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隨著社會生產力水平的提高，它跟地理條件相聯絡的狀況會不斷發生變化，地理條件對社會發展的影響也會不斷發生變化。馬克思指出：撇開社會生產的不同發展程度不說，勞動生產率是同自然條件相聯絡的。這些自然條件都可以歸結為人本身的自然（如人種等等）和人的周圍的自然。外界自然條件在經濟上可以分為兩大類：生活資料的自然富源，例如土壤的肥力，魚產豐富的水等等；勞動資料的自然富源，如奔騰的瀑布、可以航行的河流、森林、金屬、煤炭等等。在文化初期，xt/pgn第一類自然富源具有決定性的意義；在較高的發展階段，第二類自然富源具有決定性的意義。199900041_0126_0馬克思的這段話告訴我們：人類越是進步，社會越是向前發展，作為生活資料的自然富源將日益失去它對社會發展所具有的決定性的意義，而作為勞動資料的自然富源將日益增強它對社會發展所具有的決定性的意義。這是因為，只有在社會生產發展較高的階段上，作為勞動資料的自然富源才能更多地、更廣泛地和生產相聯絡，它們對生產的作用才能愈來愈多地被釋放出來；反之，在社會生產發展較低的階段上，儘管作為勞動資料的自然富源是早已存在的，但由於生產水平的低下，人們還不能夠大量地、廣泛地把生產跟這一部分自然富源結合起來，而只能較多地利用生活資料的自然富源。這說明，不同的自然富源在相同的社會發展階段上，其影響於社會發展的作用是不同的；而相同的自然富源在不同的社會發展階段上，其影響於社會發展的作用也是不同的。因此，是否可以這樣認為：地理條件對社會發展之影響的深度和廣度以及這種影響所發揮的作用，是隨著生產力水平的提高而越來越顯著、越來越增強的。馬克思在講到近代勞動生產力和自然條件的關係時是這樣說的：如果把不同的人的天然特性和他們的生產技能上的區別撇開不談，那末勞動生產力主要應取決於：（1）勞動的自然條件，如土地的肥沃程度、礦山的豐富程度等等；（2）勞動的社會力量的日益改進，這種改進是由以下xt/pgn各種因素引起的，即大規模的生產，資本的集中，勞動的聯合，分工，機器，生產方法的改良，化學及其他自然因素的應用，靠利用交通和運輸工具而達到的時間和空間的縮短，以及其他各種發明，科學就是靠這些發明來驅使自然力為勞動服務，並且勞動的社會性質或協作性質也是由於這些發明而得發展起來。199900041_0127_0這裡所說的（1），指的是自然條件本身；所說的（2），指的是生產的規模、分工的發展、機器的發明、生產方法的改進和對於種種自然因素的應用及各種科學發明等等。可見，勞動生產力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一方面要取決於自然條件，一方面也取決於人們對「自然因素的應用」即「驅使自然力為勞動服務」的能力和水平。換言之，人們應用自然因素的能力愈強、水平愈高，則地理條件對勞動生產力發展所發揮的作用就愈大。本世紀以來，世界各國科學技術的進步及其在生產上的應用所帶來的生產力的空前發展，證明馬克思的論斷是完全正確的。

第五，人類在利用地理條件中也不斷改變著地理條件，並獲得對於地理條件的新的認識。馬克思主義確認地理條件對社會發展的影響，但並不認為作為社會的人在地理條件面前是被動的和消極的，因而並不認為自然主義的歷史觀是正確的。恩格斯在批評自然主義的歷史觀時寫道：自然主義的歷史觀..是片面的，它認為只是自然界作用於人，只是自然條件到處在決定人的歷史發展，它忘記了人也反作用於自然界，改變自然界，為自己創造新的生存xt/pgn條件。日爾曼民族移入時期的德意志「自然界」，現在只剩下很少很少了。地球的表面、氣候、植物界、動物界以及人類本身都不斷地變化，而且這一切都是由於人的活動，可是德意志自然界在這個時期中沒有人的干預而發生的變化，實在是微乎其微的。199900041_0128_0恩格斯的上述論點是非常重要的。首先，他指出了「人也反作用於自然界，改變自然界，為自己創造新的生存條件」這個事實，從而說明人在自然介面前並不是消極的和被動的。同時，他又指出了歷史時期人類活動所引起的自然界的變化，要比未經人的干預而發生的自然界的變化大得多，從而說明人反作用於自然界的力量是不可低估的。我們認為，只有既承認地理條件對社會發展的影響，又承認社會的人也反作用於地理條件、可以改變地理條件，才是堅持了地理條件與社會發展之間關係的辯證法則，才能夠同自然主義的歷史觀劃清界限。如上文所述，馬克思一方面指出地理條件的差異性和自然產品的多樣性對於產生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重要意義，一方面又指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是以人對自然的支配為前提，是堅持這種辯證法則的典範。

應當特別注意的是，馬克思主義強調「人也反作用於自然界」這個論點，並不只是著眼於這種反作用所帶來的客觀環境的變化，而且十分重視這種反作用及其後果在人們的認識上的意義。恩格斯說：「..我們不要過分陶醉於我們對自然界的勝利。對於每一次這樣的勝利，自然界都報復了我們。每一次勝利，在第一步都確實取得了我們預期的結果，但是在第二步和第三步卻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預料的影響，常常把第一個結果又取消了。美索不達米亞、希臘、小亞細亞以及其他各地的居民，為了想得到耕地，把森林都砍完了，但是他們夢想不到，這些地方今天竟因此成為荒蕪不毛之地，因為他們使這些地方失去了森林，也失去了積聚和貯存水分的中心。阿爾卑斯山的義大利人，在山南坡砍光了在北坡被十分細心地保護的松林，他們沒有料到，這樣一來，他們把他們區域裡的高山畜牧業的基礎給摧毀了；他們更沒有料到，他們這樣做，竟使山泉在一年中的大部分時間內枯竭了，而在雨季又使更加兇猛的洪水傾瀉到平原上。在歐洲傳播栽種馬鈴薯的人，並不知道他們也把瘰癧症和多粉的塊根一起傳播過來了。因此我們必須時時記住：我們統治自然界，決不象徵服者統治異民族一樣，決不象站在自然界以外的人一樣，——相反地，我們連同我們的肉、血和頭腦都是屬於自然界，存在於自然界的；我們對自然界的整個統治，是在於我們比其他一切動物強，能夠認識和正確運用自然規律。

「事實上，我們一天天地學會更加正確地理解自然規律，學會認識我們對自然界的慣常行程的干涉所引起的比較近或比較遠的影響。特別從本世紀自然科學大踏步前進以來，我們就愈來愈能夠認識到，因而也學會支配至少是我們最普通的生產行為所引起的比較遠的自然影響。但是這種事情發生愈多，人們愈會重新地不僅感覺到，而且也認識到自身和自然界的一致，而那種把精神和物質、人類和自然、靈魂和肉體對立起來的、反自然的觀點，也就愈不可能存在了，這種觀點是從古典古代崩潰以後在歐洲發生並在基督教中得到最大發展的。」1人類對於因自身活動而改變自然界所帶來的積極結果與消極結果的自覺認識，具有極其重大的意義。這不僅是因為「需要經過幾千年的勞動才稍微學會估計我們生產行動的比較遠的自然影響」2，更重要的是因為這種認識的獲得對於人類重新審查、調整自身活動與自然界的關係具有直接的現實意義，即正確運用自然規律。恩格斯所說的「自然界都報復了我們」的現象，在中國歷史上是大量地存在著的。恩格斯的這些話寫於一百年前，然而一個世紀以來，不論在中國還是在世界各地，人們都還沒有能夠免除自然界的這種「報復」，可見人與自然的關係，是一個需要人們不斷探索、不斷實踐、不斷提出新的認識的問題。

總之，馬克思主義認為，地理條件是經濟關係的一部分，因而也是社會歷史的決定性基礎之一。一八九四年一月，恩格斯在致瓦·博爾吉烏斯的信中講到「社會歷史的決定性基礎的經濟關係」時，明確指出：「..包括在經濟關係中的還有這些關係賴以發展的地理基礎和事實上由過去沿襲下來的先前各經濟發展階段的殘餘（這些殘餘往往只是由於傳統或惰力才繼續儲存下來），當然還有圍繞著這一社會形式的外部環境。」1恩格斯把經濟關係「賴以發展的地理基礎」也作為經濟關係的一部分看待，這就把地理條件與生產的關係以及由此產生的它和生產關係的關係都全面概括了。後來，斯大林也指出：「‘社會物質生活條件’這一概念所包括的首先是社會所處的自然環境，即地理環境，因為地理環境是社會物質生活必要的和經常的條件之一，它當然影響到社會的發展。」1斯大林說的「社會物質生活條件」，跟上文所引恩格斯說的「社會歷史的決定性基礎的經濟關係」是一致的。他們把地理條件作為「經濟關係」體系或「社會物質生活條件」體系的一環來看待的論點，對於我們認識地理條件和人類社會歷史發展的關係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最後，我們認為有必要指出普列漢諾夫在關於地理條件和社會發展關係之認識上的錯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