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9.張國燾相對毛澤東的「巨大優勢」

我們前面講到了大叛徒龔楚，這裡再講黨內的另一個大叛徒——張國燾。張國燾在黨內的任職、資歷比龔楚還要高很多。

毛澤東在中央蘇區取得了農民出身將領的衷心擁護，張國燾在鄂豫皖蘇區也取得了農民出身將領的衷心擁護，兩個人領導的蘇區都獲得了很大的發展。中央蘇區在毛澤東領導下，鼎盛時期紅軍兵力超過10萬，張國燾領導的鄂豫皖蘇區轉移到川北蘇區時達到了8萬多人。兩個人還有一個共同點，就是講話都極富鼓動力，毛澤東的講話，語言直入普通將士、普通民眾的心裡，張國燾也是這樣。

張國燾剛開始在北大當學生的時候，據他回憶，他演講是不行的。他在北大上學時就擔任講演部部長。五四運動中一次街頭演講，聽眾一開始有100多人，張國燾和同學喊得聲嘶力竭、滿頭大汗，只有位老牧師站在一旁一直耐心聽到最後，約他們去其住處傳授演講技術。他單刀直入地告訴這些疲憊不堪的學生，他們的講詞不夠通俗：你們只講了主義，只講了信仰，只講了你們心中的東西，沒有和民眾的切身利益聯絡起來，所以民眾不聽你們的。沒有從大眾的切身問題說起，也沒有將人民受痛苦的根源和愛國運動聯絡在一起，因此賣力不小，聽眾卻不一定完全領悟。

就是這位老牧師使張國燾第一次明白，演講不僅要靠激情，還要靠技巧。這對張國燾影響至深。

張國燾和毛澤東還有一個非常相像的地方，就是兩人都要走中國特色的革命道路。此前我們黨的領袖陳獨秀、瞿秋白、李立三等，可以說都是在共產國際籠罩下進行工作，始終沒有擺脫共產國際的指示、電文。毛澤東要走適合中國國情的自己的道路，張國燾也是如此。

兩人早年曾在北大相遇，比較起來，張國燾在北大的地位比毛澤東要高得多。

毛澤東1919年進入北大，當時還是他的老丈人楊昌濟把他介紹給李大釗的。毛澤東被安排在北大圖書館當助理員，同時正在爭取旁聽生的資格。張國燾不但是北大理工預科三年級學生，而且是學生中的風雲人物，後來還成為北大學生會主席，正在發起組織「國民雜誌社」。每天晚上，他的房間都是「左翼」同學聚集的中心。

毛澤東後來對斯諾回憶說：「由於我的職位低下，人們都不願同我來往。我的職責中有一項是登記來圖書館讀報的人的姓名，可是他們大多數都不把我當人看待。在那些來看報的人當中，我認出了一些新文化運動的著名領導者的名字，如傅斯年、羅家倫等，我對他們抱有強烈的興趣。我曾經試圖同他們交談政治和文化問題，可是他們都是些大忙人，沒有時間聽一個圖書館助理員講南方土話。」

張國燾也是無時間與這個圖書管理員交談的人之一。他對毛澤東的最早記憶不是來自北大圖書館，而是來自毛澤東從北大返回長沙後創辦的《湘江評論》，當時這份刊物在南方影響很大。政治上極其敏銳的張國燾雖然感覺到了幾千里之外一個叫毛澤東的人所顯示的思想能量，卻錯過了在安靜的北大圖書館與毛澤東會面與交談。

毛澤東與張國燾的第二次相遇是1921年7月在上海召開的中共「一大」上。

這一次張國燾同樣優勢很大。「南陳北李」都沒有來，張國燾成了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的實際主持人——大會執行主席。毛澤東在中共「一大」上擔任會議記錄。他原來就在北大圖書館一個一個記下讀者姓名，現在又一個一個記下每個人的發言。

「一大」當時選舉出來三個核心人物：陳獨秀、張國燾、李達。陳獨秀是總書記，張國燾負責組織，李達負責宣傳。後來成立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主任張國燾，毛澤東在湖南分部當主任。

從中國共產黨成立之日起，張國燾長期居於中共中央的核心領導地位。在中共「一大」、「二大」、「三大」、「四大」、「五大」等會議上，他一直是中央的核心層，一直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這是一個在中共黨內資格極老的人物。項英因斯大林贈送一支小手槍而自豪不已，把手槍別在腰上隨身不離；張國燾則面對面與列寧談過話，當面聆聽過列寧教誨，其資格1927年以前只有陳獨秀能與之相比，1927年以後則只有周恩來能與之相比。

毛澤東雖然也是「一大」代表，但是在早期中國革命的領導人中，毛澤東是一個被邊緣化的人物，他長期沒有進入中央的核心層。而張國燾資格如此之老，卻又比毛澤東年輕4歲，內心的優越感即使不說出來，也是巨大的。

40.中共締造者與叛變者張國燾的人生醜劇

前面我們講到張國燾早期在黨內的任職以及以往的一些巨大優勢，但他到最後為什麼會叛黨而去呢？

張國燾1979年病死在加拿大的多倫多養老院，他為什麼走上這條路？

張國燾作為四方面軍的重要領導人，一、四方面軍會師的時候，可以說是張國燾人生的頂峰。

一、四方面軍會師發生在1935年6月，當時張國燾是四方面軍當之無愧的領導人。後來很多四方面軍的老同志回憶這一幕時說，四方面軍與一方面軍會師，當時一方面軍不叫一方面軍，叫中央紅軍。四方面軍與中央紅軍會師之前，很多四方面軍的同志都對中央紅軍懷抱神秘的感覺，認為中央紅軍很神秘、很偉岸、很高大。

但是兩軍會師後，四方面軍很多同志感慨，走過來的是中央紅軍嗎？他們衣衫襤褸，槍支長短不齊。

中央紅軍長期征戰，經過非常艱苦的戰鬥，和四方面軍會合時，中央紅軍連一門山炮都沒有了，最後一門75毫米火炮，在一渡赤水的時候被扔到赤水河裡去了。

一渡赤水完成之後，中央紅軍最重的火力是60炮，就是前膛裝炮彈的60炮，後膛炮一門都沒有了。整個裝備比四方面軍相去甚遠，人數比四方面軍也相去甚遠。

6月25日會師大會後，張國燾看似不經意地問周恩來，一方面軍有多少人？周恩來坦率地告訴他，遵義會議時有3萬多人，現在可能不到了。實際上，當時一方面軍只剩下1萬多人。周恩來說得很委婉，沒有告訴張國燾真實的數字。

1972年6月周恩來回憶這一幕時，依然印象深刻。他說，張國燾一聽，臉色就變了。張國燾太懂得數字裡面的含義了。這就意味著兩個方面軍會合後總兵力10萬人，百分之八十以上都是四方面軍的人。

那一刻，張國燾開始了自己的打算。

張國燾開始思考如何把這個比例帶進中革軍委，然後再帶入政治局，其個人野心就這樣膨脹了起來。舊中國的軍閥，誰人多槍多，他的勢力就大。但是，紅軍不應該把實力帶進爭論中，不管是軍事上的，還是政治上的爭論。

7月9日，張國燾控制的川陝省委又向中央提出改組中革軍委和紅軍總司令部的人員名單，要陳昌浩出任總政委，敦促政治局「速決速行」。

7月10日，毛、周、朱致電張國燾，切盼紅四方面軍各部速調速進，分路迅速北上，「勿再延遲，坐令敵佔先機」，並望他速到蘆花集中指揮。

同日，張國燾致電中共中央，親自提出「宜速決統一指揮的組織問題」。

這實際上就是一種半攤牌的表示，不解決組織問題，一、四方面軍便很難聯合行動。張國燾利用其在四方面軍中舉足輕重的權威，要求進行組織調整，要求在領導集體中處於主導地位。

一方急著北進，一方毫不著急，「王顧左右而言他」。

情況越來越緊急。

7月16日，中央紅軍攻下毛兒蓋。張國燾不僅不執行計劃，按兵不動，並再次提議由四方面軍政委陳昌浩擔任紅軍總政委。

陳昌浩是留蘇的「二十八個半布林什維克」之一，回國後為鄂豫皖根據地的建設也作出了很大貢獻。

7月18日，陳昌浩致電中共中央，提出由張國燾任中革軍委主席，朱德任前敵總指揮，周恩來兼參謀長，「中政局決大方針後，給軍委獨斷專行」，不這樣「集中軍事領導」，便「無法順利滅敵」。

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也準備作些組織調整。

這段時間毛澤東很少說話，很少表態，分外謹慎。他面對的不是紅軍長征前博古、李德這樣對中國革命規律毫不知曉、對中國社會基本不太瞭解的人物。毛澤東與他們鬥爭，遊刃有餘。但張國燾通曉中國社會的情況，而且對根據地建設作出很大貢獻，還領導一支強大的武裝力量。這種情況與毛澤東當時在擔架上與王稼祥、張聞天商量怎麼開一個會議，改變博古和李德的錯誤領導而積極進行活動的形勢完全相反。

張聞天的夫人劉英1986年回憶說：「毛主席當時的想法是，既要儘量考慮滿足他的要求，但軍權又不能讓他全抓去。所以考慮讓張國燾擔任紅軍總政委的職務，當時同擔任總政委的恩來商量時，恩來一點兒也不計較個人地位，覺得這麼安排好，表示贊同。」

總政委是一個非常關鍵的位置，權力很大。在紅軍領導體制中，總政委具有最後決定權。方面軍的總指揮擬訂了作戰方案，總政委最後予以核准，也可以推翻，重新擬訂方案。毛澤東曾長期擔任紅一方面軍的總政委，其權威非常大。

周恩來再一次為大局負重。既然四方面軍人多槍多，既然張國燾認為不做人事調整無法順利滅敵，無法北進，為顧全大局，周恩來讓出了紅軍總政委一職。

這個讓步是很大的。

遵義會議後、魯班場戰鬥前成立的「三人軍事領導小組」即毛、周、王三人團至此終結。

蘆花會議是一個新的分歧點。

張國燾在會上表情嚴肅。「國燾同志擔任總政治委員，軍委的總負責者。」他清清楚楚地知道：實力正在發揮作用。張國燾在會上提出要提拔新幹部，中央委員會還要增加新人。毛澤東說提拔幹部是需要的，但不需要這麼多人集中在中央，下面也需要人，張國燾便不再堅持自己的要求。

張國燾不用堅持，他相信實力會繼續產生作用。

對實力的依賴，會把他帶向哪裡呢？

兩大主力紅軍剛剛會師的時候，紅軍總兵力達10餘萬，士氣高昂。《紅星報》以《偉大的會合》發表社論，稱兩軍會師「是歷史上空前偉大的事件，是決定中國蘇維埃運動今後發展的事件」，「是五次戰役以來最大的勝利」，「是中國蘇維埃運動新的大開展的基點」。

誰能想到前面等待的，竟然是一個前所未有的分裂局面？

當紅軍走到毛兒蓋的時候，張國燾召開緊急幹部會議，宣佈中央執行的是「機會主義」路線，要求將四方面軍的十幾個幹部分別批准為中央委員、政治局委員及書記處書記；同時指責遵義會議是調和主義，要求博古退出書記處與政治局，周恩來退出軍委，不達目的不進兵。

矛盾空前尖銳化，張國燾想攤牌了。

分裂已成定局。

紅軍長征經過那麼多艱難險阻才與四方面軍會合，誰也沒有想到新的危機產生了——一、四方面軍分裂。

在一、四方面軍的分裂中毛澤東講了一句話，張國燾是個實力派。

張國燾後來犯錯誤，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一切從實力開始。中央紅軍與四方面軍會合，政治局委員的比例、中央委員的比例、中革軍事委員會的比例都要體現在實力上，這是造成一、四方面軍分裂的重要原因。

當然，說張國燾一開始就想讓四方面軍與中央紅軍分裂，一開始就想另立中央，我覺得這也不是實事求是的，也不是客觀的。

41.毛澤東作好了去與蘇聯接近的地方求生存的準備

1935年6月是張國燾人生的頂峰，張國燾在香港寫回憶錄，把一、四方面軍會合的場面記得非常清楚。

當年，張國燾騎一匹白色駿馬，在10餘位警衛的簇擁之下，飛馳兩河口。

當年，毛澤東率領政治局全體委員走出三里路，立於濛濛細雨中恭候他。

毛澤東同志什麼時候出門歡迎過黨內同志？為數甚少。毛澤東這一次之所以這麼做，充分考慮到了張主席的地位。張主席在中共中央高層長期任職，能力、威望和實力都非常強。

會師的場面對張國燾沒有震動嗎？張國燾震動很大，當時很感動。

張國燾在回憶錄裡寫道，他騎馬過來，看見政治局諸位委員站在雨中恭候他。張國燾翻身下馬，衝上前去和眾位委員一一緊緊擁抱。當然，激動之餘就發現問題了，一方面軍怎麼搞成了這樣，人數怎麼這麼少？

1935年10月5日，張國燾在四川松崗卓木碉召開高階幹部會議，宣佈另立「臨時中央」、「中央委員會」、「中央政治局」、「中央書記處」、「中央軍事委員會」和「常務委員會」，自封為「主席」，並通過了「組織決議」，決定「毛澤東、周恩來、博古、洛甫應撤銷工作，開除中央委員及黨籍，並下令通緝。楊尚昆、葉劍英應免職查辦」。「撤銷」、「開除」、「通緝」、「查辦」，張國燾的自信和氣焰由此可見一斑了。

毛澤東講張國燾是實力派。一、四方面軍的分裂，表面看是因為戰略方針的問題，到底是北上，還是南下，實際則是張國燾的作用。張國燾要求在中央委員會、中央政治局、中革軍委都體現實力，中央紅軍指揮也應該體現實力。張國燾最終被他手中所掌握的實力害了。

一、四方面軍分裂是紅軍二萬五千里長徵中最嚴重的事件。

張國燾率領四方面軍南下，走向失敗，走向黑暗。

毛澤東率領一方面軍一路北上，走向勝利，走向光明。

現在看是這樣，可在當時歷史場景中，這是何其艱難的一步。

張國燾率領83 000餘紅軍南下。

毛澤東僅率領7000紅軍北上，這是中央紅軍當時最為嚴重的局面。

毛澤東率領7000紅軍北上，在北上途中，1935年9月，召開俄界會議，會議對當時的形勢作了最嚴重的估計，7000人能搞多大的局面呢？毛澤東在俄界會議作出了被敵人打散的最壞設想，到與蘇聯接近的地方求生存。毛澤東當時甚至作了隊伍一旦被打散就去做白區地下工作的準備。

那是中國革命最嚴重的危急時刻。

9月27日，政治局在榜羅鎮召開常委會議，決定改變俄界會議確定的「首先在與蘇聯接近的地方創造一個根據地，將來向東發展」的方針，改到陝北去，在陝北保衛與擴大革命根據地，以陝北蘇區來領導全國革命。

艱難困苦，玉汝於成。從1934年10月10日長征開始，戰略目標由最初的湘西，到黎平會議的川黔邊、遵義會議的川西北、扎西會議的雲貴邊、兩河口會議的川陝甘、俄界會議的「與蘇聯接近的地方」，一直到榜羅鎮會議，終於確定為陝北。

一年來無數犧牲和奮鬥，不盡實踐與探索，戰略目標的選擇最終完成。

脫離根據地一年、長途跋涉兩萬餘里的中央紅軍，終於找到了落腳點。

這個過程可以用鄧小平所講的「摸著石頭過河」來形容。

10月，陝甘支隊過岷山，毛澤東心情豁然開朗，作《七律·長征》詩：

紅軍不怕遠征難，萬水千山只等閒。

五嶺逶迤騰細浪，烏蒙磅礴走泥丸。

金沙水拍雲崖暖，大渡橋橫鐵索寒。

更喜岷山千里雪，三軍過後盡開顏。

最黑暗的時候過去，前面是中國革命的嶄新局面了。

俄界會議的決議在榜羅鎮會議上很快被翻了過來。它的關鍵點在哪裡？榜羅鎮會議最終確定了陝北為我們最終的根據地，那麼這又是怎麼選定的呢？

42.陝北根據地最終是怎麼選定的

中央因為在俄界會議上對形勢作出了非常嚴重的估計，甚至到了要去與蘇聯接近的地方求生存了，直到榜羅鎮會議，總算是柳暗花明又一村了。

在榜羅鎮會議上，最終確定了到陝北建立陝北根據地。

1934年9月，紅軍打下榜羅鎮，繳獲了榜羅鎮郵局的報紙。

毛澤東召見偵察連連長梁興初、指導員曹德連，要他們到哈達鋪找些「精神食糧」，只要是近期和比較近期的報紙雜誌都找來。

偵察連從當地郵局搞到了這樣的報紙，主要是七八月間的天津《大公報》。上面登載著閻錫山的講話：「全陝北二十三縣幾無一縣不赤化，完全赤化者八縣，半赤化者十餘縣。現在共黨力量已有不用武力即能擴大區域威勢。」報紙還進一步披露了紅二十五軍、紅二十六軍的一些情況：劉志丹的紅二十六軍控制了大塊陝北蘇區根據地，徐海東的紅二十五軍已北出終南山口，威逼西安。

閻錫山為共產黨做了一回好的情報員。毛澤東、張聞天、博古讀到後，那種「山重水複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興奮心情無法用言語形容。陝北不但有紅軍、有游擊隊，而且發展迅速，頗似1931年的江西蘇區。毛澤東在俄界會議作出的被敵人打散的最壞設想不但可以避免，而且中國革命有望依託這塊新的根據地獲得更大發展！

那麼中央紅軍到陝北時發現的是什麼呢？就是紅二十五軍實際上已經把陝北完全掌控了。紅二十五軍是從鄂豫皖蘇區直接打到陝北的部隊。從戰鬥序列上來說，紅二十五軍是四方面軍的部隊，也就是在張國燾領導之下的部隊。

紅二十五軍的主要指揮者是徐海東，徐海東與毛澤東從未謀面。

徐海東可以說是四方面軍的一員戰將，而且是張國燾的老部下。

毛澤東心裡打鼓了。

徐海東能不能服從中央紅軍的領導？

張國燾當時已經另立中央了，徐海東到底是聽中央的還是聽張國燾的？

如果徐海東聽張國燾的，中央紅軍在陝北的處境也是極其困難的。

當時毛澤東內心確實沒有把握，他試探性地給徐海東寫了一封信，這封信上講了中央紅軍的極度困難，向紅二十五軍借一千大洋。當然，這封借錢信，一方面是中央紅軍確實需要幫助，另一方面則是一種試探。

徐海東接到毛澤東的信後，沒有考慮，立即把供給部部長找來，說不是借，而是給中央紅軍五千大洋。同時覆信說，紅二十五軍完全服從中央紅軍的領導。毛澤東等中央領導拿到五千大洋和徐海東的信後，一塊兒落淚。

從這段歷史來看，這是我們中國革命史上最艱難曲折的一段。我們中國革命之所以能夠勝利，不僅僅是因為有正確的主義，正確的路線，正確的方針和綱領，我們還有一大批像徐海東這樣忠於主義、忠於信仰的戰將。

徐海東與毛澤東素未謀面，而且指揮序列還不是中央紅軍的。但是中央來了之後，他堅決服從中央的領導，忠於主義、忠於信仰，我覺得這是我們革命能夠勝利的一個重大原因。這樣一批人的存在，與我們黨的正確路線、方針、政策一樣，對中國革命至關重要。

所以後來，毛澤東同志反覆說徐海東是對中國革命有大功的人。徐海東同志到了抗日戰爭後期，因為傷病無法再指揮作戰了，整個解放戰爭時期，徐海東都是在大連養傷度過的，沒有參加解放戰爭。

1955年授銜的時候，當徐海東說鑑於自己沒有參加解放戰爭，長期沒有進行軍事指揮，不評銜都可以。毛澤東卻直接指示，徐海東不但要評大將，而且大將裡面要排第二，僅次於粟裕，這充分體現了對徐海東作用和地位的高度評價，尤其是體現了對當年中央紅軍所處的絕境中徐海東傑出貢獻的充分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