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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哥哥王元慶在最近給他的一封信上所寫的話。

每隔一段時間，元慶就會給他寄來一封信。這些文字用小楷抄在一張宣紙信箋上。豎寫。字跡雋秀，一筆不苟。雖說文字之間缺乏應有的邏輯，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哥哥目前思想的悸一動。端午憑藉這些警句格言式的瘋話，也能對哥哥的精神病發展到了怎樣的程度，進行判斷和監控。

他們是同母異父的兄弟。元慶的父親在上世紀五十年代的一次群體性械鬥事件中，失足墜崖而死。關於事件的細節，端午所知不多。據母親說，元慶的父親是一個聰明絕頂的木匠，話不多，一生中說過的話，加起來還不如她一個晚上說得多。出事前不久，他給村裡的一戶人家打了一張婚床，同時，給另一戶人家打了一副棺材。按照迷信的說法，這被認為犯了忌。

王元慶繼承了父親的聰慧和沉默寡言，這沒有什麼好奇怪的。讓人有點不解的是，他的秉性中的異想天開和行為乖張，竟然與譚功達如出一轍。他們畢竟沒有血緣關係，而且，元慶與譚功達也並無太多的接觸（後者生命的最後十年是在監獄中度過的）。母親將這一切都歸咎於上天的安排。這使她更有理由日夜詛咒那個一換瓴簧5姆枳櫻14恢本芫誶迕鶻詬戲厴埂

元慶多少有點戲劇性的經歷，足以列入地方誌的《奇人傳》。可事實上，端午對哥哥瞭解甚少。

在寂靜而漫長的小學和中學時代，“拖油瓶”這個綽號一直跟他如影隨形，如音隨身。直至被另一個綽號徹底覆蓋，那就是“天才”。全縣作文競賽一等獎的證書，讓母親高興不起來，反而讓她憂心忡忡。在高二那一年，他所寫的一個獨幕劇，被梅城縣錫劇團搬上了舞臺，成為轟動一時的新聞。

可元慶不久以後就因肝炎輟學了。

母親在他病癒後，讓他跟一個瘸腿的福建裁縫學習縫紉。梅城中學的教導主任三番五次地光顧他的裁縫鋪。他可不是來找元慶量身裁衣的，而是希望勸說他重返校園。因為根據他剛剛掌握的小道訊息，中斷了10年之久的全國高考，將在1977年恢復。他甚至向母親暗示，要將自己最漂亮的二女兒嫁給元慶，以換取她同意元慶參加高考的允諾。見識短淺的母親當然不為所動。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元慶作為一名裁縫的名望，已經開始給她帶來數額不小且相當穩定的收入。母親當時最大的夢想，就是盼望大兒子有朝一日將裁縫鋪從福建瘸子的手裡盤過來，自立門戶。很快，福建瘸子就“很識趣”地因心肌梗塞而猝死。可哥哥也隨之對裁縫這一行當失去了原有的興趣。

他開始和縣城裡的一些不三不四的人交往。用自己改裝的短波收音機收聽“美國之音”和鄧麗君。有的時候，一連數天夜不歸宿。後來，他乾脆在眾人的視線中消失了。直到公安機關將他們的那個自以為是的“秘密組織”一舉破獲，把他從南京押回梅城。

母親還得透過那個“死鬼”譚功達的生前好友，去相關部門疏通關節，最後勉強使元慶“免於處置”。

當時，元慶的第一首詩已在《青春》雜誌發表。這首詩在端午讀書的那所中學悄悄地流傳，附帶著也使端午異想天開的寫詩衝動，變得新鮮而迫切。他們同住一個屋簷下，但兄弟倆很少交談。王元慶那洞悉一切的清澈目光，也很少在弟弟身上停留。因此，他無從得知譚端午對他深入骨髓的崇拜。也無從知道，弟弟在暗中對他的一舉一動，都在刻意模仿。

1981年，端午考取了上海一所大學的中文系。母親一高興，就有點犯糊塗。她問元慶，能不能抽時間，陪伴端午去上海的學校報到。上海那麼大，端午又從未出過遠門，她擔心他一下火車，就會被人販子拐跑。元慶倒也沒有明確拒絕，而是豎一起食指，指著自己的鼻尖，像個小流氓似的向母親步步逼近。他向前邁一步，母親就向後退一步。

什麼？你是說我？讓我？讓我陪他？去上海？

一連串的疑問句已經很能說明問題。他性格中的褊狹和強烈的嫉妒心，終於露出了苗頭。

有一年放暑假，端午從上海回到了梅城。哥哥正為他的長詩被編輯退回一事憤憤不平，就低聲下氣地將蠟印的詩稿拿給弟弟，請他提提意見。端午粗一粗地翻閱一遍，很不恰當地直話直說：

“不怪編輯。寫得很差。確實不值得發表。你寫的那些東西，確實，怎麼說呢？已經過時了。”

“是這樣嗎？這麼說，我已經不行了？確實不行了嗎？”

這句話不是當著端午的面說的，而是來自於隔壁洗手間。他一邊撒尿，一邊發出令人擔心的喃喃低語。

從那以後，他日復一日地望著天花板，一言不發。王元慶急劇的衰老速度，一度甚至超過了母親。端午不假思索地說出的這番話，對元慶的打擊超過了他的預料。他甚至不再跟端午說話。等到母親終於弄清了兄弟倆之間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就用哀求的眼神迫使端午改口，對那首長詩重新估價，“反正說兩句好話，又不用花什麼力氣”。端午違心地使用了“傑作”、“偉大”或“空前絕後”一類的字眼，但已為時太晚。

九十年代中後期，元慶曾有過一段短暫的發跡史。他依靠倒賣鋼材起家，在梅城擁有了自己的成衣公司和一棟酒樓。隨後他開始涉足印刷和水泥業。公司總部也搬到了鶴浦的竇莊。他每年捐給學校和慈善機構的款項，動輒數百萬，可從來沒有給過端午一分錢。用元慶的話來說，那是出於對知識分子的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