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女人是一座迷宮，一個巖洞的形狀，我掉進了這個輪廓裡。我們的身邊狹窄的空間佈滿了黑暗，像被蒙在被單裡面，我們互相看不清，臉孔模糊，四周的洞壁發出噓噓的迴音，以至於我們不敢大聲交談。我們的腳尖下面就是望不到底的深淵，我們寸步難行，無法前行又無法退縮，虛無在我們的身邊蔓延。前方的危險，使我們不得不停下來，脫下衣服，丟掉身上的重負，同黑暗擠在一起，我們為彼此觸碰到的感覺所壓倒，我們披推到了存在的邊緣。

她的年齡站立在我的前面，但是，在時間的地平線上，她是我身後的影子。

她說，我是她的出路和前方。

那一天的電影自然是沒有看成。

母親從廚房回到我的房間後，發現褲子被剪了。我聽到她在我的屋裡發出一聲尖叫，彷彿那不是一條褲子，而是一條活人的腿，剪開的裂縫正在突突地往外奔湧著鮮血。

但是，母親並沒有立刻喊我回家，劈頭蓋腦地教訓我一通。

整整那一天，她都圍繞著那條巨大「傷口」轉來轉去。力圖用什麼辦法將它彌合起來。可是那口子的確太耀眼了，在經過母親一天的精心修補之後，原本光滑細膩的乳白色褲子上，銜接處依然像臥著一條睡著的黑蟲子，顯眼地盤踞在褲腿上。

晚上，父親回到家裡，又因為褲子事件和母親彆扭了一大場。

我躲在自己的房間裡，像個潛逃犯，不敢用力呼吸，不敢出聲。

母親自始至終沒有為此教訓我，好像我從沒有剪過褲子。

實際上，如果她非要我交代清楚剪褲子的理由，我肯定說不清。因為拿起剪刀的這個衝動，是一種非常模糊、微妙的心理過程：在家裡，剪刀從小就被列為禁物，不允許觸碰；另外。剪刀與被剪物咬合時發出的聲音，會在身體裡產生一種奇妙的「解決」了什麼的快感，那聲音像電流一樣，在血管裡竄動，有一種麻嗖嗖的震顫；再有，就是父親對我們的壓抑……這一切混亂得毫無邏輯的念頭，是無法在當時解釋清楚的。

一個尚未完全長大成人的缺乏理性的女孩兒，對一切禁忌事物的天然的嚮往之情，強烈叛逆的個性，以及血液中那種把—般的對抗性膨脹到極端的特徵，決定了這件事情的必然性。

那一天，我逃出家門後，就走到街上去了。我沿著晨光鋪成的小路往前走，思緒紛亂。盲目地亂走了一陣，就在路邊的街心花園的冷清的石板凳上坐下來。

我望著對面牆壁石縫間被枯熱的夏風吹蔫的一簇枯草莖搖搖擺擺，揣揣不安地等待著未知的結局。

坐在那兒，我觸物思情，一下子就脫離了眼前內心裡的慌亂，不由自主地懷念起剛剛逝去不遠的春天來。我記得那時候清晨，黴腐昧的溼氣和令人惆悵的淫雨散去了，躲藏了多日的太陽從雲縫間探出它的目光，把金黃、瑰紅連綿不絕地投灑在星期日的房舍、街面以及綻滿粉紅色花朵的椿樹上。

蕨草、藤蔓茂鬱芬芳。各種顏色的奇異之鳥沐浴在紫紅的早霞中。

望著眼前枯夏的景觀，懷念已逝的盎然生機的春天，這並不能說明我是一個把昨日當成今天、把現實當成腦中願望的人，我清醒得從不混淆真實與幻想。腦中那一閃而過的春天的圖景，無非是我在渾然不覺中的「回憶病」。

呆呆地坐了一會兒，我又站起來亂走。不知為什麼，我的思路在這個時候已經完全把出門前的問題丟到一邊，跳到另外的地方去了。

走著走著，我忽然發現，街上所有人的身體怎麼都成了標本了呢？看著是人，可是隻要上前伸手一摸他的心臟，他就會像玉米葉一樣頃刻間飄然倒地。倒在地上的那活物，躺在厚厚的瀰漫著金黃色的光斑計程車地上，苟延殘喘，不停地伸著懶腰。哈欠如同氣泡，一個個從頭頂咕嚕咕嚕冒出來。然後那活物頭一歪，就變成了一個個空空洞洞的殘骸，只剩下我在t先生辦公室裡見到的圖片上兩個冬瓜那麼大的睪丸或者rx房。除此，人們還有什麼呢？什麼也沒有。

或者，走著走著，身邊的人群慢漫地坍矮下來，恍惚之間，人群的顏色一點點變得黯淡，原來直立的軀體呈現出倒臥狀，灰乎乎的。定睛一看，才發現原來的人群其實是一群人形的狼，我一直都走在一片狼群裡卻不自知。我感到恐懼，因為我發現，我既不能形單影隻地作為一個人獨立存在。也不能變成一隻母狼……

有很長一段時間，我走在街上的人群裡，這兩種情形不斷地重現。

直到許多年之後的今天，我依然喜歡在街上獨自亂走。為了避免上述情形的再現，我強迫自己避開大路，避開眾多的人群，在上升的或者下降的邊緣小路上行走。我從來不喜歡四平八穩的康莊大道，這似乎成了我的—種人生象徵。而我發現，只有無人的晨曦的街，或者衰退了的黃昏的玫瑰色光線裡，才是我想要走的路。

那一天，我走著走著，忽然想起一個人來。我想，我的母親找不到我，一定問過她了。平時總是這樣的。她會坐在我家庭院裡的那一棟棗樹下等著我，一邊忙著搭一座人們看不見的「玄機之橋」。她的身邊是涼涼的潮霧或晚風，她的腳前放著一些廢鐵罐，裡面裝著咒語，也裝著祝福。無論何時，她對我都只有祝福，對我仇恨的人只有咒語。

這個女人總是坐在庭院裡等我放學後出現，她就是我家對門的鄰居——那個有著美妙的性磁場音質的禾寡婦。

我九十度急速轉身，朝禾寡婦家走去。

禾正在房間裡擺弄她的那些舊唱片，我進屋的時候，注意到她那美魚一樣的眼睛不易察覺地一亮。她放下手裡的餅乾似的薄而脆的唱片，把老式的留聲機的針頭拿開，房間裡的樂聲戛然而止。

聲音的停止，便把她那逸麗、嫵媚的五官和儀姿突出呈現出來。她的長長的眼睛黑陶罐一般閃閃發亮，安靜的額頭平滑而寬闊，母鹿一般的長腿像一匹光滑的絲綢，在腰窩處纖纖地一束。

禾安詳地向我伸出手臂。

我心事重重地站立在門口，往對面我家那邊看了一跟，然後就朝禾走過去。

非常奇妙，當我一步步朝她走過去的時候，我心裡的忐忑便一步步安謐寧靜下來。從我的腳底升起一股不知從何而來的與禾的共謀感。

禾，這個比我年長十幾歲的年輕的寡婦，總是使我產生奇妙的同謀感，無論我做了什麼。如同她的聲音，給人以脆弱的希望。

禾拉住我的手，關切地說，「拗拗，出了什麼事？」

我在街上瞎走了半天，似乎這時終於找到了把手裡的「垃圾」丟放—下來的地方。

我說，「爸爸的褲子，給剪了。」

禾說，「沒什麼，不用怕，不用怕。」她把我攬在懷裡，「肯定是那隻剪刀拚命拉住你的手，它自己剪的，是吧。」

我說，「是這樣。我真的一點也不想剪壞爸爸的褲子，不知道是怎麼回事，就已經剪完了。我不是存心的。」

「呃，沒關係，沒關係。」禾在我的脊背上輕輕拍撫著，她的手臂風車般輕盈奇妙，我的整個身體就像是一片風中之葉，顫動飄忽。

她站起身子，取了乾淨的溼毛中給我擦臉，又給我擦了擦腳，然後就讓我上床躺在她的玉枕上。

那是真正的玉石枕，翡翠綠色濃郁得似乎可以擠出汁液，那一顆顆扁圓形的玉石，鑲嵌在紫紅而光滑的絨布上，清涼如冰。我枕在頭下，立刻覺得一隻只涼涼的小石子順著我的頭髮絲，鑽進我的腦子裡，使我混亂的頭腦清爽起來。

聽母親說，過去皇上就睡玉石枕。

更早時候，我曾聽奶奶說，禾的祖上是大清滿黃高官的後裔，出生在香山一帶。她的一位遠祖曾是乾隆皇帶專管風水的欽天監陰陽司，還曾與曹雪芹有過一段交往。在乾隆十四年的時候，乾隆皇帝在香山建立了一支特種部隊，叫攻堅飛虎雲梯健銳營，共有三千名將士，按八旗制度營造「旗盤」。乾隆皇帝就派禾的祖上欽天監陰陽司，由香山護軍佐領陪同在香出一帶考察風水。欽天監登上香山樓門，放眼向東望去，只見前面橫著一道山樑，綠樹蔥籠．野花滿山，好像一隻展翅飛翔的鳳凰，這就是有名的鳳凰山。禾的那位祖上立刻心中大喜，他說，北邊這座出叫龜嶺，是一隻神龜的背，遠處那座出叫紅出頭，是神龜的頭，眼前的這一隻小山包是神龜的尾巴。神龜本是龍種，這裡有鳳有龍，正是龍蟠風翔，確實是一塊風水寶地。他當下呈報皇上，繪圖定地。於是皇帝勒令這裡的漢民搬走。

有一天。曹雪芹前來求見，對欽天監說，這香山的確是—塊風水寶地，但五行缺水，山缺水則林不茂，林不茂則鳥不生——那鳳凰怎麼能起飛呢？而「漢」字的偏旁是三點水，」滿」字的偏旁也是三點水，如讓散居的漢民並進各村，形成「兩滿夾一漢」的格局。這就成了九點水，九者多也，香山水足了，就會龍蟠風翔，保住風水。

禾的祖上十分欣賞曹雪芹，於是便達成一致，再次呈報皇上。就這樣，滿漢兩族便在香山世世代代安住下來。

禾的祖上家境富有，知書達理，曾經非常輝煌。雖然由於歷史種種的變遷，一代一代衰退，家境已經落破到一貧如洗，但是祖上的遺風依然使得她的骨血裡透出一股沒落的貴族與書香氣息。

禾，二十幾歲大學畢業，分配在一所中學當教員。她的男人祖上也是一個滿黃後裔，風流倜儻，英俊瀟灑，私下裡琴棋書畫無所不能，長得特別像當時的電影《列寧在十月》裡邊的那個瓦西里，細高個子，白皙的臉孔上，挺立著一隻蘇聯大鼻子，再戴上一項鴨舌帽，十分帥氣。他的本職工作是在一個區文化館當音樂教員。雖然，他那低微的小職員生活，早已沒有了祖上的風光，可他偏卻把那些遙遠祖上的遊手好閒、吃喝嫖賭的公子哥的習性秉承下來。

他與禾剛結婚時還恩恩愛愛了一陣，天天晚上，兩人擠在臥房裡，—邊笑鬧著，一邊把無線電臺的美國之音調得吱吱啦啦亂叫。可是不久，男人就另有了新歡，迷上了一個從文工團退役後分配到文化館的會拉手風琴的半老徐娘。兩人彈彈唱唱，拉拉扯扯，甜言蜜語，曾以宣傳隊演出的名義，一夜一夜不歸。後來，他得了一場莫名其妙的熱病，忽然就暴死了。禾甚至還沒來得及懷上一個孩子，也還沒來得及揭穿他在外邊的花哨把戲，就成了一個年輕的寡婦。

丈夫死了不久，禾又得了糖尿病。不到一年，就變得形削骨立，孱弱不堪，病退在家，吃上了勞保。

這些，還是我那個一隻眼睛的奶奶，在漫長的夏夜裡，一邊給我搖著芭蕉扇，一邊與我母親閒聊時，我聽到的。

那時候，我覺得禾是一個非常孤傲的女人，一個有點神秘和怪僻的女人，覺得她和常人不一樣，到底怎麼不一樣也說不清。我既喜歡和她在一起，又有些害怕她。

長大後我才懂得，孤獨其實是一種能力。

我記得，她男人死了之後，奶奶每逢做了好吃的，母親總要讓我給禾拿過去一份。奶奶說，她一個人日子很艱難。

我對那個男人的印象卻是非常淡薄，那時候我還小，只是模模糊糊記得她家裡早年好像曾有過一個男人進進出出，個子高得進屋邁門檻就得低頭，嘴裡總是嚼著什麼，要不就銜一根掃床用的高梁秸掃帚苗，或叼著一根牙籤，見到我母親就禮貌地微笑致意。我還濛濛朧朧記得，他有時吸幾口大煙，如果我正好在他身邊，他就彎下腰來，輕輕地把煙往我臉上噴一口，然後神秘兮兮地笑。那煙味很濃很香。後來聽說他得了一種叫做「纏腰火丹」的急性病，然後又發展成一種奇怪的什麼熱病，死的時候，他的內臟裡已經到處是形如雲片的帶狀皰疹。

這之後的事情，我記得比較多，我經常看見禾用針頭往自己的身體裡扎針，她說是注射胰島索。記得她總是孤零零倚在門框上，用手遮在眼簾，擋住傍晚稀薄的陽光，向遠處張望，好像在等待什麼人回家。站立著瞭望一會兒，便退回屋裡去，但她臉上的失落感並沒有散去，也許是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