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扇石門擋住了三一學院的入口，石門上還有一扇小木門。我穿過門走進去。一位身穿黑色大衣、頭戴圓頂禮帽的行李搬運工帶我參觀了學院，領我穿過最大的庭院——中庭。我們穿過石頭過道，走進一條鋪滿成熟小麥色石頭的長廊。

「這裡是北迴廊，」搬運工說，「牛頓就是在這裡跺腳測量回聲，首次計算了聲速。」

我們回到大門。我的房間在正對著它的三層。搬運工走後，我站在兩個行李箱中間，從小視窗向外望去，凝視著神秘的石門和它超凡脫俗的城垛。劍橋還是我記憶中的樣子，古老而美麗。只是我變了。我不再是一名遊客，不再是一個客人。我成了大學的一員。門上寫著我的名字。根據上面的文字，我屬於這裡。

第一堂課我穿了深色衣服，希望自己不會太顯眼，但即便如此，我還是覺得自己與其他同學不一樣。我說起話來當然不像他們，不僅僅因為他們是英國人。他們的言語節奏輕快、抑揚頓挫，讓我覺得像是在唱歌，而不是說話。在我聽來，他們說話時文質彬彬，顯得受過良好教育；而我說話則傾向於含糊不清，一緊張就結巴。

我在一張大方桌周圍選了一個座位，聽鄰座的兩個學生討論講座主題——以賽亞·伯林[isaiahberlin（1909－1997），英國哲學家、觀念史學家和政治理論家，二十世紀最傑出的自由思想家之一，主要以其對政治和道德理論的貢獻而聞名。]的兩個自由概念。坐在我旁邊的學生說他以前在牛津大學學過以賽亞·伯林；另一個說他在劍橋讀本科時就已經聽過這位老師講的關於伯林的課。我從未聽說過以賽亞·伯林這個名字。

老師開始講課。他語氣平靜，但將材料過得很快，彷彿認定我們對此都已很熟悉。其他學生證實了這一點，他們中大多數人都沒記筆記。我將每個字都草草地記了下來。

「那麼以賽亞·伯林的兩種概念是什麼？」老師問。幾乎所有同學都舉起了手。老師叫了那名來自牛津的學生。「消極自由，」他說，「是不受外部限制或阻礙的自由。此種意義下的自由指一個人的身體不受他人阻礙地行動。」一時之間我想起了理查德，他似乎總能準確無誤地把讀過的東西背誦出來。

「很好，」老師說，「第二個呢？」

「積極自由，」另一個學生答道，「是擺脫內部約束的自由。」

我在筆記裡記下這個定義，但我並不理解它。

老師試圖澄清這個概念。他說積極自由是自制，由自我掌控的自我統治。他解釋說，擁有積極自由就是控制自己的思想，從非理性的恐懼和信仰中解放出來，從上癮、迷信和所有其他形式的自我強迫中解脫出來。

我不知道何為自我強迫。我環顧房間，除了我似乎沒有人對此感到困惑。我是少數記筆記的學生之一。我想讓老師做進一步解釋，但是有什麼東西讓我放棄了這個想法——我確信這樣做無異於對著一教室的人大喊：我不屬於這裡。

下課後，我回到自己的房間，凝視著窗外的石門和中世紀時期的城垛。我想到了積極自由，想到了自我強迫可能的意義，直到我的頭隱隱作痛。

我給家裡打電話，是母親接的。聽見我用哭聲說「你好，母親」，她很激動。我告訴她，我不該來劍橋，我什麼都不懂。她說她一直在進行肌肉測試，發現我有一個脈輪失去了平衡。她說她能調整。我提醒她我可是在五千英里之外。

「沒關係，」她說，「我會調整奧黛麗身上的脈輪，讓它飛向你。」

「讓它怎麼著我？」

「飛，」她說，「對生命能量來說，距離不是問題。我可以從這裡將修正過的能量傳送給你。」

「能量的傳播速度有多快？」我問，「和聲速一樣，還是更像一架噴氣式客機？它是直接飛過來，還是會在明尼阿波里斯市停留一下？」

母親笑著結束通話了電話。

大部分早晨我在學校圖書館的一個靠窗的位置上學習。還是這樣的一天早晨，楊百翰大學的好友德魯通過電子郵件給我發了一首歌。他說那是一首很經典的歌，但歌名和歌手我都從未聽說過。我用耳機播放了這首歌，立刻就被它牢牢吸引。我望著北迴廊，一遍又一遍地聽：

將自己從精神奴役中解放出來

只有我們自己才能解放我們的思想

我把這兩行歌詞記在筆記本上，寫在正在撰寫的論文的空白處。閱讀時我的思緒又不由自主地飄到歌詞上面。我從網上了解到鮑勃·馬利[bobmarley（1945－1981），牙買加唱作歌手，雷鬼樂鼻祖。]腳上的腫瘤。我還了解到馬利曾是拉斯特法裡教教徒，該教派信仰「全身完整」，因此他拒絕做截肢手術。他在四年後去世，年僅三十六歲。

將自己從精神奴役中解放出來。這句歌詞是馬利在去世前一年寫下的，當時本可以動手術去除的黑色素瘤正轉移到他的肺、肝、胃和大腦。我想象一個貪婪的外科醫生，長著鋒利的牙齒和細長的手指，力勸馬利進行截肢手術。想到醫生的可怕形象和他腐敗的藥物，我便膽怯退縮了。這時我才明白之前未明白過來的一點，儘管我已棄絕了父親的世界，卻從未尋找到生活在這個世界上的勇氣。

我將筆記本翻到關於消極自由和積極自由的那堂課。在一個空白處，我畫線寫下：只有我們自己才能解放我們的思想。然後我拿起電話撥通號碼。

「我需要接種疫苗。」我告訴護士。

每個星期三下午我參加一個研討會，在那裡注意到兩個女生——卡特里娜和蘇菲——幾乎總是坐在一起。聖誕節幾星期前的一個下午，她們問我想不想去喝一杯咖啡，我才第一次開口跟她們說話。我以前從未喝過「一杯咖啡」——我從未嘗過咖啡的味道，因為這是教會嚴令禁止的——但我跟著她們來到街對面的一家咖啡館。收銀員很不耐煩，於是我隨便選了一杯。她遞給我一個過家家大小的杯子，裡面盛著一大湯匙泥漿顏色的液體。我眼巴巴地望著卡特里娜和蘇菲端回我們桌旁的杯子裡的泡沫。她們討論起課堂上的概念；我則糾結要不要喝掉我的咖啡。

她們輕鬆自如地使用高深複雜的術語。其中一些術語，如「第二次浪潮」，我以前聽過，但不知道它們是什麼意思；還有一些，比如「霸權式男性氣概」，我讀著就拗口，更不用說理解了。我喝了幾口苦味的濃縮液體，過了一會兒才明白過來，她們談論的是女權主義。我盯著她們，好像她們在玻璃後面。我從來沒有聽人將「女權主義」這個詞用作譴責以外的含義。在楊百翰大學，「你聽上去像個女權主義者」標誌著爭論的結束。它也表明你輸了。

從咖啡館出來後我去了圖書館。在上網查詢了五分鐘、去了幾趟書架後，我回到老位置上，面前擺了一大堆書，都是我如今已經知道的「第二次浪潮」作家——貝蒂·弗裡丹、傑梅茵·格里爾、西蒙娜·德·波伏娃——的作品。每本書我只翻了幾頁便合上了。我從未在書本上見過「陰道」這個詞，也從未將它說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