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天的幾個月裡維特根斯坦在都柏林以很大的強度工作。「在太陽照耀著我的頭腦的極短日子裡,我急切地想趁熱打鐵」,11月6日他告訴馬爾科姆。一次他和德魯利說好一起吃午飯,德魯利到旅館後維特根斯坦對他說:「就等一分鐘,等我弄完這個。」然後維特根斯坦連續寫了兩個小時,沒說一句話。終於搞完時,他似乎完全沒意識到現在早過了他們的午飯時間。

他在都柏林寫的東西如今已經出版,書名是《心理哲學的最後寫作》。許多人受了書名的誤導,以為這是維特根斯坦最後的寫作。它不是;比如,它先於《哲學研究》的第二部分、《論確定性》和《論顏色》。不過它是一系列始於1946年的手稿卷的最後一份,在這一系列手稿裡,他試圖提供一種比《哲學研究》第一部分給出的更好、更清晰的心理概念分析。它是他的這種嘗試的延續:呈現出心理概念(如「恐懼」、「希望」、「信念」等)的多樣性和複雜性,從而曝露「哲學家對一般性的尋求」的貧瘠和混亂。這項工作裡滿是細緻的區分,意圖是闡明——不說別的——那種以為可把所有陳述語氣的句子視作描述的危險:

我聽見「我害怕」[274]這幾個詞。我問:「你是在什麼情況下說這話的?它是來自你心底的一聲嘆息嗎,它是一次坦白嗎,它是自我觀察嗎……?」

一次在鳳凰公園散步時德魯利提到黑格爾。「我感覺黑格爾總想說看上去不同的事物其實相同,」維特根斯坦對他說,「而我的興趣是表明看上去相同的事物其實不同。」他考慮用《李爾王》(第一幕,第四場)裡肯特伯爵的話當他的書的題銘:「我將教給你差異。」

他的關切在於強調生活的不可規約的多樣性。動物園裡的散步帶給他的愉悅很大程度上在於欣賞花、灌木和樹的極大多樣性,以及鳥、爬行動物和哺乳動物的眾多不同種類。可以想見,他極討厭想把單一圖式強加於這一切差異性之上的理論。達爾文必須是錯的:他的理論「沒有必要的複雜性」。

維特根斯坦在這「最後寫作」裡尤其關心的概念是「思考」和「看」。更具體地說,他關心這兩者之間的關係。對他的整個後期工作有著中心重要性的是這個想法:有一種看也是一種思考(或至少是一種理解):看見聯絡。我們在與看見一種面相或格式塔相同的意義上看見一種聯絡。把這種意義的「看」區別於看見物理物件的「看」,並描述這種意義的「看」與「思考」和「理解」這兩個概念的聯絡和差異,是他在羅斯旅館做的工作的中心任務。

「現在你試著說說,把某某看作某某時涉及的是什麼」,維特根斯坦給德魯利出題;「這不容易。我正在思索的想法像花崗岩一樣硬。」德魯利回答時引用詹姆斯·沃德「denkenistschwer」(「思考是困難的」),也許是這個回答引出了下面這則筆記:

「denkenistschwer」(沃德)。這話的意思到底是什麼?為什麼它是困難的?——這幾乎就像說「看是困難的。」因為專心看是困難的。有可能專心看而什麼也沒看到,或有可能一直認為自己看見了某種東西,卻沒能看清楚。即便你什麼也沒看到,看也能使你疲倦。

同一天維特根斯坦對德魯利說:「對於音樂在我生活中意味著的一切,我不可能在我的書裡說一個字。那麼,我怎麼能指望被理解?」然而,他當時正寫的東西里確實包含著一種對這一點的很強提示。提請人們注意「看」(或「聽」)——我們在其中有所理解的那類事——的意義時,音樂這個範例從未遠離他的思想:

我們說某人有「畫家的眼睛」或「音樂家的耳朵」,但缺少這些品質的人極少是瞎子或聾子。

我們說某人沒有「音樂耳朵」,(在某種意義上)「面相-盲」可與這種聽之無能相比較。

理解音樂,這個例子對他是重要的,不僅因為音樂在他自己生活裡的巨大重要性,還因為明顯不能通過命名任何某段音樂「代表」的東西而描述其意義。在這個意義上:「理解一個句子和理解一個音樂主題的關係比人們以為的親緣得多。」

「如果有一天你能夠讀我現在寫的東西,我會高興的」,維特根斯坦告訴德魯利。但由於德魯利在聖帕特里克醫院的工作要求,由於德魯利相對不熟悉維特根斯坦關切的特定哲學問題,他倆不能就維特根斯坦的工作進行任何細節上的討論。事實上,德魯利回憶,不和他討論哲學是維特根斯坦明說了的決定:「我想,他覺得自己的思考比我成熟得多,從而有這樣的危險:我被湮沒,變得只是他的無力應聲蟲。」維特根斯坦也沒有和本·理查茲一起細讀自己眼下的工作——11月份本到羅斯旅館和他一起過了一兩個星期。

不過,12月維特根斯坦有機會詳談自己的工作,先是伊麗莎白·安斯康姆到旅館見他,再是洛什·里斯;安斯康姆剛到,里斯也來了都柏林,來和維特根斯坦一起過聖誕。維特根斯坦已經決定,里斯將是他的遺囑執行人,還有,也許安斯康姆和里斯將是他的遺稿保管人。無論如何,他和這兩個人一起細讀了自己過去兩個月寫的文稿,討論了自己修訂《哲學研究》的努力——使用這一新材料和他前兩年準備好的兩份打字稿裡的一些論述。

新一年的第一天,里斯離開了都柏林,維特根斯坦留在羅斯旅館,指望延續自己工作的好勢頭。但1月初他病倒了,病症同去年纏住他的相似。他對馬爾科姆說是「某種腸感染」。「它當然對我的工作沒好處,」他補充說,「我不得不完全中斷工作一星期,在那之後我的工作只是徐徐行進,就像這些天我散步時的模樣。」

他覺得累了、病了和老了。他疑心這是自己的臨終之病。他也感到孤立。「我覺得德魯利正變得愈來愈不忠誠,」1月29日他寫道,「他找到了更容易相處的朋友。」醫生診斷,他的病不會比腸胃炎更嚴重,但他傾向於不相信這位醫生,棄開出的醫藥於不顧。2月11日他說到「很厲害的虛弱和疼」。他已經聽說曼寧快死了——「對我和每個人都是重大的損失」。他說她具有多種多樣的才能,但並未恰如其分地顯露出來,而是隱藏著:「就像人的內臟應當是的那樣」。

整個2月份他都還能工作,但強度和勤奮與聖誕節之前做到的不可同日而語。3月末甚至這一有限的工作能力都拋棄了他,其後的幾個月裡他什麼也沒寫。這段休耕期裡他讀得頗多。德魯利是皇家都柏林學會圖書館的會員,經常代維特根斯坦在那兒借書。他回憶,維特根斯坦通常想讀的是歷史——麥考利的《批評和歷史文集》,李維對第二次迦太基戰爭的記述,莫利的《克倫威爾生平》,賽居爾的《拿破崙史》,俾斯麥的《思考與回憶》。它們多半是維特根斯坦以前讀過的書。例如,1937年他寫到過麥考利的《文集》:

[它們]包含了許多出色的東西;但他對人物的價值判斷是無聊和多餘的。你會想對他說:別打手勢!就講你必須講的。

1942年他曾寫信對里斯說,自己在讀李維記述的漢尼拔入侵義大利:「我極感興趣」。他最喜歡的一個段落(他對德魯利的說法)講的是這一事件:坎尼戰役後漢尼拔在戰場上搜尋兩位執政官的屍體,以便展示自己對他們的尊重。

他在日記裡寫道,在目前的狀態下,除非自然而然不會試圖工作:「否則,即便勉力而為我也寫不出任何東西」。3月初本再次來旅館與他相會,本逗留了10天:「美好的日子。總是見到愛。」但即便享受和本在一起的樂趣時,他也明白自己的不適。他的睡眠很糟,想到未來也令他煩心:「不知道會怎樣。」本走了幾天後他寫道:「經常像是我的靈魂死了。」

他和德魯利的談話愈加頻繁地轉到宗教話題上。他把德魯利的「希臘」宗教觀念與他自己的想法對照,說自己的想法是「百分百希伯來的」。德魯利欣賞奧利金的所見:萬物的最終復原,甚至撒旦和墮落天使也恢復過去的榮耀;對於它之被定為異端,德魯利表示悲嘆。「它當然要被拒斥,」維特根斯坦堅持:

它會使所有別的東西都毫無意義。如果我們現在的作為最終不造成任何差別,那麼生活的所有嚴肅性就都被廢除了。

德魯利提出,維特根斯坦對宗教的「希伯來」觀念基於人們在《聖經》裡通篇體驗到的敬畏感。為了說明此點他引用瑪拉基:「他來的日子,誰當得起呢?他顯現的日子,誰能立得住呢?」(瑪拉基書3∶2)。這話打斷了維特根斯坦的思路:「我認為你剛說了很重要的東西,比你意識到的重要得多。」

維特根斯坦在宗教上的「希伯來」觀念的核心(就像他最喜歡的英語詩人布萊克的宗教觀念)是嚴格分離哲學和宗教:「如果基督教是真理,那麼對之所寫的所有哲學都是虛假的。」和德魯利談話時,他把更哲學化的聖約翰福音書從其他福音書中截然劃出:「我不能理解第四福音。讀那些冗長的論道時,我覺得彷彿這裡的說話人和對觀福音書(synopticgospels)裡的說話人不一樣。」

但聖保羅呢?1937年他寫過:「福音書裡輕柔清澈地流動著的泉水,似乎在保羅的使徒書裡泛起了泡沫。」那時他在聖保羅那裡看到了與其他福音書的謙卑相對立的「像驕傲或憤怒的東西」。你在福音書裡找到的是茅舍,在保羅那裡是教堂:「在那兒所有人是平等的,上帝自己是一個人;在保羅那裡已經有了類似教士等級的東西,榮譽和官方地位。」但現在他告訴德魯利,他看出自己以前是錯的:「福音書和使徒書裡都是同一個宗教。」

可是,由於他對宗教信仰的觀念根本上是倫理性的,他仍然覺得很難敞懷歡迎保羅的宿命學說。和奧利金的教義一樣,保羅的宿命學說似乎有著這樣的後果:「我們現在的作為最終不造成任何差別」。如果是這樣,如何能堅執生活的嚴肅性呢?

1937年,維特根斯坦曾說保羅的學說是一種只可能出自最可怕的苦難的學說:「與其說它是一種理論,不如說是一聲嘆息,或一聲哭喊。」在他自己的「虔誠級別」裡,它只能顯得是「討厭的胡話,非宗教性的」:

就算它是一幅好的和神聖的圖畫,也是對身處完全不同級別的人而言;那人在生活中運用它的方式,與我可能做的任何事完全不同。

1949年他不再能說它是「非宗教性的」。但他也不太看得出如何能把它當作一幅「好的和神聖的圖畫」:

設想教某人:如果你如此這般作為、或如此這般生活,一種存在[275]將在你死後把你帶進一個永恆痛苦之地;大多數人的歸宿是那裡,少許人去了一個永恆幸福之地——這種存在已預先選定了去好地方的人,而且,既然只有過某種生活的人才去痛苦之地,他也已預先安排好其餘的人如此那般生活。

這樣一種學說的效果是什麼?唔,它沒有提到懲罰,而是提到一種自然的必然性。如果你照此向人呈現事物,他對此學說作出的反應只能是絕望或置疑。

教這種學說不能建立起一種倫理教養。如果你想在倫理上教育某人,卻教給他這樣的學說,那麼你就得在已然教給他倫理之後才教給他這學說,並把它說成一種不可理解的神秘之物。

維特根斯坦覺得自己的死期快到了,雖然尚未有這麼想的醫學根據。馬爾科姆寫信問他的經濟狀況時,他回答自己的錢足夠再過兩年:「那之後會發生什麼我還不知道。也許我反正活不了那麼久。」

4月份他動身到維也納曼寧臨終的床邊看她。他逗留了三四個星期,5月16日回都柏林。他從那兒寫信給馬爾科姆,說曼寧還活著,但無望恢復:「在維也納時我幾乎完全不能寫作。我感到自己如此腐爛。」

回都柏林後不久,在德魯利的建議之下他見了三一學院的醫學教授,診斷年初以來纏著他的腸病和整體的疲憊感。醫生懷疑他的胃裡在長什麼東西,但住院作了全面檢查後,他得知x射線沒有照出那種東西,唯一的發現是他患有一種非典型的、解釋不清的貧血症。醫生給他用補鐵和肝精的療法,他仍然覺得自己無法把注意力集中在哲學上,但狀況逐漸好轉了。

他急切地想快速戰勝自己的貧血症,有兩個原因。首先,因為他最終決定接受諾爾曼·馬爾科姆長久以來的邀請,前往馬爾科姆在美國伊薩卡的家過夏天(起初他開玩笑地開出條件,若他去,馬爾科姆就得把他最喜歡的電影明星貝蒂·哈頓介紹給他)。他已訂了一張7月21日啟航的「瑪麗皇后」號的船票。第二個原因是,動身前往美國之前,他想在劍橋花幾個星期準備一份1946年以來所做工作的最終的、精良的打字稿。

復原期間他留在都柏林,大概是在這段時間裡他弄好了一份不錯的手稿副本,即現在的《哲學研究》第二部分。德魯利提出給他一部唱機,依他的選擇給他一些唱片,作為這項工作之餘的休息消遣。維特根斯坦拒絕了。他說那永遠不會有用;那就像給他一盒巧克力:「吃起來我就不知道什麼時候停。」另一方面,他說德魯利自己在工作完感到疲倦的時候應該聽聽音樂。於是第二天早晨他叫人把一臺收音機送到德魯利的屋子。之後不久德魯利談到,從收音機放的唱片裡明顯看出,錄音技術有了很大改進。這引出了維特根斯坦的一句典型的斯賓格勒式的反思:

這個特點如此顯著:就在複製機械取得如此巨大的進步時,知道該如何演奏音樂的人越來越少了。

6月13日,德魯利和維特根斯坦一起聽了一次電臺討論:a.j.艾耶爾和柯普勒斯頓神父談「上帝的存在」。維特根斯坦說,艾耶爾「說得有點內容,但難以置信地淺薄」。另一方面,柯普勒斯頓「對討論毫無貢獻」。試圖用哲學論證來證成基督教信仰,這完全錯失了要點。

一週後他離開了都柏林。感覺上,當他打包自己的大堆筆記本、手稿和打字稿時,他不只在了結都柏林的事務,也在結束自己對哲學的全部貢獻。他向德魯利提起,他收到一封路德維希·亨澤爾的信,信裡祝願:維特根斯坦的工作順利,若那是天意。「現在這是我想要的全部了,」他說,「若那是天意。」

巴赫在《管風琴集》(orgelbüchlein)的扉頁上寫:「獻給最高的上帝的榮耀,我的鄰人也許會因此而受益。」那是我本願就我的工作說的話。

這兒用的過去時[276]是有所說的;它提示了,他現在認為自己的工作還未結束,但也就這樣了。

美國之行前的一個月,他輪流到劍橋和馮·賴特在一起,或到阿克斯布里奇和本·理查茲在一起。馮·賴特剛剛結束了當劍橋哲學教授——維特根斯坦繼任者——的第一年,住在拉迪瑪格麗特路的一間出租屋(「斯特拉爾德屋」)裡。維特根斯坦住在那兒時,佔用了一個獨立的有兩個房間的套間,而且和這一家(馮·賴特夫婦和兩個孩子)一起用餐。「我擔心一件事,」去之前他寫信給馮·賴特,「我可能無法討論哲學。當然有可能那時情況變了,但目前我連想一想哲學問題都完全沒辦法。我的頭腦徹底鈍了。」

住在劍橋的這幾周裡,他關心的主要是對打字員口述一份手稿,這份手稿包含了從過去三年的寫作裡最終甄選出的論述,現在則構成了《哲學研究》的第二部分。這是人們所知的維特根斯坦整理的最後一份打字稿;因此,它代表了他的這種努力的終點:把自己對心理概念的論述整理成一種可出版的模樣。

不過,這份打字稿不代表那一任務的完成:照他在都柏林對伊麗莎白·安斯康姆的說法,他把這一新文選視為用於修訂《哲學研究》第一部分的材料。他自己從未進行這一修訂工作,所以我們現在手頭的這本書就有了相當令人不滿意的兩部分結構,而第二「部分」不過是用於修訂第一部分的材料。此外,維特根斯坦原本設想的「第二部分」工作——對數學概念的分析——根本沒在書裡出現。維特根斯坦對自己的書的結構煞費苦心,一絲不苟,結果卻偏是弄人,他的著作出版時的形式距離他原本的設想非常之遠。

這份新打字稿裡的最長一節談的是「面相-觀看」問題,這是從(我們已談過的)過去三年他在這題目上做的工作裡抽出的精華。這一節佔據了整份打字稿的約一半篇幅(在印刷版裡佔36頁)。然而,他告訴里斯,他特別滿意的一節是談「摩爾悖論」的一節(第10節)。他說,很高興能把自己對此悖論的許多論述濃縮為這麼一個相對短的章節(印刷出來有3頁)。

「摩爾悖論」是維特根斯坦起的名字,指這種悖謬:陳述一個命題,然後說自己不相信它——例如:「這房間裡有一團火,我不相信有。」「摩爾悖論」這個名號也許是個錯誤的名稱:維特根斯坦——很可能錯誤地——相信摩爾發現了這種悖謬。(事實上,他曾對馬爾科姆說,發現這悖論是摩爾唯一令他印象深刻的工作。)維特根斯坦對此悖論的興趣源於這一點:雖然平常認為說這種話的人自相矛盾,但它在形式上不是個矛盾。即,「這房間裡有一團火」和「瑞·蒙克[277]不相信這房間裡有一團火」這兩句陳述並不彼此矛盾。

維特根斯坦最初是在摩爾1944年10月遞交給道德科學俱樂部的一篇論文裡遇到這個悖論的。他立即寫信催促摩爾發表其「發現」,並解釋為什麼自己認為它如此重要:

你說了一點關於斷言之邏輯的東西。即:「假定p是實際情況,而我不相信p是實際情況」這話是有意義的,而斷言「(我說)p是實際情況,而我不相信p是實際情況[278]」是無意義的。得拒斥這個斷言,而拒斥它的是「常理」[279],正如拒斥矛盾的也是常理。這就表明邏輯不是邏輯學家以為的那麼簡單。具體來說:矛盾不是人們以為的那麼獨一無二的東西。矛盾不是唯一在邏輯上不可接受的形式,而且在特定的情形下是可接受的。在我看來,說明了這一點是你的論文的主要優點。

摩爾本人不這麼看。他傾向於說,既然這個悖論不在於形式矛盾,那麼它之所以是一個悖謬,是出於心理的、而非邏輯的理由。維特根斯坦強烈否定摩爾的說法:

如果我問某人「下一個房間裡有沒有一團火?」,而他回答「我相信有」,那麼我不能說「別文不對題。我問的是火,不是你的心理狀態!」

對維特根斯坦來說,任何對「斷言什麼是或不是有意義的」的考察都是邏輯的一部分,而且,他自己的考察的主要關切之一就是指出在這個意義上「邏輯不是邏輯學家以為的那麼簡單」。這是伯特蘭·羅素早先談到過的維特根斯坦後期工作的一個方面;1930年羅素在寫給三一學院委員會的報告裡評論說,維特根斯坦的理論是「新穎的、非常原創性的、毋庸置疑的重要」。但是,「它們是否是為真,我不知道。作為一個喜歡簡單性的邏輯學家,我更願意說它們不是。」

維特根斯坦對「摩爾悖論」感興趣,因為它例示了——與邏輯學家對簡單性的欲求相悖——不能不加扭曲地把我們語言的形式塞進形式邏輯的範疇為之造的鴿子洞裡。「我相信下一個房間裡有一團火」這個陳述是用來——雖說有點猶豫——斷言下一個房間裡有一團火;它不是用於斷言一種心理狀態。(「不要把一個猶猶豫豫的斷言當作一個關於猶豫的斷言。」)因此它就區別於這種陳述:「我那時相信下一個房間裡有一團火」和「他相信下一個房間裡有一團火」[280]——通常認為,這兩句談的都是人之所信[281],而不是談火。我們語言的邏輯的這個特點不容許我們構造「ix/ibelieves/believedip/i」[282]這樣省力的形式,不容許我們認為無論給x和p賦什麼值這形式都保持不變:「我相信下一個房間裡有一團火」與「我曾相信下一個房間裡有一團火」[283]不是同一型別的斷言:

「但‘我曾相信’就過去所說的和‘我(現在)相信’就目前所說的必定是同一回事情!」——當然,對-1所意味的,必定就是對1所意味的!根本什麼也沒說。

如果我們認為,無論x的值是什麼,這個形式都有單一的意義,那麼考慮時我們就陷入了無望的糾結。給定通常的乘法規則,-1的平方根既不能是一個正數,也不能是一個負數,在「實數」域裡沒有它存在的餘地。可是有一個用法:它在許多純數學和應用數學的重要分支裡是個根本概念。但人們發現,為了給予它意義,有必要構造「乘法」、「平方根」,乃至「數」的另外的意義,於是我們不說-1的平方根是一個實數,而說它是i、一個「虛數」(或有時稱之為「運算元」)。給定了這個修正過的框架,i2=-1和-1平方根的概念不只不成問題,而且被當作整個「複數」理論的基礎。維特根斯坦對-1平方根的興趣和他對「摩爾悖論」的興趣出自於完全相同的原因:它例示了,形式上的表面相似能夠掩蓋非常重要的意義上的差異。

這一思想是這本書的首要主題之一,表明了維特根斯坦對德魯利提過的一個設想——他也許用肯特伯爵的話「我將教給你差異」當題銘——是正當的;這在《哲學研究》第二部分的心理概念分析裡尤為明顯。正如他希望表明邏輯不是邏輯學家想的那麼簡單,他也希望表明,心理概念和用到心理概念的句子並非如哲學家和心理學家希望它們所是的那麼整齊劃一。在兩種情況下,他的目標都是勸阻「對一般性的渴求」——都是勸勉人們在想之前先看。

例如,對於「句子‘我害怕’(iamafraid)意謂什麼?」這個問題,並無足以覆蓋所有用到這個句子的情況的單一答案。就像1和-1的平方根的例子說明的,各種用法的差異可能正與其相似之處同樣重要:

這裡我們可以想像出千差萬別的東西,例如:「不,不!我害怕!」

「我害怕。很遺憾我必須承認。」

「我還是有點兒害怕,但不像從前怕得那麼厲害了。」

「其實我還是害怕,儘管我不願對自己承認。」

「我用各種讓人害怕的念頭折磨自己。」

「我害怕——偏偏這時候我不該害怕的!」

這些句子每一個都帶有一個特殊的語調,不同的語境。

可以想像有一種人,他們思考起來就好像比我們要確切得多,我們用同一個詞的地方,他們用好幾個不同的詞。

為了理解「我害怕」在某一具體情況下的意思,人們可能得考慮說這話時的語調和語境。沒有理由認為一種一般性的「恐懼」理論能在這兒幫上多少忙(一種一般性的語言理論能幫上的忙就更少了)。遠為切近要旨的是對人們的臉、聲音和處境的小心和細察的敏感。這種敏感只能通過經驗獲得——通過留意地看和聽我們周圍的人。一次,維特根斯坦和德魯利在愛爾蘭西部散步時經過一個坐在農舍外的五歲女孩。「德魯利,快看那孩子臉上的表情,」維特根斯坦懇求德魯利,又說,「你對人們的臉不夠注意;這是你應該努力改正的一個缺點。」這一聲忠告暗含在他的心理哲學裡:「一個內在的過程需要外在的標準。」但外部標準則需要認真地注意。

「內在的」東西並未對我們隱藏。觀察某人的外在行為——如果我們理解他們——就是觀察他們的心理狀態。所需的理解的精細程度可以或多或少。在一個基本的層次上:「我看見一個人由於顯而易見的原因疼得蜷起身體,我不會想:可這個人的感覺對我隱蔽著。」但在一個更深的層次上,有些人,甚至整個文化將始終對我們是個謎:

對於我們看待事物,這是重要的:有人會覺得,某些人的內在生活將始終對他是神秘的。他永遠不會理解他們。(歐洲人眼裡的英格蘭女人。)

這是因為,缺少為了理解「精微莫測的證據」、「眼光、姿態和聲調的各種精微之處」所需的共同經驗。這一思想凝結在維特根斯坦的一條最驚人的格言裡:「即使獅子會說話,我們也理解不了它。」

照維特根斯坦的看法,理論化導致的抽象性和一般性、法則和原則,只是阻撓了我們達到對那「精微莫測的證據」的更好理解的努力。但沒有理論,如何改善我們的理解、深化我們的洞見呢?

例如,有關我們對人的理解,要作出的最困難和最重要的區分之一是:區分真正的和佯裝的感情表達:

對感情表達是否真確有沒有「行家」判斷?——即使在這裡也有些人具有「較佳的」判斷力,有些人的判斷則「較差」。

正確的預測一般出自那些對人的認識較佳的人所作的判斷。

我們能學習怎樣認識人嗎?是的;有些人能。但不是通過課程,而是通過「經驗」。——另一個人在這事上可以做他的老師嗎?當然。他時不時給他正確的提示——在這裡,「學」和「教」看起來就是這樣——這裡習得的不是一種技術,而是在學習正確地判斷。這裡也有規則,但這些規則不構成系統,唯富有經驗的人能夠正確運用它們而已。不像計算規則。

這種教師的一個例子也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卡拉馬佐夫兄弟》裡的人物佐西瑪神父:

許多人說,佐西瑪長老准許每個人到他那兒袒露心靈,求請忠告和治療的言辭,這事有了如此多的年頭,他的靈魂吸納瞭如此多的秘密、傷心事和坦白,結果他獲得瞭如此精細的洞察力,只要看一眼陌生人的臉,就知道他來是為了什麼,他想要什麼,是何種痛苦折磨著他的良心。

陀思妥耶夫斯基描寫佐西瑪神父時,正是在描寫維特根斯坦在心理洞見上的理想。維特根斯坦勸德魯利讀《卡拉馬佐夫兄弟》,後來德魯利說他覺得佐西瑪這個人物令人印象深刻,維特根斯坦回答:「是的,真有那樣的人,他能直接看進別人的靈魂並給他們忠告。」

維特根斯坦暗示,就理解我們自己和別人而言,那樣的人比現代心理學科學的實驗方法給我們更多教益。不是因為這門科學不成熟,而是因為它採用的方法不適於它的目標:

不能用心理學是一門「年輕科學」來解釋心理學的混亂與貧瘠;心理學的狀態無法與物理學等等的早期狀態相比。(倒不如與數學的某個分支相比:集合論。)就是說,在心理學中實驗方法和概念混亂並存。(就像在集合論中概念混亂和證明方法並存。)實驗方法的存在使我們以為我們具備解決困擾我們的問題的手段;雖然問題和方法各行其是。

《哲學研究》第二部分的結尾暗示了維特根斯坦的書的第二卷可能包含什麼內容:

有可能對數學進行某種探索,它同我們對心理學的探索完全類似。它不是數學探索,正如我們的探索不是心理學探索。在這種探索中沒有計算,所以它不是邏輯斯蒂之類。它也許有資格稱作「數學基礎」的探索。

7月12日口述這份打字稿的工作完成了,維特根斯坦離開劍橋,到阿克斯布里奇和本·理查茲一起度過美國之行前的一週。在生命餘下的兩年裡,雖然繼續寫哲學,但他沒有進一步嘗試照他曾經的打算重新組織他的書。因此,出現在我們面前的《哲學研究》就是1949年夏天他放下時的模樣——帶有一點暫且如此的性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