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我的報道重點成了有組織犯罪、盜竊和治安。換句話說，是一週7天、每天24小時在和壓酷砸打交道了。

山本升職當了主管，中島就成了新聞組的二把手。中島和我其實不怎麼合得來，大家已經開始把我們兩個人說成是「眼鏡蛇和貓鼬」了。我得到「貓鼬」這個綽號的原因是：一、我的頭髮比較多；二、我的性格比較古怪，一天到晚東奔西跑忙個不停。而中島呢，他有一張日本人稱作「毒舌」的嘴，也就是說，他非常喜歡吹毛求疵，好譏諷奚落人；頭髮也不多，動作死板。他辦事條理分明，一絲不苟，井然有序，而這些我一個都不佔。我明白我為什麼煩死他了。

「夜巡」——記者到警察家裡夜訪——已經成為我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幸運的話，我和我拜訪的警察道了晚安後就可以直接回家，等第二天早上再來寫報道。不過，我大多數情況下不得不回到浦和新聞組或記者俱樂部去，把體育賽事記錄及其他沒什麼用的記事打成定稿後才能回家睡上幾個小時。

1月份的這樣一個夜晚，我發現自己和山本在新聞組裡無所事事地吃著剩下的批薩餅，這時「眼鏡蛇」走了進來，他還是平常那種不動聲色的樣子，但看得出來帶著一種竊喜的表情。他在把案件說給我們聽之前總得先來一句：「阿德爾斯坦，這是絕密訊息，把你的大嘴巴關牢點。」

據「眼鏡蛇」的警方線人稱，熊谷市附近的一個名叫關根元的養犬人有連環殺人的嫌疑。關根是個壓酷砸，或者當過壓酷砸，或者是個跟壓酷砸有交往的人。在過去十多年裡，與他有聯絡的數人好像全都失蹤了。埼玉縣警方在前三人突然不見之後曾展開過一次調查，但所有的線索最後都斷了，調查無果而終。事實上，大家把這個案子早忘到腦後去了。

廢棄物管理公司總裁川崎昭男下班後沒有回家，這件事的發生改變了一切。數日之後，他的妻子向警方報了案。警方當時並沒有十分重視，只是例行公事問了幾個問題：你丈夫最近有沒有什麼異常舉動？家裡有沒有出什麼問題？他有沒有過不打招呼就外出好幾天的情況？他有沒有什麼仇人？

川崎太太的回答都是否定的，但在詢問的過程中，她提到她丈夫曾經和一個養犬人有過一次爭吵。負責詢問的警官表情突然變得認真起來，甚至可以說是嚴峻。「如果你丈夫和關根有牽連，」他放低聲音說道，「那你就應該做好最壞的打算。」

川崎夫人神情恍惚地回家去了。警方從檔案資料中翻出了一個陳年舊案。

兩個月後，川崎依然下落不明，埼玉縣警方兇殺科正式成立了一個專案小組調查這起失蹤案件。等到中島的線人向他透露這個訊息時，已經有十個警探在調查這起案件了。重要的是，那個線人讓中島放心，不必急著報道這起案件，《讀賣新聞》耐心等待就會得到這個獨家新聞。連埼玉縣警方的高層都還不太清楚這起案件的細節，所以，這個訊息也不太可能會洩露到其他報紙那裡去。

所有這一切都相當令人興奮。養犬人，壓酷砸，失蹤者。這和一部邪惡的日本電視電影如出一轍。因此，憑著我們這些電視警探的本能，我們知道為什麼調查的重點不是放在失蹤者、有謀殺嫌疑的人或類似的重點人物身上，而是放在不怎麼重要的欺詐行為的指控上。取得非暴力犯罪逮捕狀的門檻要比兇殺案低得多；這樣，一旦你找到一個被拘留的犯罪嫌疑人，你就可以去訊問他的一切舊賬（包括謀殺）。這就是兇殺科那些傢伙的標準作業程式。

我的任務是查詢報紙檔案，找出跟這個養犬人以及他開的寵物商店（有個很吸引眼球的店名——「非洲犬舍」）有關的新聞報道。當時《讀賣新聞》還不是用電子檔案來儲存過去的版面，這樣，我就得用老方法去翻閱合訂本，又煩瑣又累人。我瞪著雙眼找了兩天之後，終於發現了一篇1992年7月14日的文章，標題是：「再見了，危險的動物：可愛的獅子寶寶被送往群馬縣動物園。熊谷的寵物飼養人在陽臺上養獅子被捕。」

顯然，在不安的鄰居打電話找動物管理部門之前，關根一直在他家的陽臺上養著一隻獅子的幼崽。在家中飼養野生動物違反了多項城市法規，結果，那隻幼崽被運到一家動物園裡去了，關根也被罰了一點款。

找到這篇文章是一個突破——除了其他內容之外，這篇文章還確定了關根名字的漢字寫法。在日本，光憑名字的發音確定不了它的漢字寫法。我有一次要找一個日本女子，我們從她在紐約大學的簽到簿中找到了她的名字；我們知道她的姓名的羅馬字拼法，也知道她的年齡，但她的姓有好幾種漢字的寫法，而她的名至少有20種漢字的組合。倘若她的英文名字被一個無知的美國人拼錯了，或者拼寫成某種只有一些人才能看得懂的羅馬字，資料庫會幫你多大的忙便可想而知了。你必須知道漢字的寫法才分得清誰是誰。我們現在可以在現有的資料庫裡用漢字查詢關根了。

關根原來是個相當有名氣的傢伙——事實上，他是日本最有成就的養犬人之一。雜誌的特輯和電視的專題節目都對他做過介紹，他單槍匹馬把阿拉斯加雪橇犬訓練成日本最負盛名的表演犬之一。他在採訪中聲稱，他曾在非洲生活過，在灌木叢中獵殺過動物，用目光嚇退過老虎。關根一直在掉頭髮，剩下的頭髮裡摻雜著些許灰髮；他那雙圓圓的小眼睛好像一直在窺視著什麼，額頭上的皺紋讓人覺得他在深思著什麼；他的沙啞嗓音讓人以為他生下來就一直在抽金蝙蝠香菸（日本最差的、有時又是最好的香菸）。他擁有三家店鋪，還曾宣稱有計劃開辦一個小型野生動物園。在最近播放的一個新聞節目中，他對驚奇不已的採訪記者談到他如何跳出直升機，如何把獅子摔倒在地。我心想，這是個怪物，一個殺人不眨眼的怪物。

到1月末，很大程度上歸功於中島的努力和領導，我們已經掌握了4名失蹤者的案件情況，而且相信這些人已經被關根元殺害了：川崎，一名家庭主婦，一個黑幫老大和他的司機。但是，我們找不到關根作案的動機。

我們《讀賣新聞》的隊伍進行著絕密的調查。我們的計劃是，到眼看就要逮捕養犬人的時候再發稿。但這一計劃在2月17日那天泡湯了。

那天，我正在埼玉縣警察記者俱樂部整理記錄的時候，山本吃過午餐回來，對著我的臉哈了一口氣，一股泡菜味。「我剛吃了點不錯的韓國燒烤，」他說，「阿德爾斯坦，你覺得我有必要來一粒清新薄荷糖嗎？」他問道。

「沒錯，我想你最好還是來一粒吧，山本先生。」

「那好，去給我買一點來。」他說著遞過來200日元。

我坐上電梯到地下一層的便利店去了，這個店裡準備的都是應付這種緊急情況的東西。我買了一包「黑又黑」——一種會把舌頭和牙齒都染黑的黑色超刺激薄荷味口香糖（我一直想不通這種東西怎麼賣得出去），正準備坐電梯回去，我的傳呼機響了。我趕緊回到記者俱樂部，山本從我手裡接過「黑又黑」，把一張體育報紙《飛鳥》戳到了我的面前。

「看看，」他冷冷地說，「狗跑了。」

的確如此。一個很大的標題寫著：「四人在埼玉失蹤；神秘養犬人涉嫌」，甚至還有一列受害人名單——雖然錯誤百出，但畢竟還是登出來了。我們的獨家新聞被別的報紙搶走了，而且竟然是所有媒體中最下三濫的：體育報紙sup(1)/sup。

「給大家打電話，告訴他們馬上去浦和事務所。30分鐘後召開緊急會議。」

我們趕到新聞組的時候，原組長正湊在主編身邊仔細推敲著《飛鳥》的晚刊。我們都圍了過去，原的那種大菩薩般的存在感把房間內的疑慮一掃而光，他轉向山本大聲說道：「我想我們把這個東西藏好了吧？」

山本吸了一大口氣，然後開口說道：「嗯，那篇文章並沒有正經做調查。而且《飛鳥》玩這種遊戲還嫩了點……沒有人會去讀它。它只不過是想引起轟動而已。我們應該不理睬它，繼續準備我們的報道。」

「你對這件事有什麼看法？」主編問「眼鏡蛇」。

「眼鏡蛇」的看法和山本一樣。

編輯卻不這麼想：「如果明天我們以外的全國所有報紙都跟進這個報道，那會發生什麼情況？我們看起來就像是放棄了領先地位。我們怎麼知道在這個問題上我們面臨的不是一場真正的競爭？」

「我認為事情不是那樣的。」「眼鏡蛇」故作鎮定地回了一句。

「你不認為事情是那樣的？你知道事情不是那樣的？你願意為一篇被別人搶了先的報道挨批嗎？」

「眼鏡蛇」沉默了片刻，我都快要同情起他來了。但他接著抬高嗓門說道：「我覺得現在寫這篇報道還為時過早。」

「得了吧，這篇報道已經擺在那兒了。顯而易見，我們必須開始行動了。事情也許進展得比我們希望的要快一些，但我們別無選擇。該停止討論、開始寫稿了。本地區的組長馬上就要來煩我了。」

我聽著這一切，突然以新晉記者罕見的膽量舉起手來，山本猛打手勢暗示我應該保持沉默，但我沒有理睬。「我可以說點什麼嗎？」我說。

「誰問你啦？」編輯揮了一下手，做了個典型的日本式「靠邊站」的手勢。

原插了進來：「傑克，說說你的想法。」

「好的，」我一開口，聲音突然變得嘶啞起來，「我們在某種程度上已經跟埼玉縣警察達成了協議。他們一直在給我們提供他們所知道的一切，就是為了讓我們把這個報道壓下來。等逮捕的時機一到，他們就會讓我們發獨家新聞。這是交換條件。如果我們違反了這個協議，我們既失去了他們的信任，也沒有遵守我們的諾言。」

「有道理，傑克，」原點了點頭說，「但情況變了，已經有報道出來了。」

「那是份沒人讀的報紙，沒有公信力，而且做法也不對。我們的寫法跟他們有天壤之別，」我附和著他們前面提出的觀點說道，「如果我們現在寫這篇報道，我們也許會贏得這場戰役，但我們將失去這場戰爭。」

原沉吟了片刻，沒有人想在這個時候吭聲。原看著那篇文章，來回踱了幾步，然後嘆了口氣：「我認為我們不能不理睬那篇文章。我瞭解警方，他們會有點不高興，但過一陣子就會好的。開始工作吧，這個必須上早刊。」

原的話說完之後就散會了。「眼鏡蛇」在走廊上堵住我，我以為我又要被吼了。不料他說道：「謝謝你說的那番話。你對警察採訪工作的瞭解比我想象的深刻。你還是那麼粗心大意，文章還是那麼糟糕，人還是那麼散漫，但你的某些直覺還不錯。你可能不是個庸才。」

「謝謝。」我說，儘量不讓聲音帶上嘲諷的意味。

「啊，沒關係。」

山本在房間的最裡面。「阿德爾斯坦，你說得對，」他平靜地對我說道，同時心不在焉地整理著版面，「搶這個先的想法糟透了。不過，有時候事情就是這樣。從現在起，這將是我們要做的最重要的報道，所以，我要給你們每個人指定一個受害者。你們的任務就是找出可以從你們調查的受害者那裡瞭解到的所有事情：這個人是怎麼認識關根的，有沒有人最後一次看到他還活著，是什麼時候，他是怎樣的一個人，他為什麼會遭到殺害的，以及在調查過程中出現的其他用得著的訊息。也就是說，我們需要圖片、評論、證言和我們能搞到的一切。你是負責埼玉縣有組織犯罪管制局的，你自然應該負責壓酷砸遠藤跟他的司機和久，這兩個人都失蹤了。從明天起，你要全天候地跟著遠藤。」

我的狗年就這樣拉開了帷幕。

我們報道「埼玉愛犬人系列失蹤案」的第一篇文章出現在2月19日的早刊上，文章前面有四行字的大標題：「4月至8月有數名愛犬人士在埼玉失蹤。交易中出現糾紛」。文章是早上見報的，隨即其他報社便爭先恐後地趕著跟進。這下大家都知道了，《讀賣新聞》在這起案件上是處於領先地位的。

然而遺憾的是，這篇文章的發表不啻給關根通風報信說他正在被警方調查，這樣，他就不太可能再次出手，也更容易刺激他去毀滅證據了；這種行為使警方完全疏遠了我們。

我們實際上沒有遵守自己的約定，警方當然不會原諒我們。探長對「眼鏡蛇」明確了這一點，法醫部很有紳士風度的頭兒橫澤也把《讀賣新聞》列入了他個人的黑名單。他們並不在意其他報紙，因為那些報紙也在跟進這個報道；他們在意的是，我們是第一家公開「還不準備公開」的新聞的合法報紙。在他們眼裡，如果事情出了什麼差錯，我們就應該負全部責任。

儘管如此，我當天還是踏上了第一次去甲南市的旅途，開始調查遠藤的詳細情況。甲南是個會讓人恍若回到1960年代的地方。這裡有一個龐大的傑克賽爾工廠、一個高爾夫球場、一座市政廳、一所小學、一所初中和一所高中。這裡還有一個雜貨店和一間家庭餐廳。除此之外就是大片的空地、少量的農田和無所事事的人。這裡確實有一座供著智慧佛（文殊菩薩）的小有名氣的寺廟。不過，我還真沒找到市中心。

我一開始就到消防署去打聽了情況，我總覺得消防隊員比警察健談。我在那裡瞭解到，遠藤失蹤前一直是一個被稱為高田組（頭子是一個名叫高田的人）的有組織犯罪團伙的二把手。高田組是稻川會的第三大團夥。我還以為人們一談到遠藤就會心生敬畏；但出乎我的意料，每個人都在說他的好話。事實上，他們似乎還在為他的安危擔心。

一名消防隊員跟我說：「遠藤是個了不起的傢伙。他並不總是個壓酷砸，倒是一直都在開卡車。1984年市長選舉的時候，我其實還投了他一票。政客反正都是腐敗透頂的，還不如選一個你知道他本來就腐敗的，也許他還會讓你大吃一驚，做出點誠實的事情來。」

我儘快做著筆記。這是個瘋狂到了什麼地步的小城，當地壓酷砸都在競選市長？其實它並沒有我起初想象的那麼瘋狂。遠藤只得了120票，在對手取得壓倒性多數的勝利中敗北了。在市政廳裡，我拍到了一張遠藤作為市長競選的候選人時提交的照片。他看上去很強壯，有著一雙火爆脾氣的壓酷砸常見的風平浪靜的眼睛和一頭鄉下壓酷砸似乎都很喜歡的羊毛卷髮型，他的鼻樑看起來好像被打斷過好幾次。要殺這傢伙看樣子得有相當大的力氣才行。

我打了一輛計程車前往遠藤住過的地方。他的住所是一棟半古式的漂亮大房子，附近很安靜。院門是開著的，我走了進去，想走近點看一看他那塞得滿滿的郵箱裡的郵件。我剛想偷看，就覺得有人來到了我的身後。

這是一個小老頭，頭頂光禿禿的，皮膚薄得像半透明似的。天氣還相當寒冷，他竟然穿著牛仔褲和t恤衫。t恤衫上印著亮綠色帶著下流含義的英文字。

「你在幹什麼？」他若無其事地問道。

「我找遠藤安亙。這是他的家，對嗎？」

「是他家，但他回不來了。」

「為什麼？」

「因為他已經死了，」他說道，語調很平淡，「‘犬舍’剁了他，磨成肉糜，拿去餵狗了。城裡人大家都知道這事兒。」

「真的嗎？您不會碰巧看到了這一切吧？」

「沒看到。什麼也沒看到，但我見多識廣。我瞭解這座城市，我認識遠藤，也認識‘犬舍’。」

「您說的是關根元？」

「我忘了‘犬舍’的真名。我可以問個問題嗎？」

「當然可以，問吧。」

「你幹嗎要找遠藤？」

我退了幾步回到街頭，繼續我們的交談：「我是報社記者。有人——即便是壓酷砸——失蹤的話，那就是新聞了。我想找出他失蹤的原因。」

「他不是失蹤，他成了肉糜，現在都成狗糞了。」

「您一直這麼說。要是大家都知道是‘犬舍’殺了他的話，為什麼沒讓警察把他逮捕了？」

「因為他們需要證據嘛，你這個傻瓜。知道某件事和證實某件事是兩回事。照你說你是記者的話，你應該知道這一點的。」

「我當記者的時間還不長，」我說，「我還在學習。」我把名片遞給他，他瞥了一眼就塞進他的後褲袋裡去了。

我繼續追問了幾個棘手的問題：「‘犬舍’為什麼要殺遠藤？動機是什麼呢？」

「哦，這個啊，」那人說著從他的襪子里拉出一包金蝙蝠香菸，點著了一根。他猛吸一口，幾秒鐘的工夫半根菸就燒成了灰，他把那口煙慢慢嚥下去，然後吐了出來。

「遠藤是個壓酷砸。壓酷砸喜歡嚇人的東西，也喜歡嚇唬人。所以，‘犬舍’把嚇人的動物賣給壓酷砸。老虎啊，獅子啊，都是些會把一般人嚇死的東西。‘犬舍’就是從賣寵物給壓酷砸起家的。」

「那他為什麼要殺遠藤？」

「不知道。或許‘犬舍’生來邪惡，像條瘋狗。所以那就是他乾的，他會殺人的。遠藤一定是擋了他的路。」

「那他怎樣才能把遠藤那樣的大傢伙殺了呢？」

「也許他把一支裝著毒藥的針管就這樣刺進了遠藤的脖子。刷！我有一次看見他就是那樣殺狗的，那可是一條大狗。很久以前，我一直在給‘犬舍’幹活。現在不幹了。他是個壞蛋，不幹好事。遠藤是個壓酷砸，不過沒有人們說的壓酷砸那麼壞。」

時間是下午兩點。街上一個人影也看不見，只有我和這個怪老頭。遠藤的家又靜又暗，裡面看樣子沒有人，就像是被遺棄了似的。

那怪老頭住在離遠藤家三棟房子之外的地方，總是一副欲言又止的樣子。

「您記不記得什麼時候最後一次看到遠藤還活著？」

「不能說我記得。」

「那知不知道他是什麼時候失蹤的？」

「那我記得。」

「您記得？」

「沒錯，就是這樣。」

「那您能告訴我什麼呢？」

「我記得最後一次沒看到遠藤還活著是什麼時候。」

「您看到他死了嗎？」

「你沒在聽我說話，記者老弟。我說我記得最後一次沒看到遠藤還活著是什麼時候。」

「好吧，那是什麼時候？」

「是7月22日的上午，去年。」

「您記得住日子——為什麼？」

「因為那天遠藤說好了要開車送我上醫院拿我的心臟藥的，可那傢伙一直沒露面。遠藤，還有他那個司機和久，一個好孩子，有時會讓我搭他們的車上醫院。我把日子都記在掛曆上。他沒有露面，我很生氣。我得取藥。下次見到他，我準備教訓他一頓。嘿，別承諾你做不到的事，承諾了就得遵守。」

「那您從那以後就再也沒有見過他了？」

「沒有，不過高田組的另一個傢伙告訴我說，遠藤和‘犬舍’因為什麼事在幹仗。那時我就知道遠藤死定了。十有八九那孩子也活不了。太可惜了。我告訴警方，‘犬舍’一定是把他們給宰了。」

我心想，這是好東西。有了這個線索，我們就可以縮小遠藤失蹤的時間段了。我正在匆匆做著記錄的時候，那老傢伙突然把手中的菸頭扔在地上踩了一腳，重新開啟遠藤家的院門，走到塞得滿滿的郵箱前面，用他那雙瘦骨嶙峋的手把所有郵件都掏了出來，然後回到我的跟前。

「你想要這個，對不？」他問道。

我當然想要。「我不能拿，」我說，「這算是偷了。」

「你沒偷。因為這些郵件不屬於任何人了。死人不讀他們的郵件，郵局也不會把這些東西重新投遞到地獄裡去。就拿著吧。或許你會找到些什麼。」說著，他把郵件塞到了我的手裡。

「好吧，」我邊說邊把郵件塞進我的背包裡，「我得走了，多謝多謝。」

那老傢伙站在馬路中間，又點了一根菸。我剛要坐進等在那兒的計程車，又忽然停下來問他：「您知不知道還有誰可能瞭解遠藤的情況，或者他什麼時候失蹤的？」

「去問他的女朋友。我記不得她是不是還在唸高中。如果在唸，你就能在那兒找到她。名字叫裕美。」

「裕美？」

「她很性感哦。」他說。

「您今天要不要上醫院？」我問他。

「要啊。」

「來吧。」我讓他搭了車，這樣做似乎是最合適的了。

兇殺科的進度簡直就像老牛拉破車，白領犯罪組對沒能以詐騙罪逮捕關根很不滿，直到5月下旬，這起案件才又一次撞進我的腦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