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愛爾蘭的頭兩個星期,維特根斯坦住在都柏林的羅斯旅館。只要醫院裡沒事,德魯利就陪維特根斯坦到都柏林城裡或周邊尋找可能的住處。沒地方能提供他需要的孤獨和平靜,但德魯利在聖帕特里克醫院的朋友羅伯特·麥卡洛夫暫時解決了這個問題。麥卡洛夫常去維克洛郡瑞德克洛斯的一處農舍度假,房子屬於理查德·金斯頓和詹妮·金斯頓,他們對他說過想招一個永久房客。這個資訊傳給了維特根斯坦,他立刻從都柏林動身去「勘察現場(casethepoint)」(這時候他的詞彙裡包含了從美國偵探小說裡借來的一點新鮮用語)。維克洛郡迷住了他。「坐公車前往的路上,」回來後他告訴德魯利,「我不停地對自己說,真是個真正美麗的國度。」
不過,搬進金斯頓夫婦的農舍後沒多久,他就寫信對里斯說自己在那兒感到「冷和不舒服」:「我也許會在幾個月之內搬到西愛爾蘭的某個隔絕得多的地方。」但幾個星期後他適應多了,德魯利第一次去瑞德克洛斯時,看起來一切都很好。維特根斯坦告訴他:「有時我的想法來得如此迅速,我覺得彷彿有什麼在引導著我的筆。現在我清楚地看到,放棄教授職位是正確的。在劍橋我永遠做不完這工作。」
遠離劍橋代表的「瓦解和腐爛著的英格蘭文明」,無疑是生活在愛爾蘭的主要吸引力之一。馮·賴特寫信給他談自己對申請劍橋哲學教授席位的猶豫,維特根斯坦回信說,他完全理解,而且他實際上以為馮·賴特不會申請,因為:「在我看來,成為英格蘭人,或成為英格蘭的難民,這種前景在我們的時代絕不是有吸引力的。」
馮·賴特終於提出申請時,維特根斯坦的鼓勵裡摻雜了一種嚇人的警告:
劍橋是個危險的地方。你會變得膚淺嗎?圓滑?如果你不,那你不得不很遭罪——你信裡使我感到尤其不自在的段落,是你因為想到要去劍橋教書而熱血澎湃。我覺得:如果你到劍橋去,你就必須作為審慎的人而去。但願我的擔心沒有根據,但願你碰不上壓倒你的力量的誘惑!
除了遠離劍橋,住在瑞德克洛斯的主要吸引力是維克洛郡鄉間的美景。冬季是溫和的,維特根斯坦幾乎每天都可散步。「這兒一點也不像威爾士海岸,」他寫信給里斯,「但色彩是最美妙的,色彩彌補了一切不足。」他寫給姐姐海倫娜:
如果色彩不是常常如此美妙,這兒的鄉間不會有這麼大的吸引力。我認為這肯定與空氣有關,因為不僅是草地,還有天空、海和甚至一切棕色的東西全都很棒——我在這兒比在劍橋感覺好多了。
在瑞德克洛斯散步時他隨身帶著筆記本,經常在室外工作。金斯頓家的一個鄰居常看見維特根斯坦外出作鍾愛的散步,他記道,一次自己路過,看見維特根斯坦坐在一道溝渠裡發狂地寫著,對周圍的一切渾然不覺。這大概是維特根斯坦對德魯利說過的那種情形中的一次:想法來得如此迅速,他感到彷彿有什麼在引導著自己的筆。不過,他謹慎地不給予這種靈感情緒過多重要性:
在一封(我想是寫給歌德的)信裡,席勒寫到一種「詩的情緒」。我覺得我知道他的意思,我相信我自己對之很熟悉。這是一種接納自然的情緒,在這種情緒中,人的思想似乎和自然本身一樣活躍。但奇怪的是席勒沒有寫出更好的東西(或我覺得是這樣),所以我不是很確信我在這種情緒中寫出的東西真有什麼價值。也許是這樣,在那種時候賦予我思想光澤的,是一道自上而來照耀它們的光。它們自身不發光。
他隨身帶了兩份打字稿,一份是現在的《哲學研究》第一部分,一份是現在的《心理哲學評論》第一卷。他希望從這些打字稿和正在瑞德克洛斯寫的論述裡整理出他的書第一部分的最終版本。(可以認為此時他已放棄了處理數學哲學的第二部分的計劃。)他向每個朋友報告,說這項工作進行得相當好。不過,有跡象表明他已傾向於把出版的任務留給他的遺稿保管人了。「老天知道我是否還會出版這一工作,」他寫信給馮·賴特,「但如果你活得比我久,我願在我死後由你看護它。那裡面有一大堆艱苦的思考。」
由於不良的健康狀況,維特根斯坦不能如自己所願的那樣刻苦工作。儘管1948年2月5日他對里斯聲稱,「我在身體上非常健康」,事實上他正承受著消化不良的痛苦侵襲。為了與之作戰,工作時他在身邊放一罐「斯克瑞格」炭烤餅乾。他非常相信這種治療法(金斯頓家的孩子毛德和肯記得他很少吃別的東西),結果常常得步行去阿克洛補充存貨。但餅乾似乎並未解決問題:「我的工作進行得不賴,」1月份他寫信給馬爾科姆,「我覺得,如果未遭受似乎沒辦法擺脫的消化不良之苦,我的工作甚至能進行得非常好。」
糟糕得多的(但也許與他糟糕的消化有某種聯絡)是他惡化的神經狀況。2月3日他寫道:
感覺不好。不是身體上的,而是精神上的。害怕瘋癲來襲。只有上帝知道我是否有危險。
如果過去一年在劍橋時本的鄰近是他精神不穩定的原因,那麼離開本並未令他的心智更健全。2月5日他向馬爾科姆報告:「偶爾有古怪的神經不穩定的狀態,對此我只想說,發作時糟糕透頂,唯一的緩解辦法是禱告。」同一天他寫信給里斯:
恐怕我的神經常常不守規矩。當然它們是疲憊和衰老的神經——我的工作大體上進行得相當好。它同樣也是一個老人的工作:雖然我並不真的老,但我有某種衰老的靈魂。但願能許給我這件事:我的身體不比我的靈魂活得久!
「我常常相信,我正走在直通瘋癲的路上,」一個月後他告訴馮·賴特,「難以想像我的大腦能很長時間地經受這種緊張。」
隨後的兩個星期他處於一種劇烈沮喪的狀態中,無法工作,對自己的住處越來越不滿。他最初滿意他的主人。「他們很安靜,」12月份他曾寫信對馮·賴特說,「我在自己房間裡用餐,很少受到打擾。」但是3月份,這一家最小的肯(當時11歲)的一個朋友住了過來。兩人睡一張床,半夜起來說笑。維特根斯坦劇烈地砸牆,要他們安靜,他們卻視之為玩笑。維特根斯坦真的束手無策了。他發電報到都柏林,說情況緊急,要德魯利在羅斯旅館訂一個房間併到旅館看他。德魯利回憶:「他一到旅館我就過去看他。他看上去苦惱和激動」:
維特根斯坦:事情來了。
德魯利:我不明白;發生了什麼?
維特根斯坦:我一直害怕的:我不再能工作。過去兩星期我什麼工作都沒做。晚上我不能睡覺。我房間底下的人很晚的時候起來說話,持續的咕噥聲快把我逼瘋了。
德魯利開了點藥片幫助維特根斯坦睡眠,他告訴維特根斯坦,自己的兄弟在愛爾蘭西海岸的農舍現在沒人住,歡迎維特根斯坦利用之。在那兒他起碼能找到平靜和孤獨。
鬆了口氣之後,維特根斯坦回到瑞德克洛斯仔細考慮。他在金斯頓家過了復活節,但仍然無法工作,因此決心接受德魯利的好意。不過他的心情頗有改觀——和金斯頓一家的關係也一樣——離開前不久,他送給孩子們一個大大的裝滿巧克力的亮綠色的復活節彩蛋;4月28日,動身去西海岸的那天,他在來訪本上籤下了這句話:「很愉快的時光,謝謝你們」。
沒有理由從這句話裡看出任何諷刺或不誠——這話無疑真實表達了對金斯頓一家的感激。但至少,很難把他住在瑞德克洛斯的最後兩個月稱作「很愉快的時光」,離開前一週寫給里斯的信表明了這一點:
這些天我常想起你,雖然也許聽起來可怕,但確實常常想起;感謝上帝我寫了信要你復活節別來看我。因為過去6或8周對我來說是一段糟糕的日子。首先我經受著可怕的沮喪,然後得了場重感冒,而我一直都不知道要離開這兒到哪裡去。現在我逐漸好點了,打算下星期離開這兒到西部的羅斯洛去。這麼做很是不便(那兒和都柏林之間有10小時路程),但就我的目力所及,我只能這麼做。所以,如果你來,你會發現我處於一種備受磨難的狀態中。但願我有一點力量,有一點勇氣,還有運氣!過去一個月,我已經能作一點思考了(我指哲學方面;我的大腦雖然遲鈍,但並未停滯,我情願它停滯了!)。
1934年維特根斯坦就見過康尼馬拉的羅斯洛農舍,當時弗朗西斯·斯金納和莫里斯·德魯利陪他到那兒度假。羅斯洛位於基拉里港口,面對著海,周圍環繞的主要是一段有著出奇尖角的名為「十二尖峰」的山巒。農舍建造時是為了當海岸看守站,但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廢棄不用了。20世紀20年代早期這屋子無人居住,唯一的用途是愛爾蘭共和軍隱藏囚徒之所;1927年莫里斯·德魯利的兄弟邁爾斯把屋子買了下來當度假屋。羅斯洛附近還有幾個農舍,但跟商店、郵局或別的村子或別的城鎮設施都隔了好多英里。這種隔絕雖如維特根斯坦預計的那樣「很是不便」,但卻是必要的——如果他想享有那種他覺得自己的工作必不可少的免於干擾的自由。
維特根斯坦到那兒時托馬斯·穆爾克里斯接了他(維特根斯坦後來學會了和基拉里的每個人一樣叫他「托米」),穆爾克里斯是德魯利家的僱員,住在離羅斯洛約半英里遠的一個小屋子裡,他照顧德魯利家的度假屋,報酬是每週3英鎊。(他撿煤、捕鯖魚,作為這份微薄工資的補貼。)德魯利對托米說過維特根斯坦經受著神經垮掉之苦,要求他盡其所能地幫忙。於是每天早晨他步行到羅斯洛送牛奶和煤,看看維特根斯坦情況如何。維特根斯坦發覺托米(他這樣告訴馬爾科姆):「很好,比起我在維克洛郡時周圍的人,肯定是更好的夥伴。」
後來和里斯談話時他則有更多的批評,他說穆爾克里斯全家都是不想幹任何活的人。他震驚地看到,雖是個出色的女裁縫,托米的母親卻衣衫襤褸地晃悠,托米自己雖是個合格的木匠,但他們屋子裡的每一張椅子都有一條斷腿。他在日記裡徑直說托米——「我在這兒完全依賴於他」——是「不可靠的」。
無論可不可靠,托米是他有的一切。他最近的鄰居莫蒂默一家認為他完全瘋了,不願跟他有任何關係。他們甚至禁止他走進他們的地界,理由是他會嚇壞他們的羊。因此,如果他想到羅斯洛後面的山崗上走走,就不得不走一條長而迂迴的路線。有一次他這樣散步時,莫蒂默家的人看到他突然停住,用手杖當工具在路上的泥地裡畫一個輪廓圖(一個兔-鴨圖?),他站著,長時間全神貫注盯著這張圖,然後又走了起來。這事印證了他們最初的看法。還有一件事也是如此:一天晚上,莫蒂默家的狗叫聲打亂了維特根斯坦的專注,他猛烈爆發了。事實上,他留給莫蒂默家的印象,與他先前留給奧地利鄉下村民的印象頗為雷同。
托米也覺得維特根斯坦有點怪。但部分因為對德魯利家的忠誠(邁爾斯·德魯利曾跳下船救出了溺水的托米),部分因為開始喜歡「教授」的相伴,他願意竭盡所能使維特根斯坦在羅斯洛的居住儘量舒適和愉快。例如,他盡了最大的努力滿足維特根斯坦嚴格的清潔和衛生標準。按維特根斯坦的建議,他每天早晨不只送去牛奶和煤,還送去自己用過的茶葉。每天早晨,茶葉灑在廚房地板上吸汙垢,然後掃掉。維特根斯坦還叫托米弄掉屋子裡的「甲殼動物」(土鱉蟲)。托米的做法是,給整個屋子噴了多到令人窒息的消毒粉。畢生害怕每一種蟲子的維特根斯坦對結果感到滿意,他情願面對窒息的威脅,也不願意看見土鱉蟲。
羅斯洛農舍有兩個房間,一個臥室和一個廚房,維特根斯坦的大部分時間在廚房裡度過。但沒用廚房做飯。在羅斯洛時,他幾乎完全依靠從戈爾韋的一家雜貨店裡訂購的罐頭食品。托米挺擔憂他的飲食。「罐頭食品會吃死你」,他有一次說。維特根斯坦的回答是陰森的:「反正人活得太久了」。維特根斯坦把廚房改作書房,托米早晨去時,常常發現他坐在廚房的桌子邊,往夾起來的散頁上寫著什麼。幾乎每天都有一堆丟掉的紙頁,燒掉它們是托米的活。
一天早晨,托米到羅斯洛時聽見維特根斯坦的說話聲,進屋後驚訝地發現只有「教授」自個。「我以為你有個伴在這兒呢,」他說。「我是有,」維特根斯坦回答,「我在跟我的一個很親愛的朋友——我自己——談話。」在他這時期的一本筆記本里,這句話得到了呼應:
幾乎我的所有寫作都是跟我自己的私人談話。我跟自己促膝而談的話。
除了和托米在一起的時候,維特根斯坦在羅斯洛的孤獨只被本·理查茲的一次短暫來訪打斷過;1948年夏天理查茲在那兒住了幾個星期。他們一起進行了維特根斯坦鍾愛的散步,爬到山上,沿著海岸,讚歎這一地區美妙的各式各樣的植被和物種。
維特根斯坦對在基拉里見到的各種鳥尤感興趣。(在西愛爾蘭海岸的那一段,北方潛鳥、鸕鷀、杓鷸、蠣鷸、海鸚和燕鷗都相當常見。)起初他常要托米幫忙辨識鳥種。他描述自己見過的一隻鳥,托米盡其所能地叫出名字,不過托米坦率承認:「也許我給他的並不總是正確的名字」。抓到托米的幾次錯之後,維特根斯坦改為倚仗德魯利寄來的插圖手冊。
為了更好地觀看海鳥,維特根斯坦想在基拉里海岸外的某個小島上建一座棚屋。托米(建這個棚屋將是他的活)最終勸阻了他,理由是小木棚屋不夠堅固,經受不住島上的曝露環境。作為替代,托米帶維特根斯坦乘划艇出海;托米划船,維特根斯坦或是注意著海鳥,或是默默坐著沉思。乘船出海時他們偶爾會聊天,維特根斯坦回憶自己在挪威的日子——那時他得划船穿過海灣補充給養——托米則回答維特根斯坦提出的關於基拉里歷史的問題。
維特根斯坦對較為馴化的鳥也感興趣:常到農舍找麵包屑的知更鳥和蒼頭燕雀。他鼓勵它們,在屋外留下食物;最終它們變得很馴服,到廚房的窗戶那兒找他,在他的手裡吃。離開羅斯洛時他給了托米一點錢買食物,供養已然指望每日餵養的鳥。不過,再去農舍時托米發現鳥的馴服害了它們。在窗邊等待餵養時,它們成了本地貓的方便獵物。
羅斯洛的生活方式雖然艱辛,但看上去卻提供了增進維特根斯坦的精神和身體福祉的必要條件。如我們所見,到那兒時他狀態糟糕。「我最近的日子很糟:靈魂、心智和身體,」到那兒幾天後的4月30日,他寫信給馬爾科姆,「許多星期我感到極其沮喪,然後覺得自己病了,現在我虛弱、完全呆滯。我有五六星期什麼工作也沒做了。」但一個月之內,農舍的孤獨、海岸景色之美、鳥兒的陪伴和托米·穆爾克里斯的親切支援(就算不完全可靠)已然造成了好的變化。維特根斯坦發覺自己又能工作了。
他對那兒的生活方式的最大抱怨是必須自己做一切家務活。他覺得這事麻煩得要死,但照他寫給馬爾科姆妻子李的話說,「無疑這事也是一大恩賜,因為它令我保持神智健全,強迫我過規律的生活,大體上這事對我有好處,雖然我每天都詛咒它」。
只是由於美國漿紙小說(pulpfiction)的短缺,羅斯洛的偏遠才是一個問題。最近的村子在10英里之外,那兒可供選擇的書非常貧乏;諾爾曼·馬爾康姆定期寄來「雜誌」包裹的空檔期裡,維特根斯坦被迫讀多蘿西·賽耶斯。他告訴馬爾科姆,那「差得要命,令我情緒低落」。馬爾科姆供給的「真正的玩意」帶來了解脫:「開啟你的一本雜誌時,就像從憋悶的房間裡出來,走進了新鮮空氣裡」。
不過,偶然地,他倒在村商店裡找著了他鐘愛的偵探小說(諾伯特·戴維斯寫的)《恐懼集結地》的平裝本。上一年在劍橋時他讀了戴維斯的書,喜歡得不得了,還借給摩爾和斯麥瑟斯兩人讀(後來也給了本·理查茲一本)。再次見到這書,他抵不住誘惑買下重讀,結果對之的推崇甚至又增加了。「雖然如你知道的,」他寫信給馬爾科姆,「我讀過成百本令我快活的、我愛讀的書,但我認為我只讀過兩本我可能稱之為好玩意的書,戴維斯的這本是其中之一。」他請馬爾科姆去找出更多戴維斯的資訊:
聽起來也許瘋狂,但最近重讀這故事時,我又一次如此喜歡,我竟覺得自己真的想寫信感謝作者。如果這是發瘋請不要驚訝,因為我就是這樣。
不幸的是,馬爾科姆回報:「就我能想到的辦法,我沒能獲得這位作者的任何資訊。」這挺遺憾,因為1948年諾伯特·戴維斯實際上迫切需要鼓勵。他是——還有達希爾·哈米特及其他《黑麵具》的作者——美國「硬派(hard-boiled)」偵探小說的先鋒之一。20世紀30年代早期,他放棄了律師職業去寫偵探小說,享受了10年成功作家的日子。然而20世紀40年代晚期他陷入了困難。維特根斯坦寫了給馬爾科姆的那封信後不久,戴維斯寫信對雷蒙德·錢德勒說,自己最近寫的15個故事裡的14個遭到退稿,請求錢德勒借他200美元。第二年他在貧困中死去,全然不知自己的一項罕見的(可能是獨一無二的)榮耀:寫了一本維特根斯坦喜歡得想寫封感謝信給作者的書。
偵探小說在康尼馬拉的短缺無疑部分解釋了維特根斯坦的感謝之情。但為什麼他把《恐懼集結地》排在他讀過的(數量很大的)其他所有偵探故事之上呢?
答案也許在於這小說的幽默,事實上這是它最抓人的特點。故事中的偵探竇恩與山姆·斯貝德和菲利普·馬洛這樣的人物的區別之處,是相當喜劇化的不討喜的外表:他是一個矮小、肥胖的人,到哪兒都領著一隻體型巨大、訓練有素的名叫卡斯代爾斯的大丹狗[270]。在戴維斯的風格里,尤其觸動雷蒙德·錢德勒的特點是他殺死自己人物時的不經意方式,這一點在《恐懼集結地》裡特別明顯。例如,在描述了南美一家旅館「阿茲特克」的遊客,設定了場景之後,戴維斯引入了「加西亞」:
對那時叫加西亞的那個人來說那一切都很乏味。他坐著,喝著啤酒,啤酒顏色普通,濃度和溫醋相當,他陰沉地看著。他的臉瘦削、微黃,零零落落的鬍子是黑色的,他是斜眼。對於從阿茲特克旅館來的遊客,他真應該更有興趣一些,因為其中一人很快就要射殺他。但他不知道,如果你告訴他,他會笑你。他是個壞人。
竇恩射殺另一個「壞人」包迪斯特·波諾法爾時,浪漫幼稚的女主角簡關心地問:「他傷著了麼?」「一點兒也沒,」竇恩說,「他只是死了。」
「幽默不是一種情緒,而是一種看世界的方式,」維特根斯坦在羅斯洛時寫道,「所以,若說幽默在納粹德國被撲滅了是正確的,那麼這不是指人們情緒不佳或任何那一類事情,而是指深刻得多和更重要的東西。」為了理解那「東西」是什麼,把幽默視為一種奇怪和不可理解的東西也許是有啟發的:
兩個人在一起笑,比如說因為一個笑話。其中一人用了某個有點不尋常的說法,現在他們兩人都迸發出抽搐似的笑聲。對於來自很不同環境的遊客來說,這也許顯得很反常。但我們覺得完全合理。(我最近在公共汽車上目擊了一次這樣的場景,而且,我能想像自己是個對此感到陌生的人。從那個角度看,我覺得那事完全不合理,像是怪異動物的行為。)
就像理解音樂一樣,理解幽默為維特根斯坦對哲學理解的觀念提供了一個比喻。在這兒,理解所需的東西不是發現事實,也不是從已接受的前提出發作出邏輯有效的推理——更不是建構理論——而是正確的視角(由之來「看」笑話,來聽音樂的表現,或看到走出哲學迷霧的路徑)。但我們如何解釋或教授「正確的視角」所指的東西?
那麼我們如何向某人解釋「理解音樂」意味著什麼?指明某個理解了的人經驗到的意象、動力感覺[271]等等?更可能的是,引起對他富於表現的動作的注意——我們真的應該問,解釋在這兒有什麼功能。還有這話是在講什麼:理解「‘理解音樂’意味著什麼」。有人會說:理解「‘理解音樂’意味著什麼」是指:理解音樂本身。而對此我們要問「唔,能教某人理解音樂嗎」,因為那是唯一能稱為「解釋音樂」的教學。
在聽或演奏音樂時,以及別的時候,有與欣賞音樂(appreciationofmusic)相配的特定表現。有時姿勢構成了這表現的一部分,但有時,那隻關乎某人如何演奏或哼那段音樂,有時則關乎他作出的對比和他彷彿為了圖解那音樂而使用的意象。理解音樂的人和不理解的人會以不同的方式聽(例如臉上帶著不同的表情),以不同的方式談。但是他之顯出自己理解某一具體的主題,不只在於他聽或演奏那主題時的伴隨現象,而在於他對音樂的一般性理解。
欣賞音樂是人類生活的一種現象。我們該如何對某人描述之?唔,我料想我們首先得描述音樂。然後我們可以描述人類如何對之作出反應。但那是我們需要做的一切嗎,或者我們還必須教他自己理解那音樂嗎?唔,使他理解了音樂,和給他一種未使他理解音樂的解釋,是兩種意義上的「教他什麼是理解」。還有,教他理解詩歌或繪畫,可能有助於教給他「理解音樂」涉及的是什麼。
對理解音樂的這些論述——和前面引用的對幽默的論述一樣——已經出版了,那本書收集了「雖然散落在哲學文著裡、但不直接屬於他的哲學工作的」(《文化與價值》的編者前言)論述。但它們與維特根斯坦的哲學工作的聯絡比這話暗示的更直接。在羅斯洛時,他的主要哲學關注點之一是「面相-觀看」的問題。為了討論這一問題,他常想像「面相-盲」(或照他有時的說法,「格式塔-盲」)的人——不能把某某看作某某的人。不能把他對「不能看出一個笑話或不能欣賞音樂是怎麼回事」的論述與這一哲學關注分開;它們是其一部分。
「盲然不見這些面相的人缺少的是什麼?」維特根斯坦自問自答:「這麼回答並不荒謬:想像力。」但個人的想像雖必要卻不充分。為了能見到「面相」(因此,為了幽默、音樂、詩歌和繪畫能有所意謂),還需要一種文化。所以,維特根斯坦對「面相-觀看」的哲學關切和他的文化關切之間的聯絡是簡單、直接的。在下面這組論述中(寫於羅斯洛,應當新增之、使之出現在維特根斯坦名副其實的哲學著作裡)這一點說得挺清楚:
若一個人不理解這個問題:字母f朝向哪邊?例如在哪邊能畫一個鼻子?或若他發現不了一個詞在反覆使用多次之後失去了什麼(即其意義);或若發現不了那時它變得只是一記聲音了——他缺少的是什麼?
我們說:「首先這兒有某種類似意象(image)的東西。」
是不是這樣的人不能像理解了的人那樣領會一個句子、判斷之?是不是對他來說那句子不是活的(就這說法的一切含義而言)?是不是那個詞沒有一種意義的氛圍(aroma)?因此他經常對那個詞作出與我們不同的反應?——可能是這樣的。
但如果我帶著理解聽一個曲調,不是有某種特殊的事情在我之中發生著嗎——那種如果我不帶著理解聽就不發生的事情?那是什麼?——沒有答案;或者,在我身上發生的任何事都是乏味的。我確實會說「現在我已經理解它了」,也許還談論它,演奏它,拿它跟別的曲調比較,等等。理解的跡象可以伴隨著聆聽。
把理解稱為一種伴隨著聆聽的過程,這是錯誤的。(當然,也不能把理解的表露、富於表現的演奏稱為聆聽的伴隨現象。)
因為,如何能解釋「富於表現的演奏」是什麼?肯定不是通過任何伴隨著演奏的東西——為了解釋需要什麼?可以說:一種文化——如果有人在一種具體的文化中長大——然後以如此這般的方式對音樂作出反應,那麼你就能把「富於表現的演奏」這個短語的用法教給他。
看見面相,理解音樂、詩歌、繪畫和幽默,這些反應屬於一種文化、一種生活形式,而且只能在一種文化、一種生活形式之中存活:
沒有相同幽默感的人是怎樣的?他們不對彼此作出恰當的反應。彷彿是,在某些人中間有一種習俗,一個人把一個球扔給另一個人,那人應該接住並扔還;但有人卻不扔還,把球放進口袋裡。
因此,如果幽默在納粹德國真的被撲滅了,那麼這意味的不只是人們情緒不佳,而是納粹成功地摧毀了整個生活方式——一種看世界的方式和一套與此方式相伴的反應和習俗。(可以說,那意味著納粹把球放進了口袋裡。)
「面相-觀看」的哲學困難是由這個表面上的、費解的事實引起的:雖然面相改變了,但所看的東西沒變;同一幅圖畫一會兒是鴨子,一會兒是兔子。同樣,同一個笑話、同一首詩、同一幅畫或同一段音樂,一會兒只是反常和異域的行為、紙上的語詞、畫布上的色斑或無條理的聲音,一會兒(得到理解時)又是好笑的、動人的、美麗的或富於奇妙表現力的:「不可理解的是,什麼也沒有改變,可一切又都改變了。」
人們常常引用維特根斯坦談哲學的話——哲學「讓一切如其所是」。但人們常常看不到,在力求什麼也不改變,只改變我們看事物的方式時,維特根斯坦試圖改變一切。他對自己工作的成效持悲觀主義,與此相聯絡,他深信我們看事物的方式不是由我們的哲學信念決定的,而是由我們的文化、我們得到撫養的方式決定的。面對著這個,正如他曾對卡爾·布立吞說過的:「一個人自個能做什麼?」
傳統不是人能學習的東西;不是一根他覺得喜歡就能撿起的線;就像人不能選擇自己的祖先。
缺乏但想擁有一種傳統的人,就像一個不快樂地愛著的人。
維特根斯坦擁有一種傳統——一種他深愛著的傳統:19世紀的德國/奧地利文學、藝術和(尤其是)音樂。但他敏銳地意識到,自己一生的大部分時間裡這一傳統不再活著。在這個意義上,與其說他不快樂地愛著,不如說他絕望地忍受著喪親之痛。他覺得從事自己工作必需的住在康尼馬拉的肉身隔絕,與遍佈於他工作中的文化隔絕感正相吻合。
1948年夏天,從5月到8月維特根斯坦一直住在羅斯洛。這4個月裡他寫了很多。但生活方式的要求和無常的健康狀況合起來使他覺得自己太脆弱、不能做完自己打算做成的事。他告訴馮·賴特,「我很容易就累了,身體上和精神上」。他在日記裡寫道,自己「太軟弱,太脆弱,也太懶惰,做不成任何有意義的事」:
偉大人物的勤奮,不說別的,是他們的力量的一個標誌,頗獨立於他們的內在財富。
此外他還遭受著憂鬱的侵襲之苦,他喜歡把這憂鬱擬人化,彷彿受了一個鬼魂的糾纏。「不要讓悲傷侵擾你」,6月29日他寫道:
應當讓它進入自己的心裡。不應該害怕瘋癲。它到你這兒來,也許是朋友不是敵人,唯一不好的事是你的抵抗。讓悲傷進入自己的心裡。不要把它鎖在門外。站在門外面,在頭腦[272]裡,它是令人恐懼的,但在心裡它不是。
稍後的7月11日,他認出了這位鬼魂:
想了很多最後一次和弗朗西斯在一起的時光,還有我對待他的可恨態度。那時候我很不快樂;但有著一顆邪惡的心。我看不出,終此一生我怎麼還能擺脫這內疚。
他覺得,自己經受不了多久在羅斯洛獨居的心理和生理緊張了。他覺得幾乎不能想像自己受得了在那兒過冬。「但是」,7月17日他寫道,「我已決定試著那樣做」:
我祈禱得很多。但我不知道自己是否抱著正確的態度祈禱——沒有c和b[康·德魯利和本][273]的祝福,我無法在這兒生活。
他問托米是否願意考慮冬天收自己當房客。托米拒絕了。他狹小的只有兩個房間的農舍已然過度擁擠——住著他、他母親和他姐姐。維特根斯坦也接觸了鄰近的凱爾摩爾屋(現在的凱爾摩爾旅館)的業主菲利普斯夫人,但得知她只在夏天收房客。如果要留在康尼馬拉,唯一可能的選擇是獨自住在羅斯洛。
8月份他離開了康尼馬拉,先是到都柏林看德魯利,然後到阿克斯布里奇找本,住在本的家裡。9月份他動身去維也納看赫爾米勒,赫爾米勒患了癌症,病得厲害。
返程中,他在劍橋花了幾個星期口述一份從他在愛爾蘭寫的東西里編輯出的打字稿。這份稿子現在已出版,即《心理學哲學評論》第二卷。但和第一卷一樣,他沒把這份打字稿設想為一本獨立的著作;他為它設定的——也許是表面上的——目標,是以便利的形式提供一組用於修訂《哲學研究》的論述。
10月16日這項工作完成了,維特根斯坦回到都柏林,原本打算再去羅斯洛。他曾從維也納寫信請託米整理農舍備他返回。然而,如我們所見,他對返回抱有嚴重的疑慮。作為維特根斯坦的醫生,德魯利也擔心,在那樣的地方過冬,如果病倒了沒人照顧他,沒法讓他得到醫療看護。此外維特根斯坦發現,自己正住的那個都柏林旅館頂層的房間溫暖,舒適,(最重要的是)很安靜,在那裡他能很好地工作。結果他就作為房客在羅斯旅館過冬了。
1948年的羅斯旅館是個很大但不特別奢華的旅館,位於帕克蓋特街,靠近鳳凰公園。(它仍在那兒,但現在作了大規模改造,更名為阿什林旅館。)當地人稱之為「新教」旅館:許多永久房客是新教徒,而且新教教士來都柏林參加集會和會議時都用這個地方。「在都柏林看著這兒的教士的臉時,」維特根斯坦對德魯利說,「我覺得新教牧師看上去比羅馬神父較少沾沾自喜。我推測這是因為他們知道自己是一個這麼小的少數派。」
不過,對他更重要的是,這兒離鳳凰公園的動物園只有很短的步程。通過德魯利,他成了皇家動物學會的會員,因此可以自由地進入動物園,有權在會員室裡用餐。在都柏林時他差不多每天都見德魯利:他們在午餐時會面,或者在動物園的會議室,或者在格拉夫頓街的比尤利咖啡館,那兒的女招待很快適應了維特根斯坦一成不變的食譜,用不著點餐就給他上煎蛋和咖啡。德魯利還向他推薦了葛拉斯內文的植物園,那兒帶供暖的帕姆屋提供了一個溫暖和適意的冬季工作場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