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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上完晚自習出來，我發現歷史老師辦公室的燈光還亮著，就走上那幢尖頂大樓。他在看書，但我覺得他在等我。看見我進來，他就笑了。你想喝水吧？他指指桌上的茶杯，說你不在乎就喝我的杯子，我這刻沒病，向毛主席保證。
我沒去拿茶杯，站在辦公桌前。窗外飄起了小雨，辦公室燈光柔和，我心裡有種找到家的感覺。他的心情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好，眼睛裡閃著光澤。
他住在他父母的木結構平房裡，一個房間隔成兩部分，有個小後門。我不太清楚他父母的經歷，只知道解放後某一年的某一個政治運動起，他父親成了受管制的「反社會主義分子」，開除工職。到底什麼樣的人算作「反社會主義分子」，連歷史老師也說不清。母親先是在銀行作職員，後也沒了工作，在家做些縫縫補補的事。他們早就不在人世了。他家房基是個斜坡，後門石塊壘起五六級，粗壯的黃桷樹枝椏往鄰居家伸延，那家人房子只有一間，就以黃桷樹依岩石搭了個吊腳樓。
歷史老師家後門還有棵葡萄樹，藤葉蔫巴巴的，欠肥料欠愛護。他有個弟弟，在文革武鬥中死去。他弟弟死後，那棵葡萄樹突然竄長，枝蔓四處勾延，纏著黃桷樹，貼著牆和瓦片，枝葉茂盛，而且果紅甜香。從樹葉上掉下的豬兒蟲也綠得瑩晶，蠕動著肥壯壯的身軀，葡萄引來許多偷摘葡萄的人。
在月圓的半夜裡，後門外面有怪叫和哭鬧聲。「是死兒變鬼，成樹精爬在樹上了。」鄰居九歲的小孩，中午睡了一覺，揉揉眼，直衝沖走到街上逢人便講，他說他看見的。他滿街滿巷走，被趕回家的母親當街賞了幾巴掌，才把他從夢遊中喚回，罰他在有齒的搓衣板上跪著。
大人打孩子，天經地義，看熱鬧的人只看不勸。就跟到江邊看淹死的人，山上看無頭屍體，路上突發病昏厥的人。人們的眼睛一般都睜著，很少伸出援手，倒不是怕死鬼替身。生生死死瘋瘋傻傻本是常事，不值得大驚小怪，每人早晚都要遇到。
歷史老師說他有幾個朋友，常在一起聚聚。「你來，你可聽聽他們談文學。你自己來挑挑書看，」他的口氣裡真有種希望我去的意思，這是他第一次誠懇地把我當平輩。他們都是一群有同等經歷或背景的人，幾個人聚在一起，讀書談文，討論共同感興趣的題目。聽自己改裝的收音機，他們不象這裡的一般居民，只有收香港電臺的流行歌曲，他們聽別的節目，收別的臺：美國英國的中文短波廣播。這些是我想都不敢想的事：收聽「敵臺」，三十來年，都是要判重刑的，雖然到1980年已查得不如前些年那麼嚴了，干擾音也不那麼強了，但一提起這二個字，還是讓人心驚肉跳。
這地方，暴雨若下起來，非常驚人，從山坡上能看見閃電和雷雲，在江面狂飛，但暴雨不會長過十分鐘。就跟重慶人胸中有氣得出，氣未出盡就收常叫人受不了的是這個城市長年細雨綿綿，非要把每家每戶的木傢俱黴掉爛掉，所有的蟲類都趕出牆縫，湊熱鬧到餐桌前聚會一番，才稱心如願。
細雨下起時，石板的街面全是泥漿，滑溜溜的，沒一處乾淨。雨下得人心煩百事生，看不到雨停的希望。冬季下雨天特別多，買不起雨靴的人，就只能穿夏天的涼鞋。冰冷的雨水從腳趾往外擠，凍得渾身直打顫。
細雨，有時細得變成了霧，在空中飄忽不落，看不清遠處，更看不見江對岸，僅僅聽得到江上的汽笛呼喊著，相互警告。
在這麼一個細雨天，我順江往山坡上爬，石階不平整，好象一踩就會滑動。我戴了頂舊斗笠，竹葉已從折斷的邊框伸出根鬚，斗笠前沿成串滴水，必須身子朝前傾，雨水才不致於灑在身上。
歷史老師家的門是假合上的。據他說，鄰居是不去他家的。不去怕是有什麼禁忌，而禁忌就是對我的誘惑。我站在他家屋簷下，心裡裝滿誘惑，叫門。
等了好半天，也沒人應。
我輕輕推門走了進去。一張婦人的照片端正地在書櫥上，她的頭髮雖說是全中國一樣的掛麵式，但攏在腦後，漆黑油亮，橢園臉，脖子邊是件毛衣，外套了件粗呢的大衣。這感覺讓我怦然心動。不用指點，我知道是他的母親。和他象極了，她的神色象有話要對我說。
在屋角有個用水泥糊補起來的瓷瓶，看得出原有古色古香的鳥樹山水。有一臺老式唱機在緊靠書櫥的獨腳凳上。窗外的竹林，被雨打得青綠一片。過道有粗粗細細的竹竿，擱在橫空的兩個樑柱上，洗過的衣服串在上面，在這細雨中耐心地陰乾。
屋子裡許多地方，椅子，床頭，櫃子都擱著書，還有報紙。他和他的朋友都嗜書如命。他們聚會時可以一晚上不說話，各人看各人的書，也會一夜吵鬧不休，為書，為書中人的命運。
有好幾次，我就這麼在夢裡去歷史老師家。然後象他那些聚會的朋友們一樣，在房間的哪個角落裡坐下來，手裡捧著一本書，聽他們說話，整段整段背誦書里美麗的篇章。
也可能我膽小，見生人不習慣，也可能我心懷鬼胎，不想讓他的那批朋友看到我，我從未去敲他的門。我只需做著到他家去的夢，就覺得每天的日子變得短促而好過一些。
文革開始時，我四歲，文革結束，我十四歲，十年有七年時間本應坐在教室裡，大部分時間卻在義務勞動：造梯田支援農村，在工廠垃圾堆裡扒拾廢鋼鐵，甚至夜裡摸進工廠，偷好好的零件去交給收購站，換回一張交了廢鐵多少斤的條子證明。
每學期期末，專會打小報告的班幹部們總是控告我，說我表現最差。我害怕鑑定上「品學」出毛病：「不熱愛勞動」「不關心集體」，或者「對國家建設不積極」「政治活動不踴躍」。父親站在最亮處吃力地讀了，沉下臉不說話。母親識字不多，看不懂，又不相信父親說的，就去求人讀，知道後覺得太丟臉，回來加倍發脾氣。
我的鑑定一年比一年糟，有一年期末鑑定簡直轟轟烈烈：資產階級思想，看舊得顏色發黃的厚厚的小說，不止一次扯路邊的花放在書包裡；政治覺悟低，不願寫入團申請書，還說不想湊這無聊的熱鬧；從不願向老師和班幹部「交心」，不虛心接受群眾幫助；團結同學不夠，課間休息時間不接近群眾。這是小組意見，依座位排的十四個同學互相就學期表現，提優點缺點，我不知自己為何就成了眾箭之矢。班主任意見一欄總是：同意小組意見，希該同學接受經驗教訓，認識錯誤，改正錯誤。
好象就是那一年我第一次見到歷史老師？如果我記得不錯，他是在我上初中的學校代過一週或是二週的課。但是我不會去注意他，正如他不會注意我。我那時不注意男人，他呢，也不覺得我有什麼可注意的，恐怕至今也不認為我有什麼吸引人之處。
如果他不再次出現在我的生活裡？如果他也象老師、同學、鄰居，一樣對我冷漠？不，他不會象那些人。他出現在我的生命裡，我心裡該充滿感激，我想這便是上天對我不保這個夏天剛開始時，喜歡搗弄無線電的三哥，不僅自己裝拆配收音機，還喜歡幫人修理。有一天把別人不要的一個小收音機修好，給了眼睛不好使的父親。
我從父親那兒借來，半夜裡調旋許久，才聽到歷史老師說過的電臺，那是我第一次知道《聖經》，裡面一個溫和的聲音說著：我雖然行過死蔭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為你與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在安慰我……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愛隨著我，我且要住在耶和華的殿中，直到永遠。
這些話就是說給我聽的，不然我不會如此激動，眼裡噙滿淚水。我是在那個偷偷收聽短播電臺的晚上愛上《詩篇》，愛上《雅歌》的。我不管這個神來自何方，只要他能走入我心中，就能保護我。我對著寺廟裡的菩薩劃十字，對著十字架雙手合十，常被人笑話。有人指責我褻瀆神明，我卻不認為有什麼錯。
2
收音機報道，長江二十六年來最大一次洪峰，正從長江上中游湧向下游。我記得1980年9月還有一件事，是與這則訊息在同一天宣佈，婚姻法修改草案規定：法定結婚年齡男二十二歲，女二十歲。但黨提倡晚婚，男女年齡相加應到五十歲。按法定年齡結婚，不會上法庭，自有主管單位懲罰你。
可能天生營養不足，發育遲緩，我十八歲這年，別人還叫我「小姑娘」，我自己也並不覺得是個成人，雖然再過二年就到了法定結婚年齡。這個讓不少人高興的「重申婚姻法」，與我毫不沾邊，男女之事，好象還離我太遠。
每份報紙，只有四版，油墨與紙張的劣質，手指總弄得很髒。在石橋廣場這樣的不算小的街上，總會有木框或玻璃架將當日的報紙——人民日報、重慶日報、光明日報掛出來。玻璃框很少，因為有人砸，不是偷報紙，而是砸著好玩，跟砸路燈一樣，晚上大多地方黑壓壓一片，只有野貓溪的幾條街可見到路燈，說明這帶的無賴年少嫌疑最大，手還留自家情。就算每個街燈都能點著，南岸的大多巷子本來就沒有路燈，落定在黑暗裡，與亮亮堂堂的城中心也不能比。
3
歷史老師對報紙的關注，超過對身邊發生的事。他說，上海的亭子間，巴黎的閣樓，不知出了多少作家畫家，一個人的艱苦就是這個人的財富。他說，一個人再強，你也強不過這個世界，你也佔不盡世上所有的榮華。他還說，瀑布一直在那裡，無人知悉，直到河流把它顯示出來。
我喜歡他這樣對我說話，我覺得這些話非常深刻，太值得我欽佩了。這些字詞，一定是他和他的朋友們在一起時才運用，他說這種話和上課時完全是另外一個人。我不由自主想，他開始把我當作朋友，認為我可以懂得他的語言。
我對報紙興趣增濃，這就是一個觀望身外世界的視窗，我連邊角小塊文章也不滑過。報尾，常刊登一些大型文學月刊的欄目廣告，有一天我讀到一份文學雜誌《當代》三期的廣告——報告文學《冬天的童話》。作者是遇羅克的妹妹，遇羅克堅持「不管你是什麼出身，都應受同等的政治待遇」的立場，在文革中被槍斃。他妹妹寫了他和她自己在那些年的不幸遭遇。
讀到廣告，我就從他那兒找來雜誌看。邊讀邊抄好些段落在日記上，很感動。還雜誌時，我想和他談談，剛說到遇羅克1970年被槍斃時，才二十七歲，他突然叫我別再說下去，他的口氣非常粗暴，好象這事與他有關似的。
這出乎我意料外的舉動，叫我大惑不解。當我與他把話題扯到別的事上時，他才變得正常了，不過極其冷淡。
那天下午放學後，從他辦公室出來，我在學校圍牆邊的石頭上悶坐了許久。除了我，我想沒有哪個女學生會去找他說功課以外的事？論相貌教書，他不比其他的男老師好，有什麼了不起？不就因為他知道我對他的感覺特殊，他就可以想怎麼就怎麼對待我。我氣憤又傷心，一個膽小怕事的人！我不必看重他，更不必理睬他。
晚自習的鈴響了。是他的輔導課。
學生溫習功課，有問題就向老師提出。有時，老師會針對某一普遍性問題，重新講解。他和其他老師不一樣，總坐在講臺上，看誰舉手就到誰的桌前。他還喜歡坐在最後排，手裡拿的不是講義課本，而是報紙。他經常弄些摸擬試題，發下來，讓學生做。
那晚答考題，時間比背書過得快，兩個小時的時間即刻就完了。趁著人多，我溜出教室，走在小路上，他竟趕了上來。
「你走那麼快乾什麼？」他問。
「怕鬼跟著。」
「在罵我？」
「哪敢？」
「你這小鬼。你在生我的氣。」他握住卷報紙深深一聲嘆息，「不過跟你說話，我不感到累。」
他這麼一嘆息，我不理他的決心，馬上煙消霧散，無氣可出了。不過，我走得仍舊很快。
「你真怕什麼似的？」他建議，從校大門口走。
「好吧。」我同意了，時間晚了，學生已走散，我不必故意繞開校門走。
那個晚上，我是第一次和他走得那麼近。那近，是由於身旁沒有其他人，月光照耀著傾斜的碎石子路，樹葉在風中沙沙響。我們默默地走著，到應該分岔的路口，我側過身，停了下來，想對他說再見。
可是他好象心緒很好，他對我說，他想等到下一段路再聽到我說再見之類的話。他感覺出我害怕什麼，我的臉在發燒般燙。我朝他看了一眼，他沒注意，夜色把我的羞澀及莫名的驚慌遮住，我心安多了。
快到苗圃水塘，我站住，不往前走了。
「怎麼，不願意我送你？」他站在我右旁。他說這話時，我扶了一扶快掉下肩的書包帶子，不料與他的手指碰在一起，頭一抬，我和他的眼光碰上了。
我的心猛烈地跳動起來，他的身體和我的身體靠得是這麼近。這時，我低下了頭，聽見自己很輕的聲音在說：「我快到家了。你請回吧！」
他點點頭，說，「你還有一段路，別走小路。不用害怕。什麼都是註定好的，要逃要躲，效果不會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