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爸兩個月沒下床，除非某個哥哥把他抱下來。他在一個瓶子裡撒尿，灌腸還在繼續。即使確定了他沒有生命危險，我們也不知道他以後能否生活自理。我們只能等待，很快便感受到似乎我們所做的一切只是另一種形式的等待——等著喂他吃飯，等著給他換繃帶，等著看我們的父親能恢復成什麼樣。

很難想象像爸爸一樣驕傲、堅強、健壯的人受到永久損傷。我想知道，假如以後一直靠母親給他切食物，他會如何適應；假如連錘子都拿不了，他是否還能開心地生活。失去的太多了。

但在悲傷的同時，我也感受到希望。爸爸一直是強勢的人——一個自以為洞悉一切問題的真相，對別人說什麼毫無興趣的人。總是我們聽他說話，從來沒有相反的情況；要是他不說話，就要求大家保持沉默。

爆炸將他從演講者變成了觀察者。因為持續疼痛，再加上喉嚨被燒傷，說話對他來說異常困難，所以他只用眼睛看，用耳朵聽。他躺在那裡，緊閉嘴巴，睜大雙眼，一個小時又一個小時，一天又一天。

在幾個星期內，我的父親——幾年前連我的年齡都會猜錯五歲以上的父親——瞭解了我的課程、我的男朋友以及我的暑期兼職工作。我什麼都沒告訴他，但他在我們給他換繃帶時，聽著我和奧黛麗的聊天，記在了心裡。

「我想聽你多聊聊你上的課，」夏末的一天早晨，他粗聲粗氣地說，「聽上去真有意思。」

感覺是一個全新的開端。

肖恩和埃米莉宣佈訂婚的訊息時，爸爸還在臥床。當時全家人正圍坐在餐桌旁吃晚飯，肖恩突然說他想還是和埃米莉結婚算了。除了叉子碰到盤子的聲音，周圍一片安靜。母親問他是不是認真的。他說不是，他覺得在不得不經歷這件事前自己還能找到更好的人。埃米莉就坐在他旁邊，臉上掛著一絲苦笑。

那天晚上我沒睡，不停地檢查門上的插銷。過去的影響揮之不去，彷彿隨時可以推翻現在的一切，彷彿一眨眼，睜開眼睛時，我又會回到十五歲。

第二天早上肖恩表示，他和埃米莉計劃騎馬五十英里到布盧明頓湖去。我說我也想去，說出這話讓我倆都吃了一驚。想著要和肖恩一起在野外度過那麼長時間，我倍感焦慮，但我把焦慮放置一旁。有一件事我必須要做。

騎馬走五十英里漫長得像是走了五百英里，特別是如果你的身體習慣了坐椅子而不是騎馬鞍，感覺更是如此。當我們抵達湖邊，肖恩和埃米莉敏捷地下了馬，開始扎帳篷；我幫不上什麼忙，便解開阿波羅的馬鞍，閒坐在一棵臥倒的樹上。我看著埃米莉搭起我倆共用的帳篷。她又高又瘦，有一頭又長又直的金髮，金得近乎銀色。

我們生了火，圍著篝火唱歌。我們還打了牌。之後我們鑽進帳篷。黑暗中我醒著，躺在埃米莉身邊，聽著蟋蟀的叫聲。我正在想該如何開啟話匣——該如何告訴她不該嫁給我哥哥——這時她開口了。「我想和你談談肖恩，」她說，「我知道他有些問題。」

「他的確有。」我說。

「他是一個有靈性的人，」埃米莉說，「上帝賜予他一項特殊的使命，讓他幫助別人。他告訴我他如何幫助了賽迪，又如何幫助了你。」

「他沒有幫我。」我想多說幾句，向埃米莉解釋主教對我說過的話。但那是他的話，不是我的。我無話可說。我走了五十英里來告訴她這番話，卻成了啞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