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特根斯坦回挪威時滿懷惶恐,這一點在他這時期的日記裡挺明顯。他在前往舒登的船上記錄,自己設法寫了一點,但沒「全心全意」在工作上。幾天後他描述自己:「空虛、沒想法、焦慮」——為獨自生活而焦慮。「恐怕我會沮喪、無法工作」:

我現在願和某個人一起生活。在早晨看見一張人臉——另一方面,我現在變得如此軟(soft),必須獨自生活也許倒對我好。我現在格外可鄙。

「我有一種感覺,」他寫道,「我不會徹底沒想法,但我會因為孤獨而沮喪,會無法工作。我擔心,在我的房子裡我的思想會全被扼殺,在那裡一種洩氣的情緒會完全佔據我。」但他還能在哪兒工作?住在舒登卻不住在自己的房子裡?他為這念頭而煩躁;而在劍橋,「我能教學,但不能寫作。」第二天,他「不快樂、無助和沒想法」;他發覺:「弗朗西斯真是獨一無二和不可代替。可和他在一起時,我對這一點的意識卻如此之少」:

卑劣完全捕獲了我。易怒,只想到自己,想我的生活是悲慘的,同時我卻一點兒不知道有多悲慘。

他不能面對這件事:搬回自己的房子裡。他的屋子以前看上去迷人,現在卻突然令他感覺陌異和不友好。他寄宿到安娜·勒伯尼那裡去了,但這樣做時他的道德感受到折磨。和她一起住,自己的房子卻空空立著,對此他深感「怪異」(unheimlich):「有這棟房子卻不住在裡面,我感到羞恥。不過,這種羞恥感竟是一種如此強烈的情感,這事很奇怪。」在雷伯尼的房子裡過了一夜後,他寫道,他覺得住在那兒很奇怪:「我不知道我住在那兒是否有正當的理由或任何好的理由。我既不真正需要孤獨,也沒有一點做工作的壓倒性衝動。」他感覺自己軟弱到了骨子裡。「是氣候的關係嗎?——真可怕,我竟如此容易被‘煩’(diesorge)擊敗。」他考慮搬回自己的房子,「但我害怕那裡的壓倒我的悲傷。」他寫道,向上走是困難的,向上走時人總是不情願的。他覺得自己太軟弱了,無法作出那種努力。有一兩天他傾向於認為,麻煩是身體上的甚於心理上的。「現在真的病了,」8月22日他寫道,「腹疼和發燒。」但隨後的那個晚上他記錄,體溫是正常的,但還是一如既往地感到疲倦。直到8月26日他才記下了第一個恢復的跡象:又能愉快地觀看挪威的景色了。那天他收到兩封信(他的說法是「禮物傾灑過來」)——一封來自弗朗西斯,另一封來自德魯利,「都可愛得令人顫抖」。就在那一天,他終於——在初到挪威生活的一年之後——寫信請弗朗西斯過來加入自己。「願事情順利。願此事降臨到我身上時有一半的得體。」

弗朗西斯欣快地接受了邀請。8月23日他曾寫:「你在一封信裡說‘我希望有你在這兒’。如果我去看你,對你會有什麼幫助嗎?你知道我會去,我愛去。」現在:「我非常願去看你。我確定地認為那對我有好處。對此我非常確定。」不過,由於腿上的一個皰症必須手術,直到9月的第三個星期他才能夠出行。

這段時間裡,維特根斯坦漸漸恢復了精神穩定度和工作能力,而且能夠搬回他的房子。「在生活裡看到的解決問題的方式,」8月27日他寫道,「是:如此這般地生活,從而使成問題的東西消失」:

生活是成問題的,這個事實表明,你生活的形狀與生活的模具並不相合。所以你必須改變生活方式,一旦你的生活與模具相合了,成問題的東西就會消失。

但我們不是有這種感覺嗎:看不到生活中的問題的人,對某種重要的東西、甚至對一切之中最重要的東西視而不見?我是不是想說:那樣的人只是漫無目的地生活——盲目地,像一隻鼴鼠;只要他能看,他就會看到問題?

或者,我是不是應該這麼說:正確生活著的人不把問題體驗為悲哀,所以,環繞他生活的是一輪明亮的光暈,而不是一片可疑的背景。

照這樣講,在維特根斯坦眼裡,自己既不是盲目的人,也不是正確生活著的人。他覺得生活的問題是問題、是悲哀。不可避免地,他認為問題就在於:「我糟糕地指揮自己,我有低階劣質的感情和思想」(1937年8月26日);「我是個懦夫,一次次地,我在一切場合裡注意到這一點」(1937年9月2日);「我沒有宗教性,但有畏(angust)」(1937年9月7日)。最後一句裡的「但」似乎是一點安慰,彷彿是說,如果他焦慮地感到自己缺乏信仰,那起碼證明他不是在盲目地生活——起碼給了他這種可能性:「明亮的光暈環繞他的生活」。9月4日他寫道:

基督教不是一種學說,我是指,它不是一種談論人的靈魂發生了什麼、將發生什麼的理論,而是對某種人類生活裡實際發生的事情的描述。因為「罪之意識」是一種實在的事件,絕望和經由信仰而得救也是如此。談論那種事情的人(例如班楊[211])只是在描述他們身上發生了什麼,無論人們想把多少光彩塗到上面。

一如既往地,他尋求的是自身中的上帝——把自己的絕望轉化為信仰。在隨後的狂風暴雨的天氣裡,他發覺自己很想詛咒上帝,這時他嚴厲譴責自己。他告訴自己那「就是邪惡和迷信」。

9月11日,維特根斯坦的工作能力已充分恢復,能在一本大手稿冊子裡(而不是筆記本里)寫點東西了;但他說他害怕自己「以一種做作和糟糕的風格」寫作。他發覺自己只是剛好能工作,但是工作時找不到樂趣,「彷彿我的工作被抽乾了汁液」,9月17日他寫道。

第二天他去卑爾根接弗朗西斯。他寫道,覺得自己很有性慾:晚上睡不著時有性幻想。一年前他得體得多——嚴肅得多。弗朗西斯到了屋子之後,維特根斯坦跟他在一起時是「肉慾的、敏感的、不得體的」:「和他睡了兩三次。總是先感覺這事沒什麼錯,然後是羞愧。我還對他不公、暴躁和不誠懇,還有殘忍。」我們不知道這是不是他和弗朗西斯唯一一次性親密。但這確實是他的加密札記裡提到的唯一一次。惹人注目的是,他一邊記述他們一起睡,一邊卻寫下對弗朗西斯的無愛。或者,他表達的也許是自己對無愛的恐懼,彷彿料定自己將發現魏寧格的這話是正確的:「與所愛物件的身體接觸,在這樣的接觸中,性的衝動被喚醒……足以把愛當場殺死。」

弗朗西斯住進維特根斯坦房子的約10天裡,維特根斯坦只留下一條加密札記:「非常不耐煩!」(1937年9月25日)不過,10月1日,弗朗西斯離開的那天,他寫道:

過去5天是很好的:他融入了這兒的生活,帶著愛和友善做每件事;感謝上帝,我並未不耐煩,我實在也沒有理由那樣,除非為了我自己的腐爛天性。昨天我陪他走得很遠,走到松達爾;今天回到我的小屋。有一點沮喪,也累了。

當然,在弗朗西斯看來,他倆在維特根斯坦房子裡第一個晚上的性和親暱並無魏寧格式的含義。他著迷於自己對維特根斯坦的「敏感」,一點也不恐懼失去他的愛。例如,他在一封未署日期的信裡寫道:「我經常想起過去我們一起做的每件事,也想起我們在劍橋這裡做的事。有時我因此而很激烈地渴望你」;挪威之行剛結束時,他在信裡反覆地肯定此行多麼「美妙」:

我一直想著你,想到我和你在一起的美妙時光。真美妙——那竟是可能的。和你在一起,和你一起在那房子裡生活,真迷人。這是送給我們的一件美妙的禮物。我希望它帶給我許多益處。[未署日期]

我現在經常想到,和你在一起時感覺多麼好,和你在一起,和你一起看著風景,是多麼美妙。你對我有最美妙的益處。和你在一起帶給了我許多益處……和你在一起是美妙的。[1937年10月14日]

弗朗西斯逗留期間,就像他一年前渴望做的,幫維特根斯坦打掃房間。維特根斯坦痛恨骯髒,採取了一種特別嚴格的方法清潔地板:把溼茶葉丟在上面,吸住髒東西,然後掃淨。無論住在哪裡,他都頻繁地這麼幹,而且堅決拒絕在他住的房間鋪地毯,無論住多長時間。回到伊斯特路的公寓後,弗朗西斯也採用了這種一絲不苟的做法,作為對此行的一種紀念:

我常常想你。我也經常想,和你一起打掃你的屋子多麼妙。回來以後我決定不鋪我的地毯,即便拍打過它了,因為我知道不能使它保持完全清潔。現在我必須掃我的屋子。我喜歡這樣做,因為我因此想起和你在一起的時候。我很高興那時我學會了該如何正確地做這事。

出席一次道德科學俱樂部的聚會時,弗朗西斯彷彿披上了維特根斯坦的斗篷。在對這次聚會的記錄裡,他摒棄了那種他的幾乎一切其他記錄在案的言辭都具備的謙虛溫和的調子,表現出反常的兇猛,這種兇猛大概是他從維特根斯坦那兒借來的:

摩爾教授不在,佈雷斯韋特當主席。論文是關於倫理的。我必須說,佈雷斯韋特是討論中最令人反感的。他搞掉了討論的一切嚴肅性。他的談話從不顯得他對討論負有任何責任,也不顯得討論具有一個嚴肅的目的。討論時始終笑聲不斷,很多笑聲是他挑起的。如果他說的話只是糟糕,那我不會介意,但我恨他缺乏嚴肅。因為缺乏嚴肅,從討論中就得不到任何有用和有價值的東西。

在日記裡維特根斯坦說這是一封「弗朗西斯寫來的可愛的信」:

他寫道……在佈雷斯韋特的主持下討論糟糕得可悲。這是可怕的。但我不知道能對此做什麼,因為其他人也不夠嚴肅。還有,我太怯懦,做不了任何決斷。

在另一封信裡,帶著一種類似的不讚許態度,弗朗西斯提到法妮亞·帕斯卡爾論「現代歐洲」的講座;這是一門她同意給工人教育協會上的談論時事的課程。在這件事上,維特根斯坦的確試了一次決斷性的干涉:他寫給帕斯卡爾一封信,她說,那是封「刺耳和威嚇」的信,「導致我的怒火的最大爆發,由於我不敢向他表達,這怒火就尤為難受」。維特根斯坦寫道,她必須無論如何不上這門課——她這樣做是錯的,是邪惡的和破壞性的。他為什麼這麼想,那封信實際說了什麼,我們永遠不會知道;帕斯卡爾在一陣憤怒中撕碎了信。

直到弗朗西斯離開舒登兩週後,他的第一封信才寄到維特根斯坦手裡。雖然這個耽擱不是特別長,但足以印證維特根斯坦的恐懼。10月16日他寫道:「大約12天沒聽到弗朗西斯的訊息了,很擔心,因為他還沒從英格蘭寫信來。上帝,在這個世界裡有多少憂愁和悲慘啊。」第二天他收到了第一封信:「放心了,高興了。上帝會幫助我們。」

與此同時,路德維希·亨澤爾的兒子赫爾曼短暫拜訪了維特根斯坦:「他給人好印象。我和他沒有很密切的關係,因為他紋理粗糙(grobkörnig),我不完全適合紋理粗糙的人。」不過,紋理雖粗糙,木頭卻是好的,「比我得體得多」的亨澤爾凸顯出他是個如此劣質的人:「我真擔心某種東西會腐蝕我;如果最微小的東西被毀壞了,那是多麼煩人」。他擔心自己失去工作的精力,失去想像力。「腐爛」意象打動了他:

[我]剛才從一個紙包裡拿出幾個在裡面放了很長時間的蘋果。我不得不把好幾個切下一半扔掉。後來,抄出一個我寫過的後半句糟糕的句子時,我立即視之為一個爛了一半的蘋果。

他問自己,在這種思考方式裡有沒有某種女性的東西,使得「一切到我面前的東西在我看來都成了我正在思考的東西的圖畫。」彷彿是——用魏寧格的術語來說——他退化到用涵擬、而不是用概念思考了。

11月和12月是他在挪威的最後兩個月,這段日子,維特根斯坦的日記裡充滿了侵襲著他的恐懼、焦慮和不快的念頭。他想到病和死——自己的、朋友的和家人的。他擔心,在離開之前會有事發生在自己身上。他操心自己和安娜·勒伯尼的關係,操心自己離開挪威後做什麼。那時他的書能寫完嗎?他能再自個工作嗎?或者應該到一個能和別人在一起的地方去?——也許去都柏林,去德魯利那裡?

他也擔心自己的肉慾和愛的能力。他記錄自己的自慰,有時帶著羞愧,有時帶著迷惑的疑問:「這有多壞?我不知道。我猜它是壞的,但我沒有理由這麼認為。」體現在自慰衝動裡的性慾是否威脅到了他用清潔純淨的心去愛人的能力?

想起我以前對瑪格麗特的愛或錯愛,也想起我對弗朗西斯的愛。我對m的感情能這樣完全冷靜地進行,於我而言這是一個糟糕的跡象。當然,這裡有所不同;但我的冷心腸還是那樣。願我被原諒;即,願我有可能真誠和愛。[1937年12月1日]

昨晚自慰。良心的劇痛。但也確定了:我太軟弱,無法抵擋衝動和誘惑——若它們和伴隨它們的影像降臨到我身上、又不能到別處躲避。可昨天晚上我剛剛反省了過一種純淨生活的需要。(我那時想起了瑪格麗特和弗朗西斯。)[1937年12月2日]

在這一切的擔憂、焦慮和恐懼中,他始終努力寫著他的書。這幾個月裡,他寫了現在構成《數學基礎評論》第一部分的多數論述,但動筆時他是把它們當作自己上一年寫的著作的後半部來寫的。在這些論述裡,他把前一著作中描述的方法運用到數學哲學問題上,努力表明數學哲學問題是「語言在我們的智性上的蠱惑」引起的。特別是,他運用自己的「人類學」方法,試圖消解引出弗雷格和羅素的邏輯主義的那種思考方式。通過想像跟我們有著不同的習俗和推理方式的部落,通過構造跟我們通常採用的隱喻不同的隱喻,他努力削弱某些類比——某些「已被吸收進我們的語言形式的譬喻」——對我們的把持。例如,他攻擊那種認為邏輯命題類似事實命題的柏拉圖主義。「有一個真理[212]對應於邏輯推理嗎?」他讓他的對話者問。「這個由那個匯出,這不是為真嗎?」唔,維特根斯坦回答,若我們作一種不同的推導,會發生什麼?我們會如何與真理衝突?

若我們的尺子不用木頭和鐵做,而用很軟的橡膠做,我們會如何與真理髮生衝突?——「唔,我們將得不到桌子的正確尺寸。」——你的意思是:我們將得不到,或不能確信得到,我們用硬尺得到的那個尺寸。

這兒的要點是,正確或不正確的推理,標準不是由某種外部的柏拉圖式真理的領域提供的,而是我們自己提供的,是由「一種習俗(convention)或一種使用、或我們的實踐需要」提供的。用硬尺不用軟尺的習俗並非更真確(true);它就是更有用。

維特根斯坦還攻擊了處於邏輯主義核心地帶的那個譬喻:數學證明和邏輯論證之間的類比。在邏輯論證中,聯絡建立在各(經驗)命題之間,意在確立某個結論為真:所有人終有一死;蘇格拉底是一個人;因而蘇格拉底終有一死。另一方面,數學證明的結果從來不是經驗命題之真,而是確立可一般應用的規則。在這一具體的攻擊中,維特根斯坦必須展示出數學命題和經驗命題的相異之處,但他在這一點上的論述不完全令人滿意。行文之間他偶爾承認自己的不滿意:「我只是——用一種笨拙的手法——指向算術命題和經驗命題的角色的根本差異,還有其表面上的相似。」他從未喜歡過自己在這一點上的表述,或自己對數學哲學其他問題的處理,隨後的6年多里他一次次地嘗試改進之。

做這項工作時維特根斯坦對之不滿意。他在日記裡的批評是經常和嚴厲的。他反覆說,它的風格是糟糕的,太不明確;他一直在刪改寫好的文字:「我寫作的時候是不安的,我的思想全都呼吸短促。我一直覺得,我不能為自己的表述給出完全的辯護。這種滋味是糟糕的。」這顯出了他的神經緊張,也體現了這一事實:他睡得太少,太長時間沒見過陽光了。天氣正令他心煩;天太冷了。海灣全部凍住,湖也開始結冰。他不再能划船,必須在冰上走,他也為此而煩惱。他開始計算還剩幾天就能動身前往維也納過聖誕。當然,他隨時都能走,但這樣做對嗎?

我願逃走,但那是錯的,我就是不能那樣做。另一方面,也許我可以——我可以明天打包離開。但我想這樣做嗎?這樣做對嗎?在這兒堅持住不是對的嗎?當然對。若我明天離開,會有一種糟糕的感覺。「堅持住」,一個聲音對我說。在這種堅持住的願望裡也有一點虛榮,但也有某種較好的東西——早一點離開或立刻離開,這麼做的唯一中肯的理由是,現在我也許在某個別的地方能更好地工作。因為這是一個事實:此刻的壓力令我幾乎不可能工作,也許再過幾天就確實不可能工作。

隨後的幾天裡他又能夠工作了,於是他感謝上帝送給他一件他配不上的禮物。他寫道,他一直有一種真正虔誠的人從沒有的感覺——上帝要對他之所是負責:「這是虔誠的反面。一次又一次地,我想說:‘上帝,如果你不幫助我,我能做什麼?’」雖然這種態度與《聖經》的教誨一致,但不是真正虔誠的人的態度,因為那樣的人為自己承擔責任。「你必須奮鬥,」他催促自己,「別在意上帝」。

儘管這樣催促自己,但他仍是「肉慾的、軟弱的和低階的」,還受到一切慣常的焦慮——他會出什麼事,因此而無法離開;他會在回家的路上生病或出事——的困擾。困擾他的還有1913年羅素指出的在挪威過冬的一切麻煩:「變化多端的糟糕的天氣,寒冷、雪、冰塊,等等。由於黑暗和我的疲憊,一切事都很困難。」當然,弗朗西斯送來了鼓勵和關愛:

我很遺憾你那兒有風暴。請在穿過湖的時候非常小心。我將非常多地想著你。我愛回憶我們在挪威一起度過的時光。想著它對我有益。

不過,12月10日,維特根斯坦像是得到某種解脫似的迎接自己在挪威的最後一夜;他寫道,自己完全可能永遠不回來。

在前往卑爾根的船上,維特根斯坦寫到基督的復活,寫到什麼東西甚至令他也傾向於相信這事。他的理由是,如果基督不死而復生,那麼就和別人一樣在墓中腐爛。「他死了,腐爛了。」為了指明這種想法的可怕,他必須反覆寫下它,並在下面劃線。如果是那樣,基督就是一個和其他教師一樣的教師,「而不再能幫助人;又一次,我們成了孤兒,並且無助。所以我們必須用智慧和沉思滿足自己」。而如果那是我們擁有的一切,那麼「我們就在一種我們什麼也不能做、只能做夢的地獄裡;彷彿是,以天為頂、卻與天隔斷」。如果想要得救,想要得到救贖,智慧是不夠的;需要信仰:

而信仰是信仰我的心、我的靈魂所需的東西,而非信仰我的沉思的智性所需的東西。因為,必須得救的是我的帶著激情——彷彿帶著其血肉——的靈魂,而不是我的抽象心智。也許我們能說:只有愛才能相信復活。或者:相信復活的是愛。我們會說:救贖的愛甚至相信復活;甚至對復活也堅執。

那麼,終極來講,為了逃離孤獨的地獄,他需要做的事也許是愛;如果他能這麼做,那他就能克服自己的疑慮、相信復活,從而得救。或者,也許他首先需要的是被上帝愛:

彷彿是,抗擊懷疑的是救贖。堅執這一點,就必須堅執那信仰。所以那話的意思是:首先你必須得到救贖,並緊握你的救贖——然後你將看到你在堅執這信仰。

首先,你必須得到救贖:「然後,一切都將不同,若你能做現在不能做的事,也將‘不足為奇’。」比如:相信復活。看上去,相信復活是拯救的先決條件,但相信復活又需要拯救。誰來打破這個惡性迴圈:他自己還是上帝?

脫離挪威的孤獨地獄時,維特根斯坦似乎在說,他之脫離更大的地獄,他之脫離更大的孤獨,是上帝的責任。

他能懺悔他的罪,但寬恕這罪不是他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