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了幾個月的警方採訪記者，和一些警察成了朋友，但我連一個獨家新聞都沒有親自挖到過。

獨家新聞一般是很難弄到的。它需要有一系列的條件——先得聽到轟動性事件的風聲，然後去找正在調查這個事件的級別較低的警探，獲得他的信任和他手頭上掌握的訊息，最後把訊息傳到食物鏈上去，還不能讓上面的人知道你的材料是從底下收集來的。

你可能得費上好幾個小時去等你的線人回家，希望他在簡短的交談中能吐出一點點訊息來。不過，如果遇上大案子，你的線人有可能好幾天都不會回家。1993年的時候，大多數人都沒有手機，要取得聯絡可比現在困難得多了，你不得不憑運氣才能在他們上班的地方、他們家裡或者他們上下班的途中抓住他們打聽一點訊息。

你掌握的事實都必須得到第三方的認證，而且，你必須說服你的編輯，讓他覺得發這篇報道是安全的，不會再有官方新聞稿釋出。有時，你還必須親自到犯罪嫌疑人的家裡去確認他是不是已被逮捕了，因為在日本，逮捕記錄是不公開的。常常還會出現這樣的情況：你已經做好寫報道的準備，而且通知了探長；這時，警方突然冒出來，匆匆釋出一份新聞稿，你的獨家新聞連同你付出的一切努力隨即化為烏有。

不過，我最終還是如願以償了。怎麼做到的？老辦法：要挾。

每天晚上，我都會利用平常的體育賽事、出生公告、訃告等煩瑣的輸入作業和為資深職員訂晚餐之間的空隙，騎著腳踏車跑到大宮派出所去和那兒的警察閒聊。大多數時候，如果他們不忙，我就坐下來和他們胡亂侃上一陣子。我們喝著綠茶，談論政治、過去的案子或電視上的話題。我會帶上一些甜甜圈——我認為這並不是日本警察常吃的東西，但他們似乎並不介意。事實上，他們可能正是因為平常很少吃才會喜歡這樣的東西。

我在鐵路部門工作的一個線人告訴我說，他們數星期前逮回來的一個專業扒手供認了他作案的數量，數目相當龐大。不過，引起我的注意的是，那個扒手每天都穿西服打領帶去「上班」——是個名副其實的專業人士。日本的新聞中反覆出現過各種各樣的這類報道，但我當時聽到這個訊息就覺得很有意思，我沒聽說過有比他更出色的扒手了。

經過對這條線索進行多方驗證之後，我做好了寫這篇報道的準備。除了他供認不諱的作案數量之外，我收集到了我所需要的全部事實，但作案數目對這篇報道來說至關重要。鐵路部門的官員也不清楚具體數目。我唯一的辦法就是去找大宮警方的高層人物談談，他們現在正辦著這個案子。

探長名叫富士。眾所周知，他非常擅長訊問，是個出色的警察，但他不喜歡跟記者打交道。他又高又瘦，戴著老套的厚眼鏡，總是穿著皺巴巴的灰色西服，那一臉颳了就長的鬍鬚是出了名的。

我心想，他對我談不上喜歡，也談不上不喜歡。他只是把我看成討厭鬼——又一個終究會被另一個新人（最好是個日本人）替換掉的既煩死人又不起眼的記者。我決定出其不意地去求他讓我寫這篇報道，但他絲毫沒有讓步的跡象。

「如果你認為你知道很多了，那就寫吧，寫你的報道去吧。但我敢肯定你不知道他被我們抓到之前行竊了多少次。10次？100次？200次？」

「不止100次，對不？」

「你不知道吧，對不？」

「不知道。」

「嗯，那我想這就不是你該寫的報道。為什麼不等一等呢？只要等上一個星期，你就可以得到你想要的一切。」

「你的意思是，你會把這個獨家新聞給我？」

「不，」他說，「我們會在一個星期內公佈這起案件，到時候你想問什麼就可以問什麼。」

「可那就不是獨家新聞了。」

「那就不是我的問題了。我只作總結，警探做調查，所有的事實都齊了，我們就公佈這個案子。你們把案子報道出來。結案。」

他叫來一個女警員，指著我說：「你能不能給阿德爾斯坦先生倒杯茶？他的工作很辛苦，看來都快累脫水了。」他把我晾在他的辦公桌前坐著喝茶，自己跑到樓下找副隊長談話去了，可能是要提醒他我在到處打聽訊息。

如果我是個警察，我覺得自己也會這樣做。我的獨家新聞報道不會給他帶來任何好處。我沒有任何地位或權力能夠向他保證這會是一篇採訪到位的報道，也沒有任何訊息可以作為交換條件提供給他。不過，話說回來，把這篇報道讓給我寫有什麼害處呢？我很努力，這篇報道會提升警方在當地社會中的形象，最起碼不會毀壞他們的形象。

在案件公佈之前，我還有一週的時間。警察就喜歡讓我們翹首以待，這是一場沒完沒了的拉鋸戰。所以，那天晚上9點，我發現自己又和大宮派出所的警察們在一起喝茶、看電視，一點一滴地消磨著時間。這時，我偶然發現佈告欄上貼著一張畫。那是一張小偷的綜合素描像，他盜竊了城市主幹道邊上的數家大型電子產品商店和服裝專賣店。這種告示——有時稱作「通緝令」——非常詳細地描述了他的身體特徵、犯罪手段和他盜竊的所有商店。

「嘿，我能不能拍一張派出所的照片？」我隨口問一個嘴裡塞滿了果凍甜甜圈的警察，「我爸爸是密蘇里州的法醫，他很好奇，想看看日本的派出所是什麼樣子的。」

這些傢伙都非常欽佩我父親的準警察身份，一邊擺著拍照的姿勢，一邊向我打聽他的工作。我讓他們站在佈告欄旁邊，在拍照的時候順便拍了一張綜合素描像的特寫。

我11點回到事務所，吃了些留在冰箱裡的涼批薩餅後就去沖洗膠捲（當時還是使用膠捲的黑暗時代，衝照片真是件麻煩透頂的事情）。我把告示放大、裁剪後做成幾張模模糊糊的影印件，再把那幾張影印件揉成一團，然後挑了最皺的一張帶回家去。我要把它弄得看上去像是從某個受害者或當地的店主那兒得來的，或是在垃圾桶裡掏到的。我不想讓人揣測到那是我在派出所裡轉悠時拍到的，否則就可能斷送了我進出派出所的機會，還會讓我的甜甜圈朋友遭到訓斥。

第二天，我去了失竊商店中的一家，向那裡的經理詢問了有關盜竊犯罪的情況之後就問他知不知道有類似的情況。他把手頭的那張警方告示拿給我看了，但就是不肯把它給我。下午2點左右，我走進大宮派出所，要求他們讓我上樓去見富士。

富士示意我坐下，雙肘杵在辦公桌上，手指做成一座寺廟的形狀，鬧著玩似的透過指縫看著我。

「那篇重大報道進行得怎麼樣啦？」他問。

「我已經對那篇報道失去信心了。」我說。

「放棄了？」

「是的，我找到了一個更好的題材。我打算寫一篇有關大宮地區最近接二連三發生的沿路盜竊案的公益報道。我想我還會把這張綜合素描像放進去。」

我拿出那張影印件給他看，但沒有把影印件給他。

「你從哪兒得來的？」他氣急敗壞地說。

「我已經和一些受害者交談過了。」這不是回答，也不是撒謊，但這是誤導。

富士陰沉著臉：「現在我們正在進行這項調查。如果你發報道，就會把他嚇跑，那樣我們就再也逮不到他了。」

「那就不是我的問題了，」我說，「我的工作就是收集新聞，寫出來，然後儘快發表，這是對社會有好處的。我可以寫你正在調查的案件，如果你願意的話。我可以向你保證。」

「不要寫這篇報道。」

「我是記者。我必須寫點什麼。這是我的工作。就像你為了謀生去做調查、抓罪犯一樣，我調查各種事件，把調查結果登在報紙上。如果我不寫，就等於我沒在幹活，而我現在沒有更好的可寫啊。」

富士的眼睛在厚厚的鏡片後面眯成了一條縫：「我可以給你一個更好的去寫。也許要比一條關於一個懸案的不起眼的公益通告好。」

「比方說什麼？」

「我給你有關扒竊案的資料，其他報社都還沒有這方面的資料。」

「那倒挺不錯，不過，我只對完整無疑、沒有競爭對手的獨家新聞感興趣。」我有點得意忘形起來。

「我們不會那樣做。如果我們把獨家新聞給了你，負責採訪這個派出所的其他記者都會跑到這兒來，抱怨他們受到了不公的待遇。」

「讓他們抱怨去吧，我必須在30分鐘以內告訴我的上司我會交什麼報道給早刊。眼下我手頭上有的就是這個連環盜竊案。」

「等一下，」他說，「給我30分鐘。」他示意女警員過來。她端著一杯綠茶走了過來，正準備放在我的面前，富士示意她別放：「你還是喜歡喝咖啡吧？」

「不，不，綠茶就行。」

「不過你更喜歡咖啡，對不？」

「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