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怕他營養不良，那兩瓶丸藥起不了多大作用。他的老伴兒已經去世，大兒子新近應兵
役入伍了，家裡還有個美麗的小女兒叫“大芝子”，“蒙娜·麗莎”是家裡的主要勞動
力。她很堅決地宣告：“我不聘，我要等哥哥回來。”她那位帶病的父親告訴我：他當
初苦苦思念兒子，直放心不下；後來他到部隊去探親一次，受到軍官們熱情招待，又看
到兒子在部隊的生活，也心上完全踏實了。
“大芝子”才八歲左右，比她姐姐長得姣好，皮膚白嫩，雙眼皮，眼睛大而亮，眼
珠子烏黑烏黑。一次她摔一大跤，腦門子上破了個相當大的窟窿，又是泥，又是血。我
見了很著急，也心疼，忙找出我帶下鄉的醫藥品，給她洗傷、敷藥，包上紗布。我才知
道他們家連一塊裹傷的破布條兒都沒有。“蒙娜·麗莎”對我說：“不怕的，我們家孩
子是摔跌慣了的，皮肉破了腫都不腫，一下子就長好。”大芝子的傷處果然很快就長好
了，沒留下疤痕。我後來發現，農村的孩子或大人，受了傷都癒合得快，而且不易感染。
也許因為農村的空氣特別清新，我國農民的血液是最健康的。
我有一次碰到個纖眉修目的小姑娘，很甜淨可愛。她不過六七歲。我問她名字，她
說叫“小芝子”。我拉著她們手問她是誰家的孩子。
“我是我們家的孩子。”
“你爸爸叫什麼呀？”
“我管我爸爸叫爸爸。”
“你哥哥叫什麼呢？”
“我管我哥哥叫哥哥。”
我這個“包打聽”，認真“打聽”也打聽不出她是誰來，只能料想她和“大芝子”
是排行。
大批蘿蔔急需入窖的時候，我們分在稻米之鄉的分隊也請來幫忙了。蘿蔔剛出土，
帶著一層泥，我們凍僵的手指沾了泥更覺寒冷。那個分隊裡一個較年輕的同夥瞧我和老
鄉們比較熟，建議我去向他們借只臉盆，討一盆水洗洗手，我撞見個老大爺，就問他借
臉盆洗手。他不慌不忙，開了鎖，帶我進屋去。原來是一間寬敞的瓦房，有各很大的炕，
房裡的傢俱都整齊。他拿出一隻簇新的白底子紅花的鼓墩式大臉盆，給我舀了半盆涼水。
我正要端出門，他說：“你自己先洗洗”，一面就為我兌上熱水。我把凍手握在熱水裡，
好舒服！他又拿出一塊雪白的香皂，一條雪白的毛巾，都不是全新，可也不像家常天天
使用的。我怕弄髒了他的香皂，只摸了兩下；又怕擦髒了他的毛巾，乘他為我潑水，把
沒洗乾淨的溼手偷偷兒在自己罩衣上抹個半乾，才象徵性地使用了毛巾。主人又給舀了
半盆冷水，讓我端給大夥兒洗。他是怕那面盆大，水多了我端不動，或一路上潑潑灑灑
吧？十幾雙泥手洗那半盆水，我直為潑掉的那大半盆熱水可惜，只是沒敢說。大家洗完
了我送還面盆，盆底盡是泥沙。
村民房屋的質量和大小，大約標識著上一代的貧富；當前的貧富全看家裡的勞動力。
副隊長“大個兒”家裡勞動力多，生活就富裕，老鄉們對他都很服帖。正隊長家是新蓋
的清涼瓦屋，而且是樓房。老鄉們對那座樓房指指點點，好像對這位隊長並不喜歡；說
到他，語氣還帶些輕鄙。他提倡節制生育，以身作則，自己做了絕育手術。村裡人稱他
是“劁了的”。我不懂什麼“劁”，我女伴忙拉拉我的衣襟不讓我問，過後才講給我聽。
我只在大會上聽過他做報告，平時從不見面。大躍進後期，我們得了一個新任務：向村
民講解《農村十條》。生產隊長卻遲遲不傳達。關於政策多少年不變以及自留地等問題，
村民不放心，私下向我們打聽，聽了還不敢相信。我很驚奇，怎麼生產隊長遲遲不傳達
中央的檔案，他是否怕有損自己的威信。
黨支部書記肖桂蘭是一位勤勞不懈的女同志，才三十七歲，小我十歲呢，已生了四
個孩子，顯得很蒼老，兩條大長辮子是枯黃色的。她又要帶頭勞動，又要做動員報告，
又要開會，又要傳達，管著不知多少事。她苦於不識字。她說，所有的事都得裝在腦袋
裡。我和女伴兒的居住問題，當然也裝在她的腦袋裡。我們每次搬個住處，總是她及時
想到，還親自幫著我們搬。我女伴的鋪蓋很大，她自己不會打；我力氣小，使足了勁也
捆不緊。如果搬得匆忙，我連自己的小鋪蓋也捆不上了。肖桂蘭看我們搬不動兩個鋪蓋，
乾脆把一個大的掮在肩上，一個小的夾在腋下，在前領路，健步如飛。我拿著些小件東
西跟在後面還直怕趕不上，心上又是感激，又是慚愧。肖桂蘭直爽真摯，很可愛。她講
自己小時候曾販賣布匹等必需品給解放軍，經常把錢塞在炕洞裡。一次客來，她燒熱了
炕，忘了藏著的錢；等她想到，紙幣已燒成灰。她老實承認自己“階級意識”不強，鎮
壓地主時她嚇得發抖，直往遠處躲，看都不敢看。當了支書，日夜忙碌，自己笑說：
“我圖個啥呀？”她正是熒屏上表揚的“默默奉獻”者。她大約“默默奉獻”了整一輩
子，沒受過表揚。
村上還有個“掛過彩”的退伍軍人。他姓李，和村上人也不是同姓。我忘了他的名
字，也不記得他是否有個官銜。他生活最受照顧，地位也最高。他老伴兒很和氣，我曾
幾次到過他家。這位軍人如果會吹吹牛，準可以當英雄。可是他像小孩兒一樣天真樸質，
問他過去的事，得用“逼供信”法，“擠牙膏”般擠出一點兩點。誘得巧妙，他也會談
得眉飛色舞。他常挨我的“逼供信”，和我是相當好的朋友。我離開那個村子一年後，
曾寄他一張賀年片。他卻回了我一封長信，向我“彙報”村上的情況。尤其可感的是他
本人不會寫信，特地央人代寫的。
村裡最“得其所哉”的是“傻子”。他食腸大，一頓要吃滿滿一面盆的食。好在吃
飯不要錢，他的食量不成問題。他專管掏糞，不嫌髒，不嫌累，幹完活兒倒頭大睡。他
是村裡最心滿意足的人。
最不樂意的大約是一個瘋婆子。村上那條大街上有一處旁邊有口乾井，原先是菜窖。
那老大娘不慎跌下乾井，傷了腿。我看見她蓬頭垢面，踞坐地上，用雙手拿著兩塊木頭
代腳走路。兩手挪前一尺，身子也挪前一尺。她怪費力地向前挪動，一面哭喊叫罵。過
路的人只作不聞不見。我問：“她罵誰？”人家不答，只說她是瘋子。我聽來她是在罵
領守，不知罵哪一位，還是“海罵”。罵的話我不能全懂，只知道她罵得很臭很毒。她
天天早上哭罵著過街一趟，不知她往哪裡去，也不知她家在哪裡。
四樁樁件件的事
有一天，我們分組到村裡訪病問苦，也連帶串門兒。我們撞到了瘋婆子家裡。一間
破屋，一個破炕，炕頭上坐著個臉黃皮皺的老大媽，正是那“瘋婆子”。我原先有點害
怕，懦怯地近前去和她招呼。她很友好，請我們坐，一點不兒像瘋子。我坐在炕沿上和
她攀話，她就開啟了話匣子。她的話我聽不大懂，只知是連篇的“苦經”。我問起她的
傷腿，她就解開褲腿，給我著傷疤。同組的兩位老先生沒肯坐，見那“瘋婆子”解褲腿，
慌忙逃出門去。我怕一人落單，忙著一面撫慰，一面幫她繫上褲腿，急急辭出。我埋怨
那兩位老先生撇了我逃跑，他們只鬼頭鬼腦地笑，說是怕她還要解衣解帶。
下午我要求和女伴兒同組，又訪問了幾家。我們倆看望生肺病的女人就是那天。後
來我們跑到僻遠地區，聽到個婦女負痛呼號。我很緊張。我的女伴說，沒準兒是假裝的。
我們到了她家，病人停止了呼號勉強招待我們。她說自己是發胃病。我們沒多坐，辭出
不久又聽到她那慘痛的叫號。我的女伴斷定她是不願出勤，裝病。可是我聽了那聲音，
堅信是真的。到底什麼病，也許她自己都不知道。
我們又看望了一個患風溼病的小夥子。有一次大暑天淘井，他一身大汗跳下井去，
寒氣一逼，得了這個病，渾身關節疼痛，唯有虎骨酒能治。虎骨酒很貴。他攢了錢叫家
人進城買得一瓶，將到家，不知怎麼的把瓶子砸了，酒都流了。他說到這瓶砸掉的酒，
還直心疼。但他毫無怨意，只默默忍受。我以後每見虎骨酒，還直想到他。
我們順便串門兒，看望了不常到的幾個人家，村上很少小夥子，壯健的多半進城當
工人了。有個理髮師不肯留在鄉間，一心要進城去。但村上理髮的只他一個，很賺錢，
我們幾位老先生都請他理髮。那天他的老伴兒不在家，我們看見牆上掛的鏡框裡有很多
她的小照片，很美，也很時髦，一張照上一套新裝。我估計這對夫婦不久就要離村進城
的。
有些老大媽愛談東家長、西家短：誰家有個“破鞋”，誰家有個“倒踏門”的女婿，
誰家九十歲的公公溺了炕說是“貓兒溺的”，誰家捉姦仇殺，門外小衚衕裡流滿了血。
我聽了最驚心的是某家複壁裡窩藏了一名地主（本村沒有地主，想必是村上人的親戚）。
初解放，家家戶戶經常調換房屋：住這家的忽然調往那家，住那家的忽又調到這家。復
壁裡的人不知房子裡已換了人家，早起上廁所，就給捉住了。
村裡開辦幼兒園，我們一夥七人是贊助者。我們大家資助些錢，在北京買了一批玩
具和小兒書；隊長命我做“友好使者”向村公社送禮。我不會說話，老先生們教了我一
套。我記得村裡還舉行了一個小小的典禮接受禮物，表示感謝。村裡的大媽起初都不願
把孩子“圈起來”，寧可讓孩子自由自在地“野”。曾招待我和女伴同炕睡覺的工人大
嫂就表示過這種意見。可是幼兒園的伙食好，入園的孩子漸漸多起來。工人大嫂家的二
娃子後來也入幼兒園了。我問她吃了什麼好早飯，她說吃了“苟兒勾”（豆兒粥），我
聽了很饞。
掃盲也是我們的一項工作。“蒙娜·麗莎”等一群大姑娘都做出拿苕帚掃地的姿勢，
笑說：“又要來掃我們了！”她們說：“幹活兒我們不怕，就怕‘掃’我們。幹了一天
活兒，坐下直瞌睡，就是認不進字去！”我曾親身經歷，領會到體力、腦力井不分家，
同屬於一個身體；耗盡體力，腦力也沒有多餘了。
我女伴兒和我得到一項特殊任務：專為党支書肖桂蘭掃盲。因為她常說：“我若能
把事情一項項寫下來，不用全裝在腦袋裡，該多輕鬆啊！”可是她聽到“掃盲”，就和
村裡的大姑娘們一樣著急說：“又來掃咱們了！”她當然沒工夫隨班上課。我們的隊長
讓我和女伴兒自動找她，隨她什麼時候方便，就“送貨上門”式教她。我們已跟她說好，
可是每到她家，總撲個空，我懷疑她是躲我們。
不知誰的主意，提倡“詩畫上牆”。我們那個貧窮的山村，連可以題詩作畫的白牆
也沒有幾堵。我們把較為平整的黃土牆也刷白了利用。可是詩和畫總不能都由外來受教
育的知識分子一手包辦啊。我們從本村的小學校裡要了些男女學生的作文，雖有錯別字，
而且多半不完整，意思卻還明白。我們把可用的作文變成“詩”，也就是“順口溜”，
署上作者的名字。每首“詩”都配上一幅“畫”，有些牆上剩留些似畫非畫的圖痕，我
們添補成“畫”，再配上一首“詩”。我們一隊七個老人，沒一人能畫。村上有一個能
畫的小夥子，卻又不是閒著沒事的，只能乘他有空，請來畫幾筆。我和女伴兒掇一條長
板凳，站在上面，大膽老面皮一同揮筆畫了一棵果實累累的大樹，表示“豐收”。村裡
人端洋著說：“不賴。”這就是很好的鼓勵了。天氣嚴寒，捧著硯臺、顏色缸的手都凍
僵了，可是我們穿街走巷，見一堵平整的牆，就題詩作畫，牆上琳琅滿目，村子立即成
了個“詩畫村”。有一幅“送公糧”的畫，大約出於那位能畫的小夥子之手，我們配上
了詩，卻捏造不出作者的名字，就借用了一位村幹部的大名。我們告訴了那位幹部，並
指點他看了“詩”、“畫”和署名。他喜得滿面歡笑，宛如小兒得餅。我才知道不僅文
人好名，老農也一個樣兒。村裡的小學校長命學生把牆上的“詩”抄在紅紅綠綠的紙上，
貼在學校門口，算是他們那學校的成績。我們有幾位老先生認為那是“剽竊”。就算是
“剽竊”，不也名正言順嗎！牆上都明寫著作者的大名呢！有的村裡彙集了幾個村的
“詩”，印成小冊子。上面的順口溜竟是千篇一律，都是什麼“心裡亮堂堂”呀，“衛
星飛上天”之類。我自己編造的時候，覺得純出“本店自造”，競不知是抄襲了人——
或者竟是別的村子抄襲了我們？不過這陣風不久就刮過了。
我們串門兒的時候，曾見到有幾家的條桌上擺著一隻鍾，罩在玻璃罩下。可是一般
人家都沒有鐘錶。如要開會，說明八點開，至早要等到九點或九點半，甚至十點。有一
次是在一個較遠的禮堂開一個什麼報告會。我們準時到會，從七點半直等到近十一點，
又累又急又無聊又餓。不記得那次的會是否開成，還是草草走過場的；我懷疑這是否相
當於“怠工”的“怠會”。一般學習會在食堂附近開，老鄉們在一個多小時裡陸續到齊，
發言倒也踴躍。老大媽老大爺一個個高聲嚷：“我說說！”說的全是正確的話，像小學
生上課回答教師他學到了什麼。如果以為他們的發言反映他們的意見，那就錯了。他們
不過表示：“你教的我明白了”。他們很簡單地重複了教導他們的話，不把這句話做成
花團錦簇的文章，也不參加自己的什麼意見。“怪話”我只聽到上文提起的那一次。也
許是我“過敏”，覺得語氣“不大對頭”。我回京談體會時，如實報道了那幾句話，誰
也沒聽出什麼“怪話”，只說我下鄉對農民有了感情，學他們的話也腔吻畢肖。我常懷
疑，我們是否把農民估計得太簡單了？
村子附近的山裡出黏土，經火一燒，變得很堅硬，和一般泥土燒成的東西不同。黏
土值錢，是村民增加收入的大財源。我們曾去參觀他們挖掘。肖桂蘭帶著一群小夥子和
大姑娘鏟的鏟，挖的挖，裝在大筐裡，揹著倒在小車上堆聚一處。我們六個老人（我們
的隊長好像是有事到北京去了）象徵性地幫著搬了幾團泥塊。這是掛過彩的那位退伍軍
人請我們去的。他還要款待我們吃飯，我們趕緊餓著肚子溜回自己的食堂。
我們還打算為這個山村寫一部村史。可是掛過彩的軍人和肖桂蘭都是務實派，不善
空談。我的任務是“誘供”，另有幾人專司記錄。我一心設法哄他們談過去的事，因此
記不得他們談了些什麼。反正“村史”沒有寫成。
陽曆元旦村裡過節，雖然不是春節，村裡也要演個戲熱鬧一番。我才知道這麼個小
小荒村裡，也人才濟濟。嗓子好、扮相好的姑娘多得很。我才瞭解古代無道君王下鄉選
美確有道理。
五整隊回京
我們原定下鄉三個月，後來減縮成兩個月。
陽曆年底，村上開始過節。我們不好意思分享老鄉們過節的飯食，所以買了兩隻雞。
兩瓶酒送給廚房。我又一次做送禮的“友好使者”，向他們致謝意。那個村子出廚師，
專給人家辦酒席。他們平時“英雄無用武之地”，這回廚房宰了豬，又加上兩隻雞，就
做出不少拿手好菜，有的竟是我們從未吃過的。例如把正方形的五花肉，轉著切成薄薄
的一長條，捲上仍是正方形，燉得稀爛，人口消融。我們連日吃白麵饅頭和花捲，都是
難得的細糧，我們理應迴避。這或許也是促成我們早歸的原因吧？因為再過一個月就是
春節了。
我們回京之前，得各自總結收穫，互提意見。意見多半是芝麻綠豆，例如說我不懂
民間語言等等，我不甚在意，聽完就忘了。但有一句話是我最得意的：隊長評語中說我
能和老鄉們“打成一片”。一位黨外的“馬列主義老先生”不以為然，說我不過是“婆
婆媽媽”而已，並未能與農民在無產階級的立場上打成一片。他的話也許完全正確。我
理論水平低，不會和他理論。但是隊長並未取消他的評語。我還是心服有修養的老黨員，
不愛聽“馬列老先生”的宏論。我覺得自己和農民之間，沒什麼打不通的；如果我生在
他們村裡，我就是他們中間的一個。我下鄉前的好奇心，就這樣“自以為是”、“自得
其樂”地算是滿足了。
下鄉兩個月，大體說來很快活，唯有一個陰影：那就是與家人離散，經常牽心掛肚。
我同炕有個相貌端好的女伴，偶逢旁邊沒別人，她就和我說“悄悄話”。第一次的“悄
悄話”是她對我說的。她湊近我低聲問：
“你想不想你的老頭兒？”
我說：“想。你想不想你的老頭兒？”
她說：“想啊！”
兩人相對傻笑；先是自嘲的笑，轉而為無可奈何的苦笑。我們眼睛裡交換了無限同
情。以後，見面彼此笑笑，也成安慰。她是我同炕之友，雖然我們說“悄悄話”的機會
不多。
默存留在家裡的時候，三天來一信，兩天來一信，字小行密，總有兩三張紙。同夥
唯我信多，都取笑我。我貼身襯衣上有兩隻口袋，絲綿背心上又有兩隻，每袋至多能容
納四五封信（都是去了信封的，而且只能插入大半，露出小半）。我攢不到二十封信，
肚子上左邊右邊盡是硬邦邦的信，雖未形成大肚皮，彎腰很不方便，信紙不肯彎曲，稀
裡嘩啦地響，還有掉出來的危險。其實這些信誰都讀得，既不肉麻，政治上也絕無見不
得人的話。可是我經過幾次運動，多少有點神經病，覺得文字往往像解放前廣告上的
“百靈機”，“有意想不到之效力”；一旦發生了這種效力，白紙黑字，百口莫辯。因
此我只敢揣在貼身的衣袋裡。衣袋裡實在裝不下了，我只好抽出信藏在提包裡。我身上
是輕了，心上卻重了，結果只好硬硬心腸，信攢多了，就付之一火。我記得曾在縫紉室
的泥地上當著女伴燒過兩三次。這是默存一輩子寫得最好的情書。用他自己的話：“以
離思而論，行者每不如居者之篤”，“惆悵獨歸，其‘情’更悽戚於踽涼長往也”。用
他翻譯洋人的話：“離別之惆悵乃專為居者而設”，“此間百凡如故，我仍留而君已去
耳。行行生別離，去者不如留者神傷之甚也。”（見《談藝錄》541頁）他到了昌黎天
天搗糞，仍偷空寫信，而囑我不必回信。我常後悔焚燬了那許多寶貴的信。唯一的安慰
是：“過得了月半，過不了三十”，即使全璧歸家，又怎逃得過丙丁大劫。況且那許多
信又不比《曾文正公家書》之類，旨在示範同世，垂訓後人，那是專寫給我一個人看的。
罷了，讓火神菩薩為我收藏著吧。
村裡和我友情較深的是“蒙娜·麗莎”和她的爸爸。我和女伴同去辭行。“蒙娜·
麗莎”攙著大芝子送一程，又一程，末了她附著大芝子的耳朵說了一句話，大芝子學舌
說：“想著我們哪！”我至今想著他們，還連帶想到一個不知誰家的小芝子。
總結完畢，我們山村的小隊和稻米之鄉的小隊一起結隊回北京，我和許多同夥擠在
一個拖廂裡。我們不能像沙丁魚伸直了身子平躺，站著也不能直立，因為車頂太低，屈
的不能伸腰，因為擠得太緊。我坐在一條長凳盡頭，身上壓滿了同伴的大包小包，兩腿
漸漸發麻，先是像針戳，後來感覺全無，好像兩條腿都沒有了。全夥擠上車不是容易，
好半天曲屈著也不易忍耐，黃昏時分，我們終於安抵北京。我們乖乖地受了一番教育，
畢業回家了。
一九九一年四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