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2第一章自我毀滅的試驗場[1]/h2「撒謊對自己有利的時候,為什麼要說實話?」
路德維希·維特根斯坦的哲學思考,最早的記錄就是以此為題。大約八九歲時,他在一個門口停下來想這問題。他沒找到滿意的答案,下結論說:在那種情況下撒謊說到底沒任何錯。後來他如此描述這件事:「這一經歷,就算不是對我未來的生活方式有決定意義,至少也典型地體現了我那時的本性。」
這件事在一個方面典型地體現了他的整個一生。他之所以轉向哲學,與(比如說)伯特蘭·羅素不同;羅素轉向哲學,是希望在之前只有懷疑的地方找到確定性,而維特根斯坦,則是上述那種問題激起的強制傾向把他拽進了哲學。可以說,是哲學找的他,而非他找的哲學。在他的體驗裡,那個問題的兩難是討厭的侵擾和費解的謎,強加於他、俘虜了他,令他不能好好過日常生活,除非哪天能用一個滿意的解答將其驅除。
但在另一意義上,回答這一具體問題的那個少年是極不典型的維特根斯坦。這回答輕易地接受了不誠實,根本上不容於成年維特根斯坦身上的令人既欽佩又敬畏之處:不留情面的誠實。恐怕也不容於他對哲學家之為哲學家的理解。「稱我為真之尋求者」,他曾寫信對姐姐說(她在一封信裡稱他為大哲學家),「我就滿意了」。
這件事意味著性格的變化、而非觀點的變化——他一生許多次變化中的第一次;他的一生以一系列這樣的轉變為界標,它們發生在危機的時刻,而維特根斯坦企求轉變時抱著這樣的信念:危機的根源是他自己。彷彿他的一生是一場與他自己本性進行的戰鬥。他成就了的事情,通常都帶著「不顧他的本性」的意味。就此意味而言,終極的成就是對他自己的徹底克服——一種讓哲學本身不再必要的轉變。
後來,有人對他說摩爾孩子般的單純值得讚揚時,維特根斯坦提出了異議。「我不能理解,」他說,「除非一個孩子也值得為之得到讚揚。因為你談的單純不是一個人為之拼爭的單純,而是出自天然的免於誘惑。」
這評論暗藏著一種自我評價。維特根斯坦自己的性格——他的朋友和學生在許多回憶錄裡都提到的那種強勢、不妥協、支配性的個性——曾是他為之拼爭的東西。年幼時,他的性情討人喜歡和順從——容易取悅、聽話,以及(如我們已看到的)願意犧牲真相。他一生前十八年的故事,首先就是這個鬥爭的故事,是驅動這一轉變的內部和外部力量的故事。
他——路德維希·約瑟夫·約翰·維特根斯坦——出生於1889年4月26日,是哈布斯堡時期維也納一個最富有家庭裡的第八個孩子,也是最小的。家庭的姓氏和財富引得一些人以為他是德國貴族「塞恩-維特根斯坦」的族人。並非如此。這一家姓維特根斯坦不過三代。路德維希的曾祖父摩西·邁爾取了這個姓,摩西是那個王族的土地經理商,1808年拿破崙法令規定猶太人要有姓氏,於是他用了自己僱主的姓。
家庭內部有一種傳言,說摩西·邁爾的兒子赫爾曼·克里斯蒂安·維特根斯坦是某王子的私生子(那位王子是維特根斯坦的瓦爾德克一族的,還是埃斯特黑茲一族的,則取決於傳說的版本),但並無牢靠的根據使這傳說可信。若考慮到以下情況,這故事的真假就更顯可疑了:它的最早出現,似乎是家族面臨紐倫堡法案努力為自身重新歸類之時(我們將會看到,這一努力是成功的)。
這故事對赫爾曼·維特根斯坦本人倒真挺相宜;他取「克里斯蒂安」為自己的中名,是刻意切割自己的猶太背景[2]。他完全脫離了自己出生於其間的猶太團體,離開了出生地科爾巴赫到萊比錫生活;在那兒成功地做著羊毛商生意,從匈牙利和波蘭買進,向英格蘭和荷蘭賣出。他選的妻子是一個顯赫的維也納猶太家庭的女兒,名叫芬妮·費格多爾,但1838年他倆結婚之前她也皈依了新教。
19世紀50年代他們搬到了維也納,那時維特根斯坦家大概已不認為自己是猶太人。赫爾曼·克里斯蒂安甚至有了點反猶名聲,他堅決禁止子女跟猶太人通婚。這是個大家庭——八個女兒和三個兒子,他們大體聽從了父親的意見,而且與維也納新教專業階層婚配。於是一個法官、律師、教授和牧師的網路建立了起來,若維特根斯坦家需要任何傳統的專業服務,就能以之為依靠。這個家庭的同化如此徹底:赫爾曼的女兒竟問兄弟路易斯,她聽到的他們有猶太血統的流言是不是真的。「純種,米莉,」他回答,「純種[3]。」
他們的情況與許多其他有名的維也納家族並無不同:無論怎樣同維也納中產階級融合,無論怎樣脫離自己的出身,他們仍然——在某種神秘的意義上——是「徹頭徹尾的」猶太人。
維特根斯坦家(不像比如弗洛伊德家)完全不屬於任何猶太社群——除了在一個難以捉摸但很重要的意義上,而在那個意義上整個維也納亦如是;他們的教養與猶太教也毫無瓜葛。他們的文化是全然日耳曼的。芬妮·維特根斯坦來自於一個跟奧地利文化生活聯絡密切的商人家庭。他們是詩人弗朗茨·格里爾帕策的朋友,是奧地利藝術家眼裡熱心而有鑑賞力的收藏者。芬妮的族弟約瑟夫·約阿希姆是著名的小提琴家,她和赫爾曼在其成長曆程中起了決定性作用。他們收養了十二歲的約阿希姆,讓他跟隨費利克斯·孟德爾頌學習。作曲家問該教這孩子什麼,赫爾曼·維特根斯坦回答:「讓他呼吸你呼吸的空氣便是!」
通過約阿希姆,維特根斯坦家結識了約翰內斯·布拉姆斯,他們最珍視的就是同布拉姆斯的友誼。布拉姆斯給赫爾曼和芬妮的女兒上鋼琴課,後來常常出席維特根斯坦家舉辦的音樂晚會。他的主要作品中至少有一部——單簧管五重奏——是在維特根斯坦家首演的。
這便是維特根斯坦家呼吸的空氣——一股子文化造詣和舒適名望的氣氛,只是還染有一點反猶的壞氣味,這種氣味只需嗅一點點,就足以令他們永遠記著自己的「非雅利安」血統。
許多年後,當路德維希·維特根斯坦力勸自己的劍橋學生莫里斯·德魯利離開大學時,祖父對孟德爾頌說的話獲得了應和。「劍橋沒有你需要的氧氣,」他對德魯利說。他認為德魯利到空氣更健康的工人階層中找個工作才好。至於他自己——他自己倒決定留在劍橋——這個隱喻有趣地一擰:「這對我無所謂,」他告訴德魯利,「我製造自己的氧氣。」
他父親卡爾·維特根斯坦表現出一種相似的獨立性,獨立於自己在其中長大的空氣,同樣決心製造自己的空氣。卡爾是赫爾曼和芬妮孩子中的例外——唯一父母的心願未決定其生活的孩子。他是個難弄的孩子,很小就反抗父母的規矩和權威,抗拒他們想為他提供的那種與維也納布林喬亞成員相宜的古典教育。
11歲時他試圖離家出走。17歲時,他寫了篇否定靈魂不朽的作文,遭學校開除。赫爾曼不放棄。他努力繼續卡爾的教育,請私人教師照管卡爾通過考試。但卡爾又一次跑了,這次成功逃掉了。在維也納城中心藏了幾個月後他跑到了紐約,抵達時身無分文,幾乎只帶著自己的小提琴。但他卻在那裡堅持了兩年多,做過侍應生、沙龍樂師、酒吧服務生和教師(教小提琴、喇叭、數學、德語和任何他想得到的)。這次冒險確立了一個可以作自己主的卡爾,1867年回到維也納時他得到允許——實際上是得到鼓勵——做自己愛好的實幹性和技術性的事情,他學習工程,而不是追隨父親和哥哥從事資產管理。
卡爾在維也納的技術高等學校呆了一年,到各種工程公司的一系列工種上做見習,然後,他小舅子的兄弟保爾·庫佩維澤給了他一個職位:一家波西米亞軋鋼廠的建造工程裡的繪圖員。這是卡爾的大好機會。隨後他在公司以驚人的速度躥升,五年的工夫就接替庫佩維澤成為總經理。其後的十年,他顯出自己也許是奧匈帝國最精明的工業家。公司的財富——不用說還有個人的財富——成倍增長,19世紀的最後十年他已是帝國最富有的人之一,帝國鋼鐵工業的領軍人物。就這樣,在資本主義氾濫的批判者眼裡,他成了侵略性貪婪工業家的一個原型。他把維特根斯坦家族變成了奧地利的克虜伯、卡內基和羅斯柴爾德。
到1898年,卡爾·維特根斯坦已積累了巨大的個人財富——其後裔至今享用無憂——這時他突然退出了生意,辭去主持的所有鋼鐵公司董事會職務,把自己的投資轉到了外國——主要是美國的——證券上。(這最後的行動後來證明極富遠見,家族財產因而安然度過了一戰後席捲奧地利的通貨膨脹。)此時他已是八個天賦異稟的孩子的父親。
卡爾·維特根斯坦的孩子的母親是利奧波爾蒂勒·卡爾姆斯,1873他倆結婚時,卡爾正處於通過庫佩維澤公司急劇崛起的初期。卡爾選擇她,再次證明自己是家族中的例外,因為在赫爾曼·克里斯蒂安的孩子的配偶裡,利奧波爾蒂勒是唯一有部分猶太血統的一個。不過,她父親雅可布·卡爾姆斯雖來自於一個猶太望族,雅可布的父母卻照天主教徒的標準撫養他;她母親瑪麗·斯塔爾納則完全是「雅利安人」——某個(天主教)奧地利地主望族的女兒。這樣,實際上(至少在紐倫堡法案[4]在奧地利施行之前)卡爾娶的不是一個猶太女人,而是一個天主教徒,因此在維特根斯坦家族融入維也納正統的道路上又前進了一步。
卡爾和利奧波爾蒂勒·維特根斯坦夫婦把他倆的八個孩子按天主教信仰施洗,照奧地利上等布林喬亞認可和尊敬的成員撫養。卡爾·維特根斯坦甚至有機會進入高貴階層,但他拒絕在名字中加進表示貴族的「von」,他覺得人們把這種舉動視作暴發戶的標誌。
儘管如此,龐大的財富使家族能以貴族的風格生活。他們在維也納的家坐落於「林蔭街」(現在的阿根廷人街),外人稱之為維特根斯坦宮殿,它也確實是宮殿,是20世紀初期為某伯爵所建。除此之外,家族在維也納市郊的新森林犁地人街另有一所房子,在霍赫海特的鄉下還有一處很大的消暑產業。[5]
即便以最高的標準看,利奧波爾蒂勒(家裡人稱她「波爾蒂」)對音樂的熱愛也是罕有的。在她生命中,音樂是僅次於丈夫幸福的最重要事情。因她的緣故,林蔭街這棟房子成了音樂精英的匯聚之所。出席那裡音樂晚會的——不說別人——有布拉姆斯、馬勒和布魯諾·瓦爾特,「到處瀰漫著人道和文化的空氣」——瓦爾特曾如此描述那裡的主色調。盲風琴師及作曲家約瑟夫·拉博的音樂生涯很大程度上要歸功於維特根斯坦家族的支援,他們對拉博的評價極高。後來路德維希·維特根斯坦愛說,只有六個偉大的作曲家:海頓、莫札特、貝多芬、舒伯特、布拉姆斯以及拉博。
退出工業之後,卡爾·維特根斯坦還成了知名的視覺藝術大讚助人。在女兒赫爾米勒的協助下——赫爾米勒自己是個有天賦的畫家——他收藏了一大批珍貴的繪畫和雕塑,包括克里姆特、莫塞爾和羅丹的作品。卡爾資助了分離派之家[6](那裡曾展出克里姆特、謝勒和柯柯什卡的作品),還有克里姆特的遭維也納大學拒絕的頂篷繪畫「哲學」;克里姆特感激卡爾,稱之為自己的「藝術部長」。1905年路德維希的姐姐瑪格麗特·維特根斯坦結婚時克里姆特受託為她畫了婚禮肖像。
這一時期的維也納文化生活即便不是最輝煌的一段,也是最激盪的一段,維特根斯坦家就這樣處在其中心地帶。19世紀末到一戰爆發之間的這一段維也納文化史,近年來很合理地成了諸多目光的焦點。它被描述為一個「神經爍爍」(nervoussplendour)的時代,而「神經爍爍」這個短語亦可用於勾勒卡爾和波爾蒂的孩子們成長時的環境。就像這整座城市一樣,在這個家庭內部,在「到處瀰漫著的人道和文化的空氣」之下,躺伏著懷疑、張力和衝突。
世紀末維也納[7]現今的魅力,在於它的張力預示了主宰20世紀歐洲歷史的張力。從其張力裡湧現出了許多塑造了這段歷史的智性和文化運動。用卡爾·克勞斯常被引用的話說,世紀末維也納是「研究世界毀滅的試驗場」——它是猶太復國主義和納粹主義的共同出生地,是弗洛伊德建立心理分析的地方,是克里姆特、謝勒和柯柯什卡開創藝術領域中「青春風格」運動[8]的地方,是荀白克建立無調性音樂的地方,是阿道夫·魯斯引入十足功能性、無裝飾的建築風格(現代建築物的標誌)的地方。在人類思想和行動的幾乎每一個領域,新正於舊之中浮現,20世紀正於19世紀中浮現。
這發生在維也納,則尤其值得注意,因為維也納是一個在許多方面尚未擺脫18世紀的帝國的中心。年邁的統治者象徵著這個帝國陳舊落後的本性。弗朗茨·約瑟夫1848年起是奧地利皇帝1867年起是匈牙利國王,直到1916年依舊是雙冕之王[9];1916年後,構成哈布斯堡帝國的這個搖搖欲墜的諸王國和侯國的集團很快瓦解了,其領土分給了幾個民族國家:奧地利、匈牙利、波蘭、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和義大利。由於19世紀的民族主義運動和民主運動,這集團的瓦解在發生前很長時間就已不可避免;在帝國的最後約五十年當中,它存活的方式不過是蹣跚地從一次危機走向下一次,唯有無視眼前浪潮的人才相信它能繼續存活。在希望它存活下去的人們眼裡,政治形勢永遠是「絕望的,但不嚴峻」。
在這麼個國家裡湧現出極端的革新也許並不那麼弔詭:舊的東西如此明顯地腐朽,新的東西必須要湧現。如羅伯特·穆齊爾的一句著名評論所言,帝國畢竟曾是天才的家園,「這一點可能恰是其禍根」。
「青年維也納」[10]的知識分子與其先輩的區別在於,他們認出周遭的腐朽,不肯假裝世道還能一如既往地延續下去。相信舊的作曲系統走到頭了,是荀白克的無調性系統的基礎;確認巴洛克式的建築裝飾成了無意義的空殼,是阿道夫·魯斯拒絕裝飾的基礎;感覺到某些很真實和重要的東西在社會的規矩和習俗下受到了壓制和否定,是弗洛伊德假定存在無意識力量的基礎。
在維特根斯坦家族裡,這種代際差異的體現只部分地反映了更廣大的不諧和。卡爾·維特根斯坦畢竟不是哈布斯堡舊秩序的代表。他真正代表的是一股對奧匈帝國影響出奇小的力量——形而上學上是唯物主義的、政治上是自由主義的侵略性資本主義企業家。要是在英國、德國或者——也許尤其在——美國,他會被視為時代之子。在奧地利他則身處主流之外。退出生意後他在《新自由報道》[11]上發表了一系列文章,稱讚美國自由企業的價值,然而他談論的只是一個位於奧地利政治邊緣地帶的話題。
奧地利缺少有效的自由主義傳統,這是其政治史區別於其他歐洲國家的一個主要因素。主宰其政治的是基督教社會主義者的天主教教義和社會民主主義者的社會主義之間的爭鬥——希特勒崛起之前一直如此。兩個派別以不同的方式都想堅持帝國的超民族性;這一主要衝突之外的一個插曲,是格奧爾格·馮·勳內爾領導的泛日耳曼運動;泛日耳曼運動對那兩個派別都反對,信奉一種反猶主義的、民粹主義的國家主義[12]——後來的納粹主義也搞出了一種這樣的國家主義。
維特根斯坦家族既非舊秩序護衛者的一員,也不是社會主義者——肯定也不是泛日耳曼主義的國家主義者——他們對自己國家的政治未作什麼貢獻。不過,那些把卡爾·維特根斯坦造就為成功工業家的價值,以另一種方式,是一種與更廣大的時代張力相呼應的代際衝突的病源。作為一個成功的工業家,卡爾滿意於佔有文化;他的孩子,特別是兒子,則有意對文化作出貢獻。
卡爾的孩子裡最大的赫爾米勒與最小的路德維希差了十五年,八個孩子可劃分為清晰的兩撥:赫爾米勒、漢斯、庫爾特和魯道爾夫是較長的;瑪格麗特、海倫娜、保爾和路德維希是較幼的。等到保爾和路德維希進入青春期時,卡爾跟第一撥孩子發生的衝突令得這兩個最小的兒子要在一種很不同的家訓下成長。
卡爾撫養較長兒子時的家訓,主旨是決心要他們延續自己的生意。他們不去學校(因為在那裡會染上奧地利正統的不良精神習性),而是接受一種使他們的心智練就商人式智性嚴格的私人教育。然後,他們將前往維特根斯坦生意帝國的某處,學會在工業上取得成功必需的技術和商業專長。
只有一個兒子取得了一點期望的效果。庫爾特——公認天賦最少的孩子——順遂了父親的心願,最後當了公司經理。跟其他兄弟的自殺不同,他的自殺與父權的壓力沒有明顯的聯絡。他的自殺晚得多,一戰末期,手下的部隊拒絕執行命令時他開槍打死了自己。
在漢斯和魯道爾夫身上,卡爾的壓力招致的結果是災難。兩人都絲毫沒有當工業領袖的意願。若能得到鼓勵和支援,漢斯本可成為大作曲家,起碼也是成功的音樂會作曲家。即便是維特根斯坦家——家裡多數人都具備相當高的音樂才能——也認為他天賦異秉。他曾是個莫札特式的音樂神童——一個天才。幼兒時他就掌握了小提琴和鋼琴,四歲時開始寫自己的曲子。音樂在他不是興趣,而是十分熱烈的激情;音樂必須處於他生活的中心而非外圍。父親執意要他在工業領域裡謀職,對此,他幹了父親幹過的事,跑去了美國。他意在謀求一種音樂家的生活。沒人知道究竟發生了什麼。1903年家裡得到訊息,一年前他在切薩匹克灣裡的一艘船上消失了,此後再未現身。顯而易見的結論是他自殺了。
假如漢斯自由地投身音樂事業,他是否能快樂地生活?假如他去學校讀書,是否能有更好的準備去對付維特根斯坦家的稀薄大氣之外的生活?顯然沒人知道。但這個訊息帶給卡爾足夠的震動,他改變了對保爾和路德維希這兩個最小男孩的教育方法,送他們去學校,允許他們追求自己的愛好。
這改變對魯道爾夫來得太晚了。漢斯失蹤時他已二十多歲,已走上一條相似的路。他也反抗父親的意願;1903年他住在柏林,去那裡是為了在劇院裡謀職。1904年他自殺了,一家當地報紙報道了此事。根據這則報道,五月的一個夜晚他走進一家柏林酒吧,點了兩杯酒。他自個坐了一會兒,為鋼琴師點了一杯酒,請他彈自己最喜歡的歌「我迷失了(iamlost)」。音樂演奏之時,魯迪[13]服下氰化物,歪倒下去。在寫給家人的一封訣別信裡他說自殺是因為自己的一個朋友死了。在另一封訣別信裡,他說是因為他抱有「對自己不正當傾向的疑問」。死前他曾前往「科學人道主義委員會」(此委員會旨在為同性戀的解放而鬥爭)求助,但這個組織的年鑑上說,「我們未對他造成足夠深遠的影響,未使他擺脫自我毀滅的命運」。
兩個哥哥自殺時,維特根斯坦家這一代裡蔓延的自我毀滅病尚未在路德維希身上有絲毫顯現。他童年的大部分時候,大家都認為他是這一胞卓異的孩子裡較遲鈍的一個。他未顯出早熟的音樂、藝術或文學才能,實際上甚至到四歲才開口說話。他缺少家庭其他男性成員身上標誌性的反叛和任性,而是很早就投入到父親想灌輸給他哥哥卻未果的實際技能和技術興趣上去了。他留下的最早照片中的一張,拍出來的是個相當認真的小男孩,像是正津津有味地在自己的車床邊幹活。就算沒顯露特別的天才,他起碼顯出自己的用心和相當靈巧的動手能力。例如,十歲時用木料和線料做了一個可運轉的縫紉機模型。
十四歲之前他都安心於這種感覺:天才包圍著自己,自己沒有天才。日後他講過一個故事,說的是他在清晨三點被鋼琴聲吵醒。他走下樓,看見漢斯正在彈自己寫的一首曲子。漢斯全神貫注,近乎瘋狂。他流著汗,徹底投入,全未察覺路德維希的出現。這畫面是路德維希記憶中的一幅存照,是天才模樣的一個範例。
我們今天也許很難理解維特根斯坦一家對音樂的崇敬程度。這種崇敬所取的形式,肯定沒有一種現代形式與之對等,而是跟維也納的古典傳統有著極密切的聯絡。路德維希自己的音樂品味——照理也該是他家的典型品味——給他後來的許多劍橋同輩留下了極其保守的印象。他不能忍受布拉姆斯之後的任何東西,即便是布拉姆斯,他也曾說在其音樂里「我開始能聽到機器的聲音了」。真正的「上帝之子」是莫札特和貝多芬。
這個家庭裡主流的音樂標準確實卓異。路德維希最小的哥哥保爾後來成了非常成功和知名的鋼琴演奏家。他在一戰中失去了右手,但憑著非凡的決心,自己學會了只用左手彈奏;他用左手彈得如此精熟,竟然能繼續自己的演奏生涯。拉威爾1931年著名的左手協奏曲正是為他而寫。可是,全世界都讚美保爾的演奏,他自己的家人卻不。他們認為保爾的演奏缺少品味;充滿了太多的過分手勢。更合他們品味的是路德維希姐姐海倫娜的精緻、古典樸素的演奏。母親波爾蒂是個尤其苛刻的評論者。格蕾特可能是家裡最不喜好音樂的一個,一次她勇敢地嘗試與母親二重奏,但沒彈幾下波爾蒂就突然停手。「duhastaberkeinenrhythums!」(「你根本沒有節奏感!」)她尖聲叫喊。
這種對二流演奏的無法容忍可能妨礙了膽怯的路德維希學習樂器,大概試一試都不敢;直到三十多歲他才學習演奏單簧管,那是教師培訓的一個環節。幼年時,他以別的方式讓自己得到讚美和喜愛——正確無誤的禮貌、對他人的感受力和樂於助人。無論如何,他放心地知道,只要自己顯出對工程的興趣,就總能得到父親的鼓勵和稱讚。
日後他強調自己童年的不快樂,但在家人的印象裡他是個滿意快活的男孩子。這一反差無疑是前述他少年時反思誠實的癥結所在。他考慮的不誠實並非瑣碎的那種——比如偷了東西卻否認——而是更微妙的一種,例如對人說某些話,因為那話是受期許的,而非因為那是真話。他之異於兄弟姐妹,部分就是他願意屈從這種形式的不誠實。起碼他後來是這麼認為的。他記住的一個事例是哥哥保爾病倒了。家人問保爾想起床,還是想在床上多躺一會兒時,保爾平靜地回答更想躺在床上。「而在同樣的情況下,」路德維希回憶道,「我沒說實話(說的是想起床),因為我害怕周圍的人對我有不好的看法。」
敏感於別人的不好看法是他記得的另一事例的要旨。他和保爾想加入一個維也納體操俱樂部,但發覺它(跟當時多數這種俱樂部一樣)只接受「雅利安」血統的人。他打算隱瞞猶太背景以獲得接納;保爾則不。
根本上,問題不在於是否在所有情況下講實話,而在於是否壓倒一切地要求自己是真實的——是否應當不顧相反的壓力堅持做自己。對保爾來說,由於漢斯死後卡爾的心意轉變,這個問題容易些了。他被送去文法學校,此後的人生都在從事音樂事業——他的天生愛好。路德維希的情況更復雜些。要順從別人願望的壓力已成了同樣外在的和內在的。擔負著這種壓力,他聽任大家認為,他天生愛好的是可訓練他從事父親的鐘意職業的技術性事務。私下裡他覺得自己對工程「既無感覺也無天分」;但在這種情形下,家人則很合理地認為兩樣他都具備。
於是,路德維希沒讀保爾上的維也納文法學校,而是讀了林茨的一所更技術化、較少學院化的實科中學[14]。大家確實也擔心他通不過文法學校嚴格的入學考試,但覺得較技術化的教育更適合他的興趣才是主要理由。
林茨的實科中學並未辦成訓練未來工程師和實業家的可靠基地。若說它還有點名氣,那是因為它是阿道夫·希特勒的世界觀的溫床。事實上希特勒是維特根斯坦在那兒的同輩,而且(如果《我的奮鬥》可信)正是這所學校的歷史老師利奧波德·波奇第一次教希特勒把哈布斯堡帝國看做一個「墮落的王朝」,教他分辨忠於哈布斯堡的絕望的王朝愛國主義和(對希特勒來說)更動人的泛日耳曼運動的民粹主義的國家主義。希特勒跟維特根斯坦幾乎完全同齡,但在學校卻低兩屆。他倆在那裡的日子只有1904—1905年的一年重合,之後希特勒就因成績糟糕被迫離校。沒有證據表明他倆有任何交涉。
1903年到1906年,維特根斯坦在這所學校呆了三年。他在校的成績單還找得到,從上面可看出總體上他是個相當糟的學生。如果把學校用的五個科目等級換算成a到e,那麼他在校時只得過兩次a——兩次都是宗教課。大多數科目他拿的是c或d,偶爾在英語和自然史上進到一次b,一次在化學上退到了e。如果非要說他的成績有什麼特點,那就是科學和技術科目比人文科目更差。
他糟糕的成績或許部分源於在學校的不快樂。有生以來第一次在家庭的特權環境之外生活,他發覺在工人階層為主的同學裡交朋友並不容易。頭一次見面他就被他們粗俗的舉止嚇著了。「mist!」(「大便!」)是他的第一印象。對他們來說,他像是(其中一人後來對他姐姐赫爾米勒說)從另一個世界來的。他堅持用禮貌的「您」稱呼他們,結果只是讓自己更為疏離。他們哼一首帶頭韻的小調譏諷他,取笑他的不快樂和跟學校其他人的差異:「wittgensteinwandeltwehmütigwidrigerwindewegenwienwärts」(「維特根斯坦,真悲慘,一步一蹣跚,維也納,路真難,大風吹歪了小心肝」)[15]。他後來說,嘗試交朋友時自己感覺到同學的「背叛和出賣」。
一個叫佩皮的男孩是他在林茨的好朋友,那是他寄宿的斯特里格爾家的兒子。在學校的三年裡他和佩皮經歷了愛與傷害、破裂與和好,典型的青春期友誼。
這段關係以及與同學相處的困難,對他起到的作用似乎是加強了他早先反省中暗含著的追問和懷疑的性情。他在宗教知識上拿了高分,這事不僅反映出牧師比學校教師更寬厚,也反映出他自己日益增長著的對基本問題的關注。他在林茨時期的智性發展得益於這種懷疑的促動,遠勝過得益於學校能教給他的東西。
這一時期,對他產生最大智性影響的不是任何教師,而是姐姐瑪格麗特(「格蕾特」)。大家公認,格蕾特是家裡的知識分子,跟得上藝術和科學領域中的當前發展,最願意接納新的觀念、挑戰大人的觀點。她是弗洛伊德的早期擁護者,接受過弗洛伊德對她的精神分析。後來她成了弗洛伊德的好朋友,合併[16]後當弗洛伊德逃離納粹之手時(他的逃離遲得很兇險)她助了一臂之力。
毫無疑問,維特根斯坦是通過格蕾特第一次知道了卡爾·克勞斯的工作。克勞斯的諷刺性刊物《火炬》(idie/iifackel/i)首次出版於1899年,乍一齣現就在維也納的異議知識分子中取得了極大成功。任何人,無論以什麼姿態想了解政治和文化的當代趨勢,都讀這刊物;實際上《火炬》對此前提到的每一個重要人物——從阿道夫·魯斯到奧斯卡·柯柯什卡——都有著巨大影響。一開始格蕾特就是克勞斯刊物的熱情讀者,是他的幾乎一切表述的強烈支援者。(克勞斯的觀點在形式上天性變化多端,要完全支援他說的一切多少不太可能。)
創立《火炬》前,克勞斯的名聲主要是一部題為《一頂錫安山的王冠》(ieine/iikrone/iifür/iizion/i)的反猶太復國主義小冊子的作者;這本小冊子嘲諷狄奧多爾·赫茨爾的觀點反動、製造分裂。克勞斯主張,猶太人的自由只能從完全的同化中得來。
克勞斯是社會民主黨成員,在《火炬》發行的前幾年(一直到1904年左右),他的刊物被視作社會主義觀念的代言者。他諷刺的物件很大程度上也是社會主義者樂見遭到攻擊的。他攻擊奧地利政府對待巴爾幹人時的偽善,攻擊泛日耳曼運動的國家主義,攻擊《新自由報道》鼓吹的放任主義經濟政策(比如卡爾·維特根斯坦發表在這份報紙上的文章),攻擊維也納媒體甘願為政府和大企業的利益服務的腐敗。他領導了一場尤為熱烈的反對奧地利正統的性偽善的鬥爭,這種偽善體現於對娼妓的法律迫害和對同性戀的社會譴責。他說:「一次涉及性道德的審判,是蓄意從個人的不道德走向全體的不道德的一步。」
1904年起,他攻擊的性質變得較少政治性,較多道德性。他的諷刺背後是對陌異於奧地利馬克思主義者的某些精神價值的關懷。他關心對偽善和不公的揭露,主要不是想維護無產階級的利益,而是出於這種角度:試圖維護一種實為貴族式的理想(即真之高貴)的無損。為此他受到了左派朋友的批評,其中有一位羅伯特·肖對他直言,他面臨的選擇是要麼支援腐朽的舊秩序,要麼支援左派。「如果必須選兩種惡中較輕的一個,」克勞斯高傲地回答,「我哪個也不選。」他說政治「是一個人為了隱藏他之所是和他自己的無知而做的事情」。
成年維特根斯坦的人生態度跟克勞斯在許多方面相符,以上這句引言精闢地說出了其中一個方面。「就改善你自己好了,」後來維特根斯坦對許多朋友說,「那是你為改善世界能做的一切。」對他來說,政治問題與個人完善的問題相比總是第二位的。他八歲時問自己的問題是由一種康德式的絕對律令回答的:一個人應當誠實,就是這樣;問「為什麼」是不恰當的,不能回答。進一步,所有其他問題的提出和回答必須在這個確定的限度之內:真實於自己是不容違背的責任。
決心不隱藏「自己之所是」成了維特根斯坦總體人生態度的一個核心。這一點正是驅使他日後對自己沒做到誠實的時刻作一系列懺悔的推動力。在林茨上學時他作了第一次這種努力,徹底地坦白了自己,他對姐姐赫爾米勒(「曼寧」)作了一點懺悔。什麼構成了這懺悔的主題?我們不知道;我們只知道日後他一直鄙夷這懺悔。他這樣描述之:「當時我設法表現得是個卓越的人」。
維特根斯坦後來說自己失去宗教信仰是在林茨上學時的事,這很可能是這種十足真誠精神的結果。換句話說,與其說他失去了信仰,不如說他此時感到必須承認自己沒有信仰、必須坦承他不能相信基督徒要相信的東西。這或許是他對曼寧懺悔的一件事情。他一定跟格蕾特討論過這事——為了幫助他了解對失去信仰的哲學反思,格蕾特把他引向了叔本華的著作。
叔本華在其名著《作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裡表述的先驗觀念論構成了維特根斯坦最初哲學的基礎。從許多方面講這本書都註定會吸引一個失去宗教信仰、正尋找替代物的少年。叔本華認可「人對形而上學的需求」,但他堅稱一個智性誠實的人不必也不可能相信宗教學說的字面意思為真。叔本華說,指望發生那種事情,就如同要巨人穿上侏儒的鞋。
叔本華自己的形而上學是康德形而上學的一個特殊變體。和康德一樣,他認為日常世界(即感覺世界)只是表象;但跟康德不同(康德堅持本體實在[17]是不可知的),他把倫理意志的世界認作唯一真正的實在。這樣的理論為上述卡爾·克勞斯的態度提供了一個形而上學對應物——它是對如下看法的哲學論證:「一個人是什麼」這個生存性的、「內在」的問題,比發生於「外在」世界的事情更重要。直到開始學習邏輯、服膺而接受了弗雷格的概念實在論之後維特根斯坦才放棄了叔本華的觀念論。但即便在那之後,在寫作《邏輯哲學論》的一個關鍵時期他又回到了叔本華,那時他相信自己達到了觀念論和實在論的一個契合之點。[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