鮑羅廷給廣州帶來了一股清新空氣。他的風格深深感染了周圍聽眾，他的名聲傳遍了遠東地區，革命者稱他為「廣州的列寧」，上海租界則說他是「紅色首都」的「紅色猛獸」，西方評論家則說他正在廣東重複俄國革命的歷史。

孫中山去世，鮑羅廷在廣州擁有了這麼大的權力，才可能把所中意的人物推上主要的領導崗位。那麼他最看好的人物是誰呢？

就是蔣介石。

21.鮑羅廷如何將蔣介石推上國民黨權力的巔峰

鮑羅廷重看蔣介石，與他輕看中國共產黨同時發生，而且互為因果。

他看好蔣介石，正因為不看好中國共產黨能搞成什麼事兒。他曾經十分輕蔑地說，中國共產黨「總共只有40人」，「研究翻譯成中文的共產國際提綱是他們的全部活動」，罷工之類的事件「臨時把它拋到面上，否則它就會待在自己的小天地——租界裡，事後從那裡髮指示」。

鮑羅廷尤其藐視在上海的中共中央。他在中國工作三年，不僅把「國共合作」變成了「國蘇合作」，更熱衷於把這種合作推向與孫中山、汪精衛、蔣介石個人之間的合作，中國共產黨反而成為他與國民黨要人討價還價的籌碼。

然而，在當時情況下，即便有鮑羅廷這個有著巨大能量的人物的支援，蔣介石想要成為國民黨內強有力的人物，幾乎也是不可能的事。

在蔣介石前面位高權重、資格又老的人比比皆是，至少有三個根本無法逾越的障礙：軍事部部長許崇智、外交部部長鬍漢民、財政部部長廖仲愷。軍權、財權、政權全在這三人之手，從一般規律上看，蔣介石是不可能越過這些障礙的。

但不可能發生的事情在幾個月內卻發生了。

1925年8月20日，廖仲愷被刺於國民黨中央黨部。廖仲愷被刺之後，誰動了手？怎麼辦？怎麼調查這個事情？廖仲愷在國民黨內的影響非常大。當天，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國民政府委員會和軍事委員會召開緊急會議，眾人的目光都集中向鮑羅廷。

孫中山死後幾個月裡，鮑羅廷成了廣州主要的掌權人物。表面上所有決議都由幾個國民黨領導人共同決定，實際是鮑羅廷說了算。他在廣州的權勢和影響如日中天。他的住宅樓上經常坐滿廣州政府的部長們、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們和中國共產黨人；樓下則是翻譯們忙碌的天地：將中文檔案譯成英文或俄文，再將英文或俄文指令譯成中文。印刷機晝夜不停，各種材料、報告、指示從這裡源源而出。

鮑羅廷實際已成為國民黨中央的大腦。

他在這個至關重要的會議上，提出了一條至關重要的建議：以汪精衛、許崇智、蔣介石三人組成特別委員會，授以政治、軍事和警察全權。

鮑羅廷設想，這是一個類似蘇俄「契卡」的組織，目的是用特別手段肅清反革命。他自己則擔任特別委員會的顧問。

他的建議實際就是決議。建議被迅速通過。

「授以政治、軍事和警察全權」的特別委員會三人中，汪精衛本身是國民政府主席，許崇智是政府軍事部部長，唯有蔣介石未任過高於粵軍參謀長和黃埔軍校校長以上的職務，他第一次獲得如此大的權力。

魔瓶最先被鮑羅廷開啟。

被授予政府、軍事、警察全權的三個人中，汪精衛作為國民政府主席，許崇智作為國民政府軍事部部長，這兩個人經常不到特別委員會來，所以主要幹事的就成了蔣介石。

我們經常講人生重要的只有幾步，而凡在關鍵時刻能有特別作為的，必有其長期的準備和異於常人的獨特地方。

蔣介石就一直準備著，而他最為獨特的地方就是，利用危機的能力非常強。

巴斯德說機遇偏愛有準備的頭腦。

蔣介石為這一天的到來作了充分準備。

他運用這個突然降臨到手中的「政治、軍事和警察全權」是毫不猶豫的。

軍事機器立即開動。

第一個對準的人便是掌握軍權的軍事部部長許崇智。

蔣介石利用他在特別委員會中的職務，馬上動用黃埔黨軍，包圍了還是軍事部部長的許崇智，指責他涉及廖案。許崇智當然扯不清，倉皇逃亡至上海。

一塊石頭搬倒了。

然後就是胡漢民，第二塊石頭。

胡漢民之弟胡毅生與廖案有瓜葛，蔣介石抓住這一點，不管你是不是元老，一律拘留審查，胡漢民後被迫出使蘇聯。

如此，廖仲愷光榮體面地下葬，許崇智被趕到上海，胡漢民被迫出使蘇聯。

一件廖案，蔣介石一石三鳥。

三個奪取權力的障礙一掃而光。

半年以後鮑羅廷才明白自己開啟了魔瓶。

1926年2月，鮑羅廷在北京向將赴廣州的以布勃諾夫為團長的聯共政治局使團得意揚揚地說：「當你們去廣州時，你們自己會確信，華南的思想勢力範圍乃是我們的影響……還有什麼問題我們解決不了呢？一旦我們宣傳什麼，一旦我們提出什麼建議，人們就會很認真地聽取，並將我們的政策、我們的決定，以極大的成功希望來加以貫徹執行。」他十分有把握地說，「軍隊領導人已完全處在我們的影響之下」，蔣介石等四個軍長「完全可靠」。在鮑羅廷的主觀意識主導之下，聯共中央政治局也認為，中國革命的任務是「強調作為民族解放思想最徹底最可靠的捍衛者的國民黨的作用，並將其提到首要地位」，中共必須向國民黨右派和中派讓步。

但這位權術大師很快要開始尷尬了。

許、胡、廖三人消失之後，他已經不能照原來設想的那樣遏制蔣介石了。他幫助蔣介石邁出了奪取政權的決定性一步，卻嚴重低估了蔣介石的能力。埋葬了廖仲愷，趕走了胡漢民、許崇智後，蔣介石還剩下最後三個障礙：前臺的國民政府主席汪精衛，後臺的國民政府政治顧問鮑羅廷，他心目中的死敵中國共產黨。

到了1926年3月，「中山艦事件」中，蔣介石又是一石三鳥，打擊的重點就是中共、蘇聯顧問團和汪精衛。從這一系列事件來看，蔣介石作為中國近代的政客，其手腕相當了得。

22.「中山艦事件」後蔣介石如何排擠共產黨人

1926年3月發生的「中山艦事件」，是一個到今天來看都沒有完全清理、梳理得非常清楚的事件。非常典型的事例是蔣介石指責中山艦艦長李之龍是共產黨人，他要劫持蔣介石，是個反革命事件。策劃這個事件的是中共，是蘇聯顧問團，是汪精衛。

「中山艦事件」大致的脈絡是這樣。

1925年8月，廖仲愷被刺，是個意外事件，令蔣介石一石三鳥。

1926年3月，「中山艦事件」，是個人為事件，是蔣介石一手炮製的事件，又是一石三鳥。

只不過，蔣介石將這後一個一石三鳥推後了7個月。

國民黨被鮑羅廷由一個鬆散的組織造就為一個虎虎有生氣的組織，在這個組織的全部力量轉到自己門下之前，他還需要鮑羅廷的力量和影響，更重要的是時間，來消化這些力量。

西山會議派攻擊他將鮑羅廷「稟為師保，凡政府一切重大計議，悉聽命於鮑」，「甚至關於黨政一切重要會議，概由鮑召集於其私寓，儼然形成一太上政府」，他不但不在意，反而說作為總司令，只有法國福煦元帥的地位可同鮑羅廷相比。他反覆引用孫中山曾說過的話——鮑羅廷的意見就是他的意見。因此，追隨鮑羅廷就是追隨孫中山。

他在等待時機。

時機來了。

第二次東征大捷使蔣介石軍功威名如日中天。返歸廣州途中沿途男女老幼觀者如堵，道為之塞，至汕頭盛況空前。社會各團體整齊列隊歡迎，民眾簇擁，萬頭攢動。一路軍樂悠揚，鞭炮畢剝，工會前導，次槍隊，次步兵，次汽車，衛隊為殿，連孫中山當年也沒有如此之風光。

廣州的汪精衛、譚延闓、伍朝樞、古應芬、宋子文聯名電蔣：「我兄建此偉功，承總理未竟之志，成廣東統一之局，樹國民革命之聲威，凡屬同志，莫不欽感。東征功成，省中大計諸待商榷，凱旋有日，尚祈示知，是所禱企。」

國民政府要員站成一列，以前所未有的謙恭，向軍權在握的新秀蔣介石致敬。

事情並未到此為止。

1926年1月廣州舉行國民黨「二大」，到會代表256人，選舉中執委時，有效票總數249張，蔣介石得票248張，以最高票數當選中央執行委員。

這就是蔣介石後來說的，21歲入黨到40歲當上中央委員，相距了20年之久。

這一年蔣介石40歲。

會議代表中共產黨員佔100人左右，基本都投了蔣的票。

差的一票也許是他未投自己？起碼給人以這樣的印象，反而顯得更加謙虛。

248強於249。

得票245張的宋慶齡在國民黨「二大」講話中讚揚東征勝利之後的廣東形勢：「此間一切的政治軍事都很有進步，而且比先生在的時候弄得更好。」

一句「比先生在的時候弄得更好」從宋慶齡口中說出來，便是最高的誇讚。

國民黨「一大」連張入場券都未弄到的蔣介石，個人聲名在國民黨「二大」達到頂點。

廣州第一公園大門口出現一副對聯，上聯「精衛填海」，下聯「介石補天」。

人們再也不記得還對什麼人有過這種誇讚。

聲名達到頂點後，他便動手了。

1926年3月，「中山艦事件」來了，鮑羅廷恰巧不在。

廣州的蘇聯顧問全部被軟禁，再用「整理黨務案」把鮑羅廷架空。什麼叫做「整理黨務案」？就是把共產黨加入國民黨權力核心的全部清退，尤其是把共產黨在國民黨軍隊中的影響，全部清除。「整理黨務案」完成，中國共產黨人被迫退出國民黨中央，被迫退出蔣介石掌握的最核心的軍隊黃埔黨軍第一軍。在第一軍內，要麼是共產黨你就退出，要麼是國民黨你才能夠保留。國民黨中央也是這樣。

架空鮑羅廷，清除共產黨，兩個任務完成。

第三個就是汪精衛了。

汪精衛後來回憶：「3月20日之事，事前中央執行委員會政治委員會絲毫不知道。我那時是政治委員會主席，我的責任應該怎樣？3月20日，廣州戒嚴，軍事委員會並不知道。我是軍事委員會主席，我的責任應該怎樣？」

他斥責蔣介石的行動是「造反」。

但斥責完之後，他也只有閉門謝客，悄然隱藏起來。

軍權全部在蔣介石手中掌握著，汪精衛雖是軍事委員會主席，但手裡沒兵，也沒有辦法。

4月初，汪精衛便以就醫為名，由廣州去了香港，再由香港去了馬賽，躲了起來。

蔣介石當時指責汪精衛與中共串通要把他劫持到海外，所以他發動了「中山艦事件」。汪精衛倒不用蔣介石劫持他，自己就悄悄地跑掉了。自此，再沒有人能夠阻擋蔣介石攫取國民黨的軍政大權了。

革命鬥爭中並不排除充分利用矛盾、施展縱橫捭闔之術，但這一切必須建立在依靠和壯大自己力量的基礎上，鮑羅廷恰恰丟掉了這一點。

「中山艦事件」再次成為鮑羅廷與蔣介石的權力交易。通過這次交易，表面上鮑、蔣二人之間的信任達到了別人無法代替的程度，但鮑早沒了昔日權勢，成了一個擺設。蔣在北伐前夕談到後方留守時，提到兩個人可以託付，除了張靜江，就是鮑羅廷，稱鮑羅廷是「自總理去世以來我們還沒有這樣一個偉大的政治活動家」。但這位偉大的政治活動家已經開始預感到情況有些不妙了。

1926年8月9日在廣州與共產國際遠東局委員會會晤時，鮑羅廷說出了他規劃的「讓蔣自然滅亡」的策略：鮑羅廷想借用北伐，用保定系來壓制黃埔系。

當時除第一軍軍官主要是黃埔軍校畢業生之外，其他各軍的軍官主要是保定軍校畢業生，而蔣與「保定派」之間的矛盾是不可調和的。鮑羅廷甚至預言只要進行北伐，保定系在中國保定軍校畢業的這批人，會在北伐勝利推進的過程中，把黃埔系，就是年輕的、剛從黃埔軍校畢業的人壓制住。保定系壓制黃埔系就是壓制蔣介石，「加速他在政治上的滅亡」。

結果哪個派系也抑制不住蔣介石。保定系不行，湖南講武堂、雲南講武堂更不行。這時的共產國際遠東局，已經不信任這位權術大師了。

近代中國是個大舞臺，這個舞臺演繹了多少興衰、美醜、勝敗。原先默默無聞者，可以在這個舞臺上大放異彩；大放異彩者，最終又在這個舞臺上黯然失色。發現、提攜蔣介石的鮑羅廷就在1926年到1927年一年的跌宕演變中，由蔣介石所謂「自總理去世以來我們還沒有這樣一個偉大的政治活動家」，變成了一個要立即捉來槍斃的「煽動赤色革命、企圖顛覆政權的陰謀家」。

政治人物往往瞬息之間出現滄海桑田的演變，完成讓人瞠目結舌的思維轉換。

鮑羅廷不像蔣介石想象的那樣複雜，蔣介石也不像鮑羅廷想象的那樣簡單。這個前日本士官生內心深處還是欽佩那些直面反對他的人，卻深惡痛絕那些他以為要利用他的人。

當年反對鮑羅廷獨用蔣介石的加倫將軍回國後，1938年10月在蘇聯肅反運動中被捕。蔣介石接到駐蘇大使楊傑的報告，還想保加倫一命，要孫科以特使身份赴蘇轉告斯大林，請派加倫至中國做蔣的私人顧問。但蘇聯的肅反運動行動太快了，加倫從被捕到被槍決僅有1個月時間。斯大林告訴孫科的，已是加倫的死訊。

想保加倫性命的蔣介石，卻一直想要鮑羅廷的性命。

加拉罕當年給孫中山的禮物，是鮑羅廷。蔣介石最後給鮑羅廷的禮物，是通緝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