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你一定別說你在英格蘭有錢,因為等你到了那兒,他們可以強迫你把錢轉給德國國家銀行;

3)如果德國領事館在都柏林或劍橋接洽你,要你登記或換護照,你要小心地應對,一個輕率的詞就可能令你再也回不了維也納;

4)你寫信給家裡時要非常小心,只談純私人的事務,他們肯定審查信件。

至於更改國籍的問題,斯拉法建議,如果維特根斯坦決心申請愛爾蘭公民身份,那麼應當在失去自己的奧地利護照之前去做,因為奧地利人比德國人更容易做成這事。另一方面:

在當前的環境下,如果英國國籍是唯一你不用再居住10年就能獲得的國籍,那麼我沒有疑議:而且你在英格蘭有能幫你得到英國國籍的朋友:一個劍橋的職位肯定能令你迅速地得到它。

下一個星期五斯拉法將動身去義大利,他邀請維特根斯坦來劍橋討論這事,如果維特根斯坦在那之前能來的話;但是他告誡說:「以後,寫給我的信將轉寄到義大利,所以當心你說的話,你也許在寫給義大利審查官看。」信的結尾是:「抱歉這是封混亂的信」。人們不禁好奇,他在其他通訊裡達到的清晰和準確是什麼級別的。

「無疑你意識到了現在你是個德國公民。」斯拉法寫下這幾個可怕的詞的那天,維特根斯坦的日記說明他正在跟這一意識較勁:

我現在處於格外困難的境地。隨著奧地利併入德意志帝國,我成了德國公民。那對我是個可怕的處境,因為我現在隸屬於一種我在任何意義上都不認可的權力。

兩天後,他「在心裡和在嘴上」都決定,要放棄自己的奧地利國籍,依照移民幾年的想法去做:「這沒什麼不同。但想到要丟開我的同胞,這種感覺糟透了。」

收到斯拉法的信後維特根斯坦立刻從都柏林動身前往劍橋與之討論形勢。3月18日他在日記裡記道:

昨天斯拉法建議我,暫時在任何情況下都別去維也納,因為我現在幫不了我的人,而且十有八九不會獲准離開奧地利。我不完全清楚該做什麼,但暫時覺得斯拉法是對的。

經過與斯拉法的這次談話,維特根斯坦決定採取一系列行動。首先要確保獲得一個劍橋的學術職位,然後是申請英國公民身份。為了這兩個目標,他立刻寫信向凱恩斯求助。他先向凱恩斯解釋自己的處境——隨著奧地利被吞併他成了德國公民;根據紐倫堡法案,他成了德國猶太人:「當然,同樣的事也發生在我的兄弟姐妹身上(他們的孩子則不,他們算雅利安人)。」「我必須說,」他加上,「成為(或當)一個德國公民,即便不論其所有的骯髒後果,這個念頭也令我不寒而慄。(也許這是愚蠢的,但就是這樣。)」他勾勒了斯拉法反對他去維也納的論據——他的奧地利護照將被沒收;作為一個猶太人,他將得不到新護照的批准;因此他將不能離開奧地利,再也不能得到一份工作。當德國猶太人或當英國大學講師,面對這個選擇,他有點不情願地被迫選了後者:

以前我有過得到英國公民身份的想法;但我總是否決之,理由是:我不願成為一個偽英格蘭人(我覺得你能理解我的意思)。然而,現在我的處境完全變了。現在我不得不在兩個新國籍中作出選擇,一個國籍剝奪我的一切,另一個起碼允許我在這麼一個國家裡工作:在這個國家裡,我長長短短度過了成年生活的最多時光,交到了我的多數朋友,做出了我的最好工作。

……關於得到一個劍橋的職位,你也許記得,我過去有5年是一個「助理講師」[217]……現在我要申請的就是這個,因為沒有別的空缺職位。事實上,我曾想過自己終究要申請;就算不是現在,或許也是下一個秋天。但是現在,儘可能快地得到一個職位對我是重要的;因為a)它對我入籍有幫助,b)如果我沒能入籍、不得不成為「德國人」,那麼,要是我在英格蘭有一個職位,去看我的人時就更有機會得到再離開奧地利的允許。

依照斯拉法的建議,維特根斯坦請凱恩斯介紹一個法律顧問——「一個這種事上的專家」——幫助自己申請入籍。「我想要補一句,我絲毫沒有經濟困難。我有大約三百或四百鎊,因此,不難再維持差不多一年。」

凱恩斯對這封信的回信沒有保留下來,但很顯然他盡其所能為維特根斯坦確保了一個大學裡的位置,並在申請英國公民身份的事上提供了幫助。不過,維特根斯坦心裡有他的典型焦慮:擔心凱恩斯可能誤解他的處境;他把凱恩斯的信寄給帕蒂森,請帕蒂森「嗅嗅氣味」。他主要擔心凱恩斯把他當作最悲慘一族——貧困的難民——的一員呈遞給大學當局和內政部。因此,當凱恩斯說他大概符合學術援助委員會的審批條件時,他對之有點懷疑。他告訴帕蒂森,學術援助委員會「是一個幫助沒錢的人(例如難民)的機構;接受那兒[原文如此][218]援助不僅對我不公,也把我劃入了完全錯誤的類別」。他很緊張這一點,乃至懷疑自己是否應當利用凱恩斯為他寫給法律顧問的介紹信:

我有一種模糊的恐懼,如果這封介紹信的措辭有輕微的錯誤,那麼就會把事情弄得令我更難堪;例如,信裡也許說我是一種所謂的難民,並強調這件事的不符合實際情況的一面。

結果證明他的焦慮並無根據。大學迅速地作出答覆,他得到了一個下學期初生效的講師職位。

在等待英國護照的漫長日子裡,維特根斯坦一直很關心家人的情況。他很難知道他們身處多大的危險中,「合併」後不久收到的這封(用英語寫的)簡訊也沒令他放心:

我親愛的路德維希,

沒有一天曼寧和我不談到你;我們的愛意始終和你同在。請不要為我們擔心,我們真的十分好,精神處於最佳,在這兒一直很快樂。再見到你將是我們最大的喜悅。

你的愛你的,

海倫娜

對此,維特根斯坦在日記裡不以為然(無疑是正確的),說這是「維也納寄來的想叫人放心的空洞訊息。顯然是寫給審查官看的。」

事實上,對於自己面臨的危險,海倫娜和赫爾米勒的意識很遲緩;這種意識終於到來時,她們恐慌了。赫爾米勒回憶,「合併」後不久的一個早晨,保爾用恐怖的語氣宣佈:「我們算猶太人!」赫爾米勒能夠理解,為什麼這事把這麼大的恐懼砸進保爾的心裡。他極在乎自己的鋼琴演奏家職業,但身為猶太人,他將被禁止演出;此外他喜歡在鄉間長途散步,但每一個標明「猶太人禁行」的標語必將令他的散步大失其趣。不過,德國法律把赫爾米勒算作猶太人,這件事對她似乎只有很少的意義。她的大部分時間在自己的院牆內度過,她的生活無疑將和以前差不多,除了這件事——幾個過去在公共場所常跟她打招呼的人或許不再那麼做了。

起初保爾爭取使自己的家庭獲得雅利安人的待遇,他的根據是,他們一直是忠誠和愛國的公民,對國家貢獻良多。為了這個目的,他和格蕾特(她是美國公民,沒有危險)到柏林跟納粹當局交涉。他們的訴求毫無結果。他們得知,除非能找到他們的祖父母裡存在第二個雅利安人的證據,否則他們還是猶太人。

家族的另一支——維特根斯坦的姑姑米莉的後人——試圖證明赫爾曼·克里斯蒂安·維特根斯坦是雅利安人。在柏林的檔案裡留有一份米莉的孫女布里吉特·茨威奧爾寫的、為赫爾曼·克里斯蒂安的情況申訴的報告。報告呈給家譜研究部(reichstellefürsippenforschung,負責確定誰是或不是雅利安人的納粹部門),聲稱家族中人都知道赫爾曼·克里斯蒂安是某個瓦爾德克王族成員的私生子。茨威奧爾承認在這一點上沒有直接證據,但強調也沒有相反的證據;雖然赫爾曼·克里斯蒂安是在猶太社群里長大的,但無法證明他確是某個猶太人的兒子。她附上了一張赫爾曼和芬妮的11個孩子的照片,作為赫爾曼的雅利安出身的間接證據。「說這些孩子出自兩個純猶太父母,」她論證道,「依我們之見,在生物學上是不可能的。」報告指出,赫爾曼選擇「克里斯蒂安」當自己的中名,他有反猶分子的名聲,成年後不和猶太社會來往,不準子孫跟猶太人通婚。這份報告的落款日是1938年9月29日,但申訴未獲理睬,直到近一年以後納粹看到了接受這申訴的好處。

赫爾米勒、格蕾特和海倫娜大概與這份報告無關。對他們來說,赫爾曼·克里斯蒂安是摩西·邁爾的兒子,如果這意味著德國法律視他們為猶太人,那麼也只好如此。為了逃脫當德意志帝國的猶太人的後果,保爾很可能願意採取一切必要的手段。結果他完全看不到重新歸類的希望,因此只尋求儘快離開「大德國」。他催促赫爾米勒和海倫娜也這麼做——扔下一切到瑞士去。他勸道,房子起火坍塌時,明智的做法是跳出窗戶,忘掉裡頭的財物。然而,赫爾米勒不能離開自己的朋友、家人和心愛的霍赫海特,海倫娜也無法接受與自己的子女和孫子女分離。兩人都拒絕離開。1938年7月,在雙方都說了許多刺耳的話之後,保爾丟下奧地利的姐妹獨自去了瑞士。

海倫娜和赫爾米勒離開維也納,到霍赫海特消夏,她們仍舊相信猶太人身份不會帶給自己任何危險。9月份,格蕾特到霍赫海特告訴她們,德國之外的訊息靈通人士普遍相信戰爭隨時會爆發(那是捷克斯洛伐克出現危機的時候);人們還知道納粹會把德國的猶太人圈起來關進集中營,在集中營裡他們將飲食不足,受到很糟糕的對待。格蕾特催促赫爾米勒和海倫娜離開奧地利。

然而,這時德國猶太人不再可能進入瑞士,於是必須設計別的方案。在格蕾特的建議之下,赫爾米勒同意到一個維也納猶太律師那裡為自己和海倫娜買南斯拉夫護照。她顯然相信這是南斯拉夫政府授予國籍的方式,因為她說一點也不知道自己在買的是假護照,直到阿爾費德·索格倫代表她們去南斯拉夫拿護照——阿爾費德報告說,護照是在一家專門偽造檔案的工場裡製造的。

但赫爾米勒繼續進行這個計劃,她親自到慕尼黑,想用假護照獲得去瑞士的簽證。很快,警察開始調查這一處贗品來源;還未動身逃往瑞士,赫爾米勒和海倫娜就被捕了,一起被捕的還有格蕾特和阿爾費德。她們在監獄裡各過了兩夜,格蕾特又多過了一夜。在隨後的審訊中,格蕾特儘可能地說自己是整出醜事的唯一負責人,法官接受了這個說法;不過據赫爾米勒說,她們的最好辯護是外表和談吐。出現在法庭前的不是一群《我的奮鬥》裡描述的邋遢、發臭、穿土耳其長衫的猶太人,而是一個著名和富有的高等布林喬亞奧地利家族的驕傲成員。針對四人的指控都被撤銷了。

維特根斯坦本人對這故事知道多少,我們不可能說清。無論如何,他如此擔心姐姐的狀況,結果生病了。在一封1938年10月寫給摩爾的信裡,他談到「過去一兩個月的很糟糕的神經緊張」,並把它歸咎於:「我在維也納的家人有很大的麻煩。」對英國護照的等待變得幾乎無法忍受,因為他渴望能使用護照到維也納去,盡其所能地幫助姐姐。在這一切的焦慮之中,他實在受不了內維爾·張伯倫——此人嘴裡稱頌著「我們時代的和平」從慕尼黑返回。他寄給吉爾伯特·帕蒂森一張為慶祝張伯倫的「成功」而印刷的明信片。在一幀張伯倫夫婦的照片下面印著:「和平的朝聖者。真棒!張伯倫先生。」維特根斯坦在背面寫了:「如果你要一貼催吐劑,這就是。」

1938—1939年的冬天,德國國家銀行開始調查維特根斯坦家族持有的鉅額外匯。按照納粹法律,德國國家銀行有權強迫家族把錢轉給他們。然而,由於這筆財富的所有權的複雜配置,他們難以動手。看到這種情況,格蕾特想出了另一種確保她們姐妹安全的可能性:可以同意轉交外匯,作為交換她們要得到一封書面宣告:赫爾米勒和海倫娜獲得雅利安人的待遇。

於是柏林當局和維特根斯坦家開始了一長串的磋商,最終納粹同意接受布里吉特·茨威奧爾上一年寫的報告,以交換維特根斯坦家的外匯。由於保爾和家族其他人的分歧,磋商複雜了起來。這時保爾離開了瑞士,住在美國,他不同意為了滿足姐妹住在奧地利的乖張願望而同納粹作交易。他爭辯說,把這麼大筆的財富交到納粹手裡,幫助納粹,這是錯誤的。(赫爾米勒認為這後一個論證出自保爾的參謀們,指出那些人統統是猶太人——彷彿只有猶太人才會認為這種考慮是有意義的。)

1939年春天這些口角一直在持續;格蕾特在紐約、柏林和維也納之間穿梭,努力達成一種適合所有各方的協議;1939年6月2日維特根斯坦終於拿到英國護照時問題仍未解決。僅僅一個月之後,他就用這護照去了柏林、維也納和紐約,他的目標是幫格蕾特達到和解。據赫爾米勒說,這不是她弟弟適合做的那種事,在經驗上和在性情上都是如此。此外(雖然她沒指出這點),賄賂納粹接受一個謊言——他兩年前剛在這件事上作了懺悔——這裡頭的諷刺意味很難逃過他的注意。儘管如此,他仍然帶著自己身上全部的嚴謹和堅韌投入了磋商。「如果,」赫爾米勒補充道,「在紐約他沒達到他的目的,那真的不能怪他。」她在別處暗示,那得怪保爾。

儘管保爾反對,但這些磋商的結果是:大筆家族財富從瑞士轉到了德國國家銀行,「家譜研究部」則向其維也納辦公室發出了一份正式宣告,說赫爾曼·克里斯蒂安·維特根斯坦是無條件的德國血統(deutschblütig)。因此,1939年8月赫爾米勒、海倫娜以及赫爾曼·克里斯蒂安的所有其他孫子女都收到了證書,宣佈他們是猶太混血(mischlinge),不是猶太人。再後來,1940年2月柏林當局又進一步,發出一份公告宣佈涉及猶太混血的規定不適用於赫爾曼·克里斯蒂安·維特根斯坦的後人,而且,「按帝國公民法[紐倫堡法案]對他們作出的種族分類不帶來另外的困難」。這樣,赫爾米勒和海倫娜得以相對平靜地度過了戰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