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所給我的信裡說：“令姑母蔭榆先生也是人們熟知的人物，
我們也想了解她的生平。蔭榆先生在日寇陷蘇州時罵敵遇害，但許多研究者只知道她在
女師大事件中的作為，而不瞭解她晚節彪炳，這點是需要糾正的。如果您有意寫補塘先
生的傳記，可一併寫入其中。”
楊蔭榆是我的三姑母，我稱“三伯伯”。我不大願意回憶她，因為她很不喜歡我，
我也很不喜歡她。她在女師大的作為以及罵敵遇害的事，我都不大知道。可是我聽說某
一部電影裡有個楊蔭榆，穿著高跟鞋，戴一副長耳環。這使我個禁啞然失笑，很想看看
電影裡這位姑母是何模樣。認識她的人愈來愈少了。也許正因為我和她感情冷漠，我對
她的瞭解倒比較客觀。我且盡力追憶，試圖為她留下一點比較真實的形象。
我父親兄弟姊妹共六人。大姑母最大，出嫁不久因肺疾去世。大伯父在武備學校因
試炮失事去世。最小的三叔叔留美回國後肺疾去世，二姑母（蔭枌）和三姑母都比我父
親小，出嫁後都和夫家斷絕了關係，長年住在我家。
聽說我的大姑母很美，祖父母十分疼愛。他們認為二姑母三姑母都醜。兩個姑母顯
然從小沒人疼愛，也沒人理會；姊妹倆也不要好。
我的二姑夫名裘劍岑，是無錫小有名氣的“才子”，翻譯過麥考萊（ulay）
的《約翰生傳》（lifeofjohon）1這個譯本鍾書曾讀過，說文筆很好。據我父親講，
二姑母無聲無息地和丈夫分離了，錯在二姑母。我聽姐姐說，二姑母嫌丈夫肺病，夫婦
不和。反正二姑母對丈夫毫無感情，也沒有孩子，分離後也從無煩惱。她的相貌確也不
美。三姑母相貌和二姑母完全不像。我堂姐楊保康曾和三姑母同在美國留學，合照過許
多相片，我大姐也曾有幾張三姑母的小照，可惜這些照片現在一張都沒有了。三姑母皮
膚黑黝黝的，雙眼皮，眼睛炯炯有神，笑時兩嘴角各有個細酒渦，牙也整齊。她臉型不
錯，比中等身材略高些，雖然不是天足，穿上合適的鞋，也不像小腳娘。我曾注意到她
是穿過耳朵的，不過耳垂上的針眼早已結死，我從未見她戴過耳環。她不令人感到美，
可是也不能算醜。我聽父母閒話中講起，祖母一次當著三姑母的面，拿著她的一張照片
說：“瞧她，鼻子向著天。”（她鼻子有上仰的傾向，卻不是“鼻子向天”。）三姑母
氣呼呼地說：“就是你生出來的！就是你生出來的！！就是你生出來的！！！”當時家
里人傳為笑談。我覺得三姑母實在有理由和祖母生氣。即使她是個醜女兒，也不該把她
嫁給一個低能的“大少爺”。當然，定親的時候只求門當戶對，並不知對方的底細。據
我父親的形容，那位少爺老嘻著嘴，露出一顆顆紫紅的牙肉，嘴角流著哈拉子。三姑母
比我父親小六歲，甲申（一八八四）年生，小名申官。她是我父親留學日本的時期由祖
母之命定親結婚的。我母親在孃家聽說過那位蔣家的少爺，曾向我祖母反對這門親事，
可是白捱了幾句訓斥，祖母看重蔣家的門戶相當。
1中英對照，在商務印書館出版的《英文雜誌》（englishstudcnt）第一卷第一
期起連載，後由商務出單行本。
我不知道三姑母在蔣家的日子是怎麼過的。聽說她把那位傻爺的臉皮都抓破了，想
必是為自衛。據我大姐轉述我母親的話，她回了孃家就不肯到夫家去。那位婆婆有名的
厲害，先是抬轎子來接，然後派老媽子一同來接，三姑母只好硬給接走。可是有一次她
死也不肯再回去，結果婆婆親自上門來接。三姑母對婆婆有幾分怕懼，就躲在我母親的
大床帳子後面。那位婆婆不客氣，競闖入我母親的臥房，把三姑母揪出來。逼到這個地
步，三姑母不再示弱，索性拍破了臉，宣告她怎麼也不再回蔣家。她從此就和夫家斷絕
了。那位傻爺是獨子，有人罵三姑母為“滅門婦”；大概因為她不肯為蔣家生男育女吧？
我推算她在蔣家的日子很短，因為她給婆婆揪出來的時候，我父親還在日本。一九○二
年我父親回國，在家鄉同朋友一起創立理化會，我的二姑母三姑母都參加學習。據說那
是最早有男女同學的補習學校；尤其兩個姑母都不坐轎子，步行上學，開風氣之先。三
姑母想必已經離開蔣家了。那時候，她不過十八週歲。
三姑母由我父親資助，在蘇州景海女中上學。我親戚家有一位小姐和她同學。那姑
娘有點“著三不著兩”，無錫土話稱為“開蓋”（略似上海人所謂“十三點”，北方人
所謂“二百五”）。她和蔣家是隔巷的街坊，可是不知道我三姑母和蔣家的關係，只管
對她議論蔣家的新娘子：“有什麼好看呀！狠巴巴的，小腳鞋子拿來一剁兩段。”末一
句話全無事實根據。那時候的三姑母還很有幽默，只笑著聽她講，也不點破，也不申辯。
過了些時候，那姑娘回家弄清底裡，就對三姑母罵自己：“開蓋貨！原來就是你們！”
我記得三姑母講的時候，細酒渦兒一隱一顯，樂得不得了。
她在景海讀了兩年左右，就轉學到上海務本女中，大概是務本畢業的。我母親那時
曾在務本隨班聽課。我偶爾聽到她們談起那時候的同學，有一位是章太炎夫人湯國梨。
三姑母一九○七年左右考得官費到日本留學，在日本東京女子高等師範學校（現“茶水
女子大學”的前身）畢業，並獲得獎章。我曾見過那枚獎章，是一隻別針，不知是金的
還是銅的。那是在一九一三年1。她當年就回國了，因為據蘇州女師的校史，我三姑母
一九一三至一九一四年曾任該校教務主任，然後就到北京工作。
1日本友人中島碧教授據該校儲存的資料查明是一九一三年
我聽父親說，三姑母的日文是科班出身。日本是個多禮的國家，婦女在家庭生活和
社交裡的禮節更為繁重；三姑母都很內行。我記得一九二九年左右，蘇州市為了青陽地
日本租界的事請三姑母和日本人交涉，好像雙方對她都很滿意。那年春天三姑母和我們
姐妹同到青陽地去看櫻花，路過一個日本小學校，校內正開運動會。我們在短籬外略一
逗留，觀看小學生賽跑，不料貴賓臺上有人認識三姑母，立即派人把我們一夥人都請上
貴賓臺。我看見三姑母和那些日本人彼此頻頻躬身行禮的樣兒，覺得自己成了挺胸凸肚
的野蠻人。
三姑母一九一四年到北京，大約就是在女高師工作。我五週歲（一九一六年）在女
高師附小上一年級，開始能記憶三姑母。她那時是女高師的“學監”，我還是她所喜歡
的孩子呢。我記得有一次我們小學生正在飯堂吃飯，她帶了幾位來賓進飯堂參觀。頓時
全飯堂肅然，大家都專心吃飯。我背門而坐，飯碗前面掉了好些米粒兒。三姑母走過，
附耳說了我一句，我趕緊把米粒兒揀在嘴裡吃了。後來我在家聽見三姑母和我父親形容
我們那一群小女孩兒，背後看去都和我相像，一個白脖子，兩橛小短辮兒；她們看見我
揀吃了米粒兒，一個個都把桌上掉的米粒兒揀來吃了。她講的時候笑出了細酒渦兒，好
像對我們那一群小學生都很喜歡似的。那時候的三姑母還一點也不怪僻。
女高師的學生有時帶我到大學部去玩。我看見三姑母忙著寫字，也沒工夫理會我。
她們帶我打鞦韆，登得老高，我有點害怕，可是不敢說。有一次她們開懇親會，演戲三
天，一天試演，一天請男賓，一天請女賓，借我去做戲裡的花神，把我的牛角小辮兒盤
在頭頂上，插了滿頭的花，衣上也貼滿金花。又一次開運動會，一個大學生跳繩，叫我
鑽到她身邊像衛星似的繞著她周圍轉著跳。老師還教我說一套話。運動場很大，我站在
場上自覺渺小，細聲兒把那套話背了一遍，心上只愁跳繩絆了腳。那天總算跳得不錯。
事後老師問我：“你說了什麼話呀？誰都沒聽見。”
我現在回想，演戲借我做“花神”，運動會叫我和大學生一同表演等等，準是看三
姑母的面子。那時候她在校內有威信，學生也喜歡她。我決不信小學生裡只我一個配做
“花神”，只我一個靈活，會鑽在大學生身邊圍繞著她跳繩。
一九一八年，三姑母由教育部資送赴美留學。她特叫大姐姐帶我上車站送行。大姐
姐告訴我，三伯伯最喜歡我。可是我和她從來不親。我記得張勳復辟時，我家沒逃離北
京，只在我父親的一個英國朋友波爾登（bolton）先生家避居幾天。我母親給我換上新
衣，讓三姑母帶我先到波爾登家去，因為父親還沒下班呢。三姑母和波爾登對坐在他書
房裡沒完沒了地說外國話，我垂著短腿坐在旁邊椅上，看看天色漸黑，不勝焦急，後來
波爾登笑著用北京話對我說：“你今天不回家了，住在這裡了。”我看看外國人的大菱
角鬍子，看看三姑母的笑臉，不知他們要怎麼擺佈我，愁得不可開交，幸虧父母親不久
帶著全家都到了。我總覺得三姑母不是我家的人，她是學校裡的人。
那天我跟著大姐到火車站，看見三姑母有好些學生送行。其中有我的老師。一位老
師和幾個我不認識的大學生哭得抽抽噎噎，使我很驚奇。三姑母站在火車盡頭一個小陽
臺似的地方，也只顧拭淚。火車叫了兩聲（汽笛聲），慢慢開走。三姑母頻頻揮手，頻
頻拭淚。月臺上除了大哭的幾人，很多人也在擦眼淚。我雖然早已乘過多次火車，可是
我還小，都不記得。那次是我記憶裡第一次看到火車，聽到“火車叫”。我永遠把“火
車叫”和哭泣連在一起，覺得那是離別的叫聲，聽了心上很難受。
我現在回頭看，那天也許是我三姑母生平最得意、最可驕傲的一天。她是出國求深
造，學成歸來，可以大有作為。而且她還有許多喜歡她的人為她依依惜別；據我母親說，
很多學生都送禮留念；那些禮物是三姑母多年來珍藏的紀念品。
三姑母一九二三年回蘇州看我父親的時候，自恨未能讀得博士，只得了美國哥倫比
亞大學的碩士學位，我父親笑說：“別‘博士’了，頭髮都白了，越讀越不合時宜了。”
我在旁看見她頭上果然有幾莖白髮。
一九二四年，她做了北京女子師範大學的校長，從此打落下水，成了一條“落水
狗”。
我記得她是一九二五年冬天到蘇州長住我家的。我們的新屋剛落成，她住在最新的
房子裡。後園原有三間“旱船”，形似船，大小也相同。新建的“旱船”不在原址，面
積也擴大了，是個方廳（蘇州人稱“花廳”），三面寬廊，靠裡一間可充臥房，後面還
帶個廂房。那前後兩間是父親給三姑母住的。除了她自買的小綠鐵床，傢俱都現成。三
姑母喜歡綠色，可是她全不會佈置。我記得陰曆除夕前三四天，她買了很長一幅白“十
字布”，要我用綠線為她繡上些竹子做帳圍。“十字布”上繡花得有“十字”花的圖樣。
我堂兄是繪畫老師。他為三姑母畫了一幅竹子，上面還有一彎月亮，幾隻歸烏。我不及
把那幅畫編成圖案，只能把畫紙釘在佈下，照著畫隨手繡。“十字布”很厚，我得對著
光照照，然後繡幾針，很費事；她一定要在春節前繡好，怕我趕不及，扯著那幅長布幫
我亂繡，歪歪斜斜，針腳都不刺在格子眼兒裡，許多“十”字只是“一”字，我連日成
天在她屋裡做活兒，大除夕的晚飯前恰好趕完。三姑母很高興，獎了我一支自來水筆。
可惜那支筆寫來筆劃太粗。背過來寫也不行。我倒並不圖報，只是看了她那歪歪扭扭的
手工不舒服。
她床頭掛一把綠色的雙劍——一個鞘裡有兩把劍。我和弟弟妹妹要求她舞劍，她就
舞給我們看。那不過是兩手各拿一把劍，擺幾個姿勢，並不像小說裡寫的一片劍光，不
見人影。我看了很失望。那時候，她還算是喜歡我的，我也還沒嫌她，只是並不喜歡她，
反正和她不親。
我和二姑母也不親，但比較接近。二姑母上海啟明女校畢業，曾在徐世昌家當過家
庭教師，又曾在北京和吉林教書。我家房子還沒有全部完工的時候，我曾有一二年和她
同睡一屋。她如果高興，或者我如果問得乖巧，她會告訴我好些有趣的經驗；不過她性
情孤僻，只顧自己，從不理會旁人。三姑母和她不一樣。我記得小時候在北京，三姑母
每到我們家總帶著一幫朋友，或二三人，或三四人，大夥兒熱鬧說笑。她不是孤僻的。
可是一九二五年冬天她到我們家的時候，她只和我父親有說不完的話。我旁聽不感興趣，
也不大懂，只覺得很煩。她對我母親或二姑母卻沒幾句話。大概因為我母親是家庭婦女，
不懂她的事，而二姑母和她從來說不到一塊兒。她好像願意和我們孩子親近，卻找不到
途徑。
有一次我母親要招待一位年已半老的新娘子。三姑母建議我們孩子開個歡迎會，我
做主席致辭，然後送上茶點，同時演個節目助興。我在學校厭透了這一套，可是不敢違
拗，勉強從命。新娘是蘇州舊式小姐，覺得莫名其妙，只好勉強敷衍我們。我父親常取
笑三姑母是“大教育家”，我們卻不愛受教育，對她敬而遠之。
家庭裡的細是細非確是“清官難斷”，因為往往只是個立場問題。三姑母愛惜新房
子和新漆的地板，叫我的弟弟妹妹脫了鞋進屋，她自己是“解放腳”，脫了鞋不好走路，
況且她的鞋是乾淨的。孩子在後園玩，鞋底不免沾些泥土，而孩子穿鞋脫鞋很方便，可
是兩個弟弟不服，去問父親：“爸爸，到旱船去要脫鞋嗎？”我父親不知底裡，只說
“不用”。弟弟便嘀咕：“爸爸沒叫我們脫鞋，她自己不脫，倒叫我們脫！”他們穿著
鞋進去，覺得三姑母不歡迎，便乾脆不到她那邊去了。
三姑母總覺得孩子不如小牲口容易親近。我父親愛貓，家裡有好幾只貓。貓也各有
各的性格。我們最不喜歡一隻金銀眼的純白貓，因為它見物不見人，最無情；好好兒給
它吃東西，它必定作勢用爪子一搶而去。我們稱它為“強盜貓”。我最小的妹妹楊必是
全家的寶貝。她最愛貓，一兩歲的時候，如果自個兒一人乖乖地坐著，動都不動，一臉
稱心滿意的樣兒，準是身邊偎著一隻貓。一次她去撫弄“強盜貓”，捱了貓咪一巴掌，
鼻子都抓破，氣得傷心大哭。從此“強盜貓”成了我們的公敵。三姑母偏偏同情這隻金
銀眼兒，常像抱女兒似的抱著它，代它申訴委屈似的說：“咱們頂標緻的！”她出門回
來，便抱著“強盜貓”說：“小可憐兒，給他們欺負得怎樣了？”三姑母就和“強盜貓”
同在一個陣營，成了我們的敵人。
三姑母非常敏感，感覺到我們這群孩子對她不友好。也許她以為我是頭兒，其實我
住宿在校，並未帶頭，只是站在弟弟妹妹一邊。那時大姐在上海教書，三姐病休在家，
三姑母不再喜歡我，她喜歡三姐姐了。
一九二七年冬，三姐訂婚，三姑母是媒人。她一片高興，要打扮“新娘”。可是三
姑母和二姑母一樣，從來不會打扮。我母親是好皮膚，不用脂粉，也不許女兒搽脂抹粉。
我們姐妹沒有化妝品，只用甘油搽手搽臉。我和三姐剛剛先後剪掉辮子，姐妹倆互相理
發，各剪個童化頭，出門換上“出客衣服”，便是打扮了。但訂婚也算個典禮，並在花
園飯店備有酒席。訂婚禮前夕，三姑母和二姑母都很興頭，要另式另樣地打扮三姐。三
姑母一手拿一支管子，一手拿個梳子，把三姐的頭髮挑過來又梳過去，挑出種種幾何形
（三姑母是愛好數理的）：正方形、長方形、扁方形、正圓形、橢圓形，還真來個三角
形，末了又繞上一個桃兒形，好像要梳小辮兒似的。挑了半天也不知怎麼辦。二姑母拿
著一把剪子把三姐的頭髮修了又修，越修越短。三姐乖乖地隨她們擺佈，毫不抗議，我
母親也不來干涉，只我站在旁邊乾著急。姐姐的頭髮實在給剪得太短了；梳一梳，一根
根直往上翹。還虧二姑母花樣多。當時流行用黑色閃光小珠子釘在衣裙的邊上，或穿織
成手提袋。二姑母教我們用細銅絲把小黑珠子穿成一個花箍，箍在發上。幸虧是三姐，
怎麼樣兒打扮都行。她戴上珠箍，還頂漂亮。
三姐結婚，婚禮在我家舉行，新房也暫設我家。因為姐夫在上海還沒找妥房子。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