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2月,和1914年7月一樣,維特根斯坦在自己祖國曆史上的一個關鍵時刻回到了奧地利。上一次危機導致了哈布斯堡帝國的終結,此刻的危機將導致奧地利自身的終結。

希特勒既有意圖、也有手段把奧地利併入他的德意志帝國,到1937年12月,任何願意思考此事的人都不會為此吃驚。《我的奮鬥》1925年起就在印刷,第一頁上希特勒就宣佈:「日耳曼-奧地利必須回到偉大的日耳曼母國……同一種血統要求同一個帝國。」幾頁之後:「最年輕的時候,我獲得了一個從未離我而去、相反愈加深刻的基本洞見:只能通過奧地利的解體來捍衛日耳曼精神。」1934年的納粹暴動[214]失敗後,希特勒一直在實行用「合法」手段摧毀奧地利的政策;在1936年7月的「奧地利和德國關係正常化」條約裡,奧地利承認自己是一個「德國的邦國」,奧地利總理許希尼格無奈之下允許內閣接納了「國家主義反對黨」的兩個納粹成員。由於希特勒隨後對凡爾賽條約的否定,他重整軍備的活動以及英國、法國、俄國和義大利的不願干涉,這件事已不可避免:有一天這個納粹反對黨將統治奧地利,在那種統治下奧地利不是獨立國家,而是納粹德國的一部分。

除了很少的例外,對於迫近的「合併」的可能後果,維也納大量猶太居民的認識很遲鈍——也可能是不想面對。即使是承認「合併」無可避免的人,也無法相信其可能的衝擊。當然,人們強烈要求不能在奧地利施行紐倫堡法案。猶太居民很好地同化進了奧地利生活的主流:高層有太多猶太人,猶太人和非猶太人之間有太多通婚,有太多忠誠的、只是祖先碰巧是猶太人的奧地利公民。在雅利安人和非雅利安人之間的差異如此模糊的國家裡,那些法律怎麼能實行呢?

至少赫爾米勒·維特根斯坦是這麼想的。1945年寫回憶錄時,她覺得不能設想自己曾那般幼稚——「但是,」她補充道,「比我更聰明的人看待正在散發威脅的政治事件時也同樣遲鈍。」她回憶1937年的聖誕節時用了特別玫瑰色的措辭,無疑是跟隨後發生的事情對照之下的結果。她寫道,很高興自己的所有4個兄弟姐妹及其各自的家人都到場了(此時,她和路德維希是家族裡唯一沒生孩子的;海倫娜率領著自己的一個分支龐大的家庭,是4個孩子的母親和8個孩子的祖母);他們跟她任教的學校裡的學生和前學生一起唱頌歌、憶往昔、玩鬧,還——最反諷地——聚在聖誕樹旁唱奧地利國歌。「盛宴在午夜結束時,我們都有同樣的想法:這是有過的最可愛的聖誕節;我們已在談論明年的聖誕了。」

維特根斯坦當時的日記裡毫無這樣的感性溫情。但也絲毫沒提政治事件。然而,他對局勢的認識不可能和他姐姐一樣幼稚。誠然,住在挪威時他的唯一資訊來源是法妮亞·帕斯卡爾寄去的倫敦新聞畫報(iillustrated/iilondon/iinews/i);另一方面,我們應該記住,過去一年他兩次到過劍橋,他可能無可估量地受惠於皮耶羅·斯拉法的見多識廣的政治分析和判斷。我相信,1月份對自己的非雅利安血統作出懺悔時,他既知道紐倫堡法案的條款,也知道這些條款未來可能施行到奧地利公民頭上。

不過他沒在日記裡討論政治。他寫了自己——在挪威的費勁日子後精神和身體都精疲力竭,發覺很難與身邊的人交談,幾乎不能對他們開口,心裡迷霧重重,覺得自己真不必在那兒。他還寫到弗洛伊德:

弗洛伊德的想法:在瘋癲時,鎖未被摧毀,只是被改變了;舊鑰匙不再能開啟它,但用一把造得不同的鑰匙能開啟它。

也許在這兒他寫的還是自己,他在寫一種感覺:只要找到一把新鑰匙,就能開啟通往自己牢房的門,然後「一切都將不同」。

1月份的第一個星期,他患了膽囊的毛病,臥床不起,但幾乎不認為病痛是他感覺這麼累和虛弱的真正原因。在床上,他反思著自己的肉慾,沉浸在對弗朗西斯的感情裡。他寫道,事情常常是這樣:不舒服時他對性的念頭不設防,易受性慾左右。他帶著性慾想念弗朗西斯,「而那是糟糕的,但現在的狀況就是這樣」。他很長時間沒聽到弗朗西斯的訊息了,為此而擔憂;一如既往地,他傾向於設想最壞的情況——例如,假設弗朗西斯死了:「我想:如果他死了,那是好的和對的;就此把我的‘傻念頭’帶走。」他立刻丟掉了這個黑暗的、唯我的想法,但只是部分地:「雖然——又一次地——我的意思只有一半是那樣。」

這一限制——就算有什麼區別的話——只是更令人震驚。對此事重新思索過後,他甚至真還半心半意地認為弗朗西斯死了是件好事?

他不覺得自己和維也納的任何人有任何親愛的關係,對此作反思時他寫道,「我是冷漠的,裹在自己之中」。他傾向於認為林蔭街的舒適生活對他有害,但要去哪裡呢?挪威房子裡的孤獨已證明不可忍受,他也毫無重回劍橋的學術生活的願望。又一次,都柏林顯得是一種有吸引力的選擇。在那裡能跟德魯利在一起,甚或和德魯利一樣接受精神病醫生的訓練。每件事都是不確定的;不知道想去哪兒住,也一樣不知道要做什麼。但一件事是確定的:他需要和一個能與之談話的人在一起。[215]

2月8日維特根斯坦到了都柏林,搬進了德魯利在切姆斯福德路的老公寓。到那兒的第二天他說自己:「無宗教性、脾氣壞、陰鬱」。他身陷這樣的「可恨處境」:不能工作、不知道幹什麼、只能呆在那兒等。他說自己仍有撒謊的傾向:「一次又一次,我看到自己不能決心說出關於自己的真話。或者我只是向自己承認片刻,隨後又忘記。」空虛,怯懦,對真相的恐懼,令他隱瞞了他不想承認的關於自己的事:「直到我不再有足夠的聰明發現它們」。兩天後他後悔來了都柏林,在這兒明顯什麼也做不了;「另一方面,我不得不等待,因為什麼都尚未很清楚」。住在都柏林的這頭幾個星期裡他寫了很少的哲學;彷彿他的哲學思想被哄得睡著了:「完全就像我的才能陷入了某種半夢半醒」。

哲學思想睡著了,當精神病醫生的想法甦醒了。他請德魯利安排自己去趟聖帕特里克醫院,以便能見到患有嚴重精神疾病的病人。他告訴德魯利他覺得這事極有趣。此行之後他寫道(用英語):「看到了瘋子身上的健全人!(也看到你自己身上的瘋子。)」隨後的幾個星期,他每週兩三次去看幾個長住病人。不過,他還不確定這麼做的結果會是什麼(如果有的話)。

此時是德魯利醫生訓練的最後一年,他正在都柏林城市醫院度過實習期。他告訴維特根斯坦,在急救科工作時,他為自己的笨拙而困擾,疑心來當醫生是個錯誤。無論維特根斯坦對自己從事醫學的計劃有多少猶疑,他倒是快速平息了德魯利的疑慮。第二天德魯利收到一封他的信,信裡強調:「你並未作出錯誤的決定,因為那時你並未忽視任何你知道的或你應當知道的東西。」他催促德魯利:「別想你自己,想想別人」:

看看人的苦難,身體上的和精神上的;它們近在你手邊,應該是你的問題的一劑良藥。另一種方法是,只要應該休息、整理自己,就休息。(不是和我在一起,因為我不會讓你得到休息。)……更切近地看看你的病人,把他們視作陷入麻煩的人類,更好地享受要向這麼多人說「晚安」的機會。單單這事就是一件許多人都嫉妒的來自天堂的禮物。我相信,這類事應當能治癒你的磨損的靈魂。這工作不讓你的靈魂歇息;但當你感覺到健康的疲倦,你不妨就休息。我認為,在某種意義上你並未足夠切近地看人的臉。

這封信的結尾是:「我希望你有好的想法,但主要是有好的感覺。」

1938年的頭幾個月裡,維特根斯坦的日記首次提到奧地利面臨的危機是在2月16日。「無法工作,」當時他寫道:

常常考慮我變換國籍的可能性。在今天的報紙上讀到,奧地利和德國的一種進一步的強制邦交已成了事實——但我不真正知道我該做什麼。

正是在那天,「國家主義反對黨」的納粹首領阿瑟·塞斯-因夸爾特博士被任命為奧地利內政部長,希特勒和許希尼格的貝希特斯加登會見的意義顯露了出來。

那次會見是2月12日進行的,起初奧地利為之而慶祝,視之為兩國間更誠摯關係的一種跡象。後來人們才知道,在這次「友好的會談」中,希特勒要求許希尼格委任納粹部長掌管奧地利警察、軍隊和財政事務,並威脅:「你三天之內滿足我的要求,否則我將下令進軍奧地利。」2月15日的《泰晤士報》報導:

如果同意滿足希特勒先生的這個建議:讓阿瑟·塞斯-因夸爾特博士當奧地利內政部長,並掌管奧地利警察部門;那麼,按照奧地利反納粹人士的普遍看法,這就意味著很快「奧地利終結」的字樣將寫在歐洲地圖上。

第二天,這份報紙乾巴巴地評論了一件事:宣誓就任部長後塞斯-因夸爾特立即從維也納動身去柏林:「內政部長的第一個舉動是訪問某個外國,這事很好地說明了,希特勒和許希尼格會見後,奧地利發現自己身處其中的不尋常境地是什麼。」

隨後的幾個星期裡維特根斯坦密切注意著事態進展。每個晚上他都問德魯利:「有新訊息嗎?」作為對此的回答,德魯利大概就告訴維特根斯坦當天的報道。然而,讀德魯利的回憶時人們會詫異他看的是什麼報紙。[216]他對走向「合併」的那些日子的記述,最少說也是有點奇怪的。他寫到,3月10日晚上他告訴維特根斯坦,每份報紙都報導希特勒隨時準備入侵奧地利。維特根斯坦的回答幼稚得嚇人:「那是個荒謬的謠言。希特勒不想要奧地利。奧地利對他根本沒用。」第二天晚上,據德魯利說,他不得不告訴維特根斯坦希特勒已然實際佔領奧地利。他問維特根斯坦他的姐姐們會不會有什麼危險。又一次,維特根斯坦的回答裡包含著極異常的無憂無慮:「她們太受尊重了,沒人敢碰她們。」

根據這些記述,人們也許認為維特根斯坦忘記了自己在2月16日的報紙上讀到的話——他毫不知曉奧地利受到的威脅,全然不知納粹政權的本性,也不關心家人的安全。這一切當然全是錯的;人們只能認為,他留給德魯利這個誤導的印象,是因為不希望增加德魯利的負擔。德魯利願意相信維特根斯坦的表面反應,這大概很好地說明了他對維特根斯坦毫不質疑的態度,還有他自己在政治上的幼稚。我覺得,也有可能是這樣:喜歡把友誼分門別類的維特根斯坦認為與德魯利討論這些問題沒用。他與德魯利討論宗教問題;政治和世間事務的討論,他依賴的是凱恩斯、斯拉法和帕蒂森。

然而,就算照其自身的邏輯——不考慮我們就維特根斯坦對政治事件的認識而言能夠知道或疑心的其他事——德魯利的故事也有一點費解。如果他每天晚上都對維特根斯坦報告新聞,那麼他就應該(例如)在3月9日告訴維特根斯坦,許希尼格宣告將舉行一次全民公決,請奧地利人投票決定他們是贊成還是反對一個獨立的奧地利。正是因為這一宣告,第二天希特勒命令軍隊逼近奧地利邊境準備入侵。現在,如果維特根斯坦對那條稍後新聞的反應是不承認希特勒想要奧地利,那麼他(同樣還有德魯利)認為許希尼格的全民公決的意義何在呢?為什麼需要再次確認奧地利的獨立?獨立於誰?

此外,部隊在邊境集結後的第二天,並不是希特勒佔領奧地利的那一天,而是許希尼格辭職、塞斯-因夸爾特成為首相的那一天。希特勒和德國部隊要再過一天(3月12日),在受到新首相的邀請之後,才越過邊境線;「合併」正是在此時正式達成。也許這像是吹毛求疵,但那三天的事件清晰地印在經歷過它們的每個人心裡;而且,這幾天裡,每一天的事態變化都應該對維特根斯坦有著——就算對德魯利沒有——極其重大的意義。3月10日奧地利是許希尼格治下的獨立邦國;11日它是納粹治下的獨立邦國;12日它是納粹德國的一部分。對一個猶太血統的奧地利家庭來說,第二天和第三天的差別是決定性的:它標誌著當奧地利公民和當德國猶太人的差別。

「合併」那天維特根斯坦在日記裡寫道:「聽到的奧地利的事令我不安。不清楚我應該做什麼,去維也納還是不去。主要是想到弗朗西斯,我不想離開他。」儘管在德魯利面前擔保無事,但維特根斯坦極關心自己家人的安全。他的第一反應是立刻到維也納和他們在一起;他沒那麼做,是因為害怕再也見不到弗朗西斯。但他還是寫信向家人承諾,如果他們需要他,他就去維也納。

維特根斯坦和斯拉法間的通訊裡唯一保留下來的一封信,是斯拉法在3月14日寫的,正是那一天希特勒在維也納舉行了勝利遊行;信裡對「合併」後維特根斯坦面臨的形勢作了一個很長的分析。這封信清楚地說明,維特根斯坦能從斯拉法那裡得到多高明的見多識廣的政治觀點和建議;這封信也說明,維特根斯坦肯定寫了信,直截了當地請斯拉法指點:若自己前往維也納,可能有什麼後果。

斯拉法的這封信開頭是:

在討論之前——可能寫得有點亂——對你的問題我想給出一個明確的答案。如果像你說的,能夠離開奧地利、回到英格蘭對你具有「生死攸關的重要性」,那麼毫無疑問——你絕不要去維也納。

斯拉法指出,奧地利邊境將禁止奧地利人出境,雖然這種限制有可能很快撤銷,但如果維特根斯坦去維也納,極有可能很長時間被禁止離開。「無疑你意識到了你現在是個德國公民,」斯拉法繼續說:

一進入奧地利,你的奧地利護照肯定會被沒收:那時你就必須申請德國護照,等到蓋世太保認為你配得上德國護照時,你的申請也許會得到批准……

至於戰爭的可能性,我不知道:它會在任何時刻發生,或許我們還有一兩年的「和平」。我真的沒想法。但我不願押寶說還有6個月的和平。

維特根斯坦必定還問了斯拉法,若當上劍橋的講師,會不會改善自己的處境,因為斯拉法繼續說:

不過,如果你不顧一切決定回維也納,那我認為:a)如果你是劍橋的講師,肯定能增加你獲准離開奧地利的機會;b)一旦你出了奧地利(我應該說德國),那麼進入英格蘭不會有困難;c)離開愛爾蘭或英格蘭之前,你應該到某個德國領事館把護照換成德國的:我猜他們很快就會開始這麼做;比起在維也納,在這兒你更可能換成護照;而且,如果你使用德國護照前往,允許你再次出境的可能就更高(雖然也根本不牢靠)。

「你必須謹慎,」斯拉法告誡,「在各種事情上」:

1)如果你去奧地利,你必須下定決心不說你有猶太血統,否則他們肯定拒絕給你護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