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對她點了點頭。

「奶還是糖？」她問。

「請都放一點。」

「好，在這兒等著。」富士說著，三步並作兩步朝樓下走去。

咖啡真難喝，速溶的，不過還是比綠茶好喝。

富士20分鐘後回來了：「好了。明天中午到練功館去找我。我會把你想要了解的有關扒手的事情都告訴你。事先把你要問的問題都想好，因為這樣的事我只做一次。」這下妥了。

當天晚上，我在記者俱樂部裡跟山本說了我做的交易。他很滿意，同時又有點失望。

「你為了這篇報道要挾了探長？」

「我沒有要挾他。我用一個報道換了另一個。」

「你要挾了他。」

「我威脅他了嗎？」

「嗯，沒有。」

「好了，那就不算要挾。」

「阿德爾斯坦，你這傢伙了不得，真有手腕。不過你也夠卑鄙的。」

「我做錯什麼了嗎？」

「既然如此，你幹嗎不從他那兒弄到一篇更好的報道來，那玩意兒算什麼。你就只能弄到一個差勁的扒手麼？」

「別的沒有我想要的啊。」

「好吧，」他說，「把這篇報道搞到手，打成定稿，我會盡力讓值班編輯把它弄成獨家新聞。」

第二天，我來到練功館時，富士已經在裡面等著我了。他盤腿坐在榻榻米上，膝上放著一疊資料。我脫下鞋子，踏上榻榻米，坐在他的對面，用的是「正坐」的姿勢——膝蓋併攏跪著，兩隻腳底衝上壓在屁股下面。

富士摘下眼鏡，放在他的膝蓋旁，然後抬頭望著我。我拿出採訪本和鋼筆。

「阿德爾斯坦。」

「在這兒，富士先生。」

「你的襪子不成對吧。」

我低頭一看，果然如此。我穿的是一隻灰襪子和一隻黑襪子。我沒有想到要脫鞋。「很抱歉，今天早上太匆忙了。」

富士搖了搖頭：「你是個怪人。我以為你一無所知，不過你竟然好像知道自己在幹什麼。話又說回來，你卻連自己的襪子都配不對。」

「的確如此。」

「8年來我一直是個警探，我從來沒有把獨家新聞給過哪個記者。」

「我很榮幸成為第一個。」

「也是最後一個。你不能對任何人說我把這起案件告訴了你。如果有人問你怎麼搞到這個獨家新聞的，你會怎麼說？」

「我敢肯定不會有人在乎的。」

「唉，他們會的。我瞭解你們這種人。」

「我們這種人？」

「記者。那你會說什麼呢？」

我想了一會兒：「我會說，有人從總部把這件事透露給了我的上司，結果我不得不寫了這篇報道，因為這屬於我的採訪範圍。」

「回答得很好。」

說罷，富士就簡要地敘述了導致扒手被捕的一連串的事件、這起案件的看點、扒手的出生日期和他供認的作案數量，然後還耐心地回答了我問的其他所有的問題。

在我負責採訪大宮警方的整個時期裡，他再也沒有給過我獨家新聞。儘管如此，每次我去找他聊天的時候，他都會問我是想喝綠茶還是喝咖啡。

9月下旬，這篇報道在《讀賣新聞》地方版的「新聞內外」專題裡登出來了。因為這是一篇專題報道，我真的得到了署名的機會。

在犯罪年鑑中，關於專業扒手的記載屬於次要的內容。不過，我打算將這篇報道放在這裡，作為日本罪犯的職業精神的一個樣本。

佐藤浩輔，45歲，在火車上行竊時被大宮警方拘捕。這種抓捕行動很難執行——除非扒手是在作案過程中被當場抓獲，否則在法庭上很難證明他的罪行。常規的辯護是，被告「發現了錢包並打算儘快地把它交給警方」。意圖是難以反駁的。

據佐藤自己交代，他在不到一年的時間內行竊420起。可能還不止這些，但他顯然沒有做精確的記錄。

他生活在新潟縣的一個小漁村裡。他平日都不在家裡；他告訴妻子，他在東京幫朋友照看一間酒吧。他每逢週末都會回家，支付賬單，還一個星期交給妻子1000美元左右。

他每次都穿著西服繫著領帶離開家，然後乘火車去東京、大阪或其他10個縣中的某個地方作案。白天，為了打發時間，他去玩「扒金庫」sup(1)/sup或者待在桑拿浴室裡睡覺。夜間，他就登上他看中的火車（通常是深夜的特快列車）去操練他的手藝。他一般找喝醉或困得睡著了的上班族。讓他得心應手的原因在於，許多日本人都覺得在火車上睡覺很安全。

他坐到目標的身邊去，用公文包掩蓋自己的動作，然後偷竊下手物件的錢包。他只拿現金，別的什麼都不碰，然後還把錢包還給主人，這一連串的動作都不會把那個倒霉蛋喚醒。不過，「打鞦韆」——從他座位旁邊的鉤子上掛著的西服上裝裡取出錢包——是他的專長。他聲稱，他的這個技藝是無與倫比的。不論車上人多還是人少，不論他旁邊或者對面是否有人可能看見，他都可以把錢包從西服上裝裡掏出來。毫無疑問，他擅長的是裝睡行竊。

在日本，一切（甚至盜竊）都是藝術。連鬥毆也是——柔道、合氣道和劍道，所有這些功夫不僅僅是為了學會如何把你的對手打得落花流水，而且是為了學會如何把握自己。從許多方面來看，佐藤就是他那種藝術的大師。

就我個人而言，我真希望自己在大學裡能多花一點時間去精通功夫；我發現，要作為《讀賣新聞》的記者活下去，體力要求有點超出了我的預期。

(1)扒金庫又稱彈珠盤、老虎機，是一種日本彈珠賭博機，據稱全日本有三百多萬臺。——譯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