前使出了審訊技能。據說，壓酷砸們當場供認，以免在審訊過程中把其他罪行的相關罪證也洩露了出來。（儘管關口在其他受過常青藤盟校的教育、有著妄自尊大的背景的調查人員裡顯得鶴立雞群，他在白領罪犯裡的口碑還是不壞的。我聽說是這樣的，他對待壓酷砸總是帶著敬意和尊重，彷彿他們是重要人物，而他把官僚和企業的犯罪分子當作人渣——彷彿他們才是壓酷砸。）

我是過了一天才去見關口的。這時，一起涉及壓酷砸偽造扒金庫收據、從扒金庫巨頭那裡騙走數百萬美元的案子即將告破。火併已經結束，而且由於開槍的人已經被捕，這個事件已經成了舊聞，但關口的工作並沒有結束。

關口夫人在為我們炒飯做夜宵時，關口和我則擠在被爐底下繼續談著這起案件。關口說，他越來越覺得菅谷是個難對付的傢伙。這小子一直聲稱那起案件是他的自主行動，不是別人唆使他去幹的。關口有理由相信事情並不像他所說的那樣。在山口組裡，如果你幹掉了一個敵對團伙的成員後去自首，你一齣獄就會被晉升到行政級別。這是一個成年禮。但在很多案件中，真正的殺手卻逍遙法外，組織上會派一個人去頂包。關口要確定菅谷是不是真正的殺手；幸運的是，由於受害者還活著，關口有最可靠的目擊者。

我深深地吸了一口煙，試著做了一下我並不拿手的吹菸圈。然後，我作出了那天的愚蠢評論：「很好，但誰會在乎呢？菅谷會被定罪，但待上三四年就會出獄。只要是壓酷砸殺了壓酷砸，那誰也不會管的。如果壓酷砸並沒有被殺，而只是被打傷的話，就更不會管了。」

「是啊，我覺得這是個問題。」

「是個問題？」

「為什麼那些傢伙應該比別人更容易脫身？犯罪行為是一樣的。因為他們知道法院會對他們區別對待，這樣會慫恿他們去火併。那些傢伙更願意互相開槍，因為他們知道自己坐不了多長時間的牢。」

「嗯，也許你說的沒錯，不過，菅谷還是隻會被判個4年——頂天了。看看統計資料就知道了。」

「我是審訊員。我能讓這個傢伙服10年刑。」

「10年？做你的夢去吧，關口先生。」

「10年，最起碼的。」

「那我要跟你打賭了。如果你讓這傢伙服10年刑，我就帶你和你的家人出去吃烤肉，你們愛吃什麼樣的牛肉就點什麼樣的。如果他被判的刑期不到10年，你必須把埼玉縣內的所有壓酷砸的事務所及其高管的名單給我。」

關口捻滅了菸頭：「你會後悔打這個賭的哦。別看我只有兩個小女孩，但她們吃起東西來就像5個小男孩。準備埋單吧，阿德爾斯坦。」

看著這兩個男人在較勁胡鬧，關口太太咯咯地笑了起來：「我來做證人吧。傑克先生，我認為你這次贏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