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走回公寓，我帶他們參觀我的房間。母親關上房門，門後露出馬丁·路德·金的海報，那是我四年前得知民權運動時貼上去的。

「那是馬丁·路德·金嗎？難道你不知道他和共產主義者有聯絡嗎？」爸爸咬著嘴唇上的蠟狀組織問我。

他們很快就走了，在夜晚開車離開。目送他們走後，我拿出了日記本。過去我總是輕信一切，毫不懷疑，真是令人驚訝。我寫道，全世界都是錯的；只有爸爸是對的。

我想起泰勒的妻子斯蒂芬妮幾天前在電話裡跟我說過的話。她說她花了幾年時間才說服泰勒允許她給孩子們注射疫苗，因為他仍然相信疫苗是醫療機構的陰謀。如今回想起來，父親的聲音猶在耳畔，當時我卻嘲笑哥哥的行為。他還是一個科學家呢！我寫道，他怎麼看不穿他們的偏執呢！重讀自己寫下的文字，我對哥哥的輕蔑變成了一種諷刺。話又說回來，我寫道，要不是剛剛想起來，直到今天我自己還從未注射過疫苗，也許我嘲笑起泰勒來會更有底氣。

蓋茨獎學金的面試是在安納波利斯的聖約翰學院進行的。校園令人生畏，有完美無瑕的草坪和乾淨利落的殖民時期風格建築。我緊張地坐在走廊裡，等候被叫去面試；我身著套裝，抓著羅賓的手提包，感到笨手笨腳，渾身僵硬。但最終，我幾乎沒有什麼可做的，因為斯坦伯格教授已為我寫了一封有力的推薦信。

第二天我就收到了確認函：我獲得了獎學金。

電話開始響個不停，是楊百翰大學校報和本地新聞媒體打來的。我接受了六次採訪，上了電視。一天早上醒來，我發現我的照片登上了楊百翰大學主頁。我是楊百翰大學第三位獲得蓋茨獎學金的學生，學校充分利用媒體大肆宣傳。我被問及高中經歷，以及哪位小學老師對我的成功影響最大。我閃爍其詞，逃避話題，必要時還撒謊。我沒有告訴任何一個記者，我從沒上過學。

我不知道自己為什麼沒有告訴他們。我只是無法忍受別人拍著我的背，對我說我多麼令人印象深刻。我不想成為霍雷肖·阿爾傑[horatioalger（1832－1899），美國作家，作品多描寫窮孩子靠勤奮和努力爬上人生巔峰，因此成為美國夢的化身。]那樣熱淚盈眶的美國夢的化身。我希望過有意義的生活，而在我看來，交代那些沒有任何意義。

畢業前一個月，我回到巴克峰。爸爸已經看了關於我獲得獎學金的報道，他說：「你沒有提到在家上學。我和你母親知道學校的德行，沒有送你上學，我本以為你會為此更加感激。你應該告訴大家，這都歸功於在家上學。」

我什麼也沒說。爸爸視我的沉默為一種歉意。

他不贊成我去劍橋。「為了逃離那些國家，我們的祖先冒著生命危險漂洋過海。而你在做什麼？一轉身又回去了？」

我還是什麼也沒說。

「我期待你畢業，」他說，「上帝精選了一些指責的話，要我給那些教授們講講。」

「不行。」我輕聲答道。

「耶和華若讓我行動，我就站起來說。」

「不行。」我又說了一遍。

「主靈不受歡迎的地方我是不會去的。」

我們的對話到此結束。我希望這件事就此過去，但因為我沒有在採訪中提及在家上學，父親很是受傷，以至於這個新傷口惡化潰爛了。

畢業前夜，學校舉行晚宴，歷史系將在晚宴上為我頒發「最優秀本科畢業生獎」。我在門口等我的父母，但他們一直沒有露面。我以為他們會晚點兒來，於是打電話給母親，但她說他們不來了。我只身赴宴，被授予一塊牌匾。整個大廳只有我桌子旁邊的座位是空的。第二天有一個榮譽畢業生午宴，我與學院院長和榮譽專案主任坐在一起。旁邊的兩個位子還是空的。我告訴他們我父母的汽車壞了。

午飯後我給母親打電話。

「除非你道歉，否則你爸爸是不會去的，」她說，「我也不會。」

我道了歉，「他願意說什麼就說什麼吧。但求求你們來吧。」

他們錯過了大半的畢業典禮。我不知道他們是否看見了我被授予學位證書的場景。我只記得，我和朋友們一起等待典禮音樂響起，看著他們的父親給他們拍照，他們的母親為他們整理頭髮。我記得我的朋友們都戴著五顏六色的花環，還有剛剛收到的珠寶禮物。

典禮結束後，我獨自站在草坪上，眼巴巴地望著其他學生和他們的家人。最終我的父母出現了。母親擁抱了我。我的朋友勞拉拍了兩張照片：一張是我和母親的合影，我們強顏歡笑；另一張是我夾在父母中間，在壓力下顯得很緊張。

當天晚上我就要出發離開西部山區。畢業前我已經收拾好了行李。我的公寓空蕩蕩的，包裹都放在了門邊。勞拉自告奮勇開車送我去機場，但我父母說他們想送我。

我原以為他們會在路邊丟下我，但爸爸堅持要陪我穿過機場。他們等著我托執行李，跟著我走到安檢口。似乎爸爸想等到我在最後一秒改變主意。我們默默走著。到達安檢處，我跟他倆擁抱道別。我脫下鞋子，拿出筆記型電腦和相機，穿過檢查站，重新裝好物品，準備登機。

就在這時，我回頭一瞥，看見爸爸還站在安檢口目送我離開。他的雙手插在口袋裡，肩膀耷拉著，嘴巴鬆弛。我揮揮手，他向前走了幾步，好像要跟上來。我想起了多年前的那一刻：當高壓電線將旅行車蓋住，母親被困在車內時，爸爸站在旁邊，一副無助的樣子。

我拐過彎，他仍然保持著那個姿勢。父親的那個形象我將永遠銘記：他臉上的表情充滿愛意、恐懼和失落。我知道他為什麼害怕。我在巴克峰的最後一夜，就是他說不會來參加我畢業典禮的那一夜，他無意中吐露過。

「如果你在美國，」他低聲說，「無論你在哪個角落，我們都可以去找你。我在地下埋了一千加侖汽油。世界末日來臨時我可以去接你，帶你回家，讓你平平安安的。但要是你去了大洋彼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