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笑了笑，說：「我們屍檢的時候，發現兇器是一個表面光滑、有弧度、有平面、質量較輕的鈍器，而且應該易於攜帶。這個工具我想了很久，都沒有想出來是什麼東西，直到我去雲泰市出了個現場，看到了這個。」

我把從雲泰市拍攝的安全帽的照片接到投影儀上，說：「安全帽——符合了所有的條件。」

偵查員插話說：「哦，我看到了，這個工廠沒有哪個部門是需要戴安全帽的。」

「周圍有建築工地之類的嗎？」這個答案有些出乎我的意料，我的如意算盤也打空了。

偵查員搖了搖頭。

大寶說：「也不一定是安全帽吧。也有可能是摩托車頭盔。」

「對啊！」大寶一語挽救了我的推斷，我說，「我之前還忘了，之所以能造成死者面部出現那樣的創口，是因為工具有突起的稜邊。如果是摩托車頭盔的話，比安全帽更加符合條件了。因為摩托車頭盔上有可以活動的面罩，面罩掀起時，就會給頭盔頂部的平面增加一條稜邊！」

「你是說，兇手是個騎摩托車的人？」趙支隊長問。

我堅定地點點頭。

偵查員說：「可是，騎摩托車的人可不少啊，工廠裡有不少員工是騎摩托車的，周圍也有拾荒者平時是騎摩托車的。」

「這就是我要說的另外一個問題了。」我說，「這個案子，有五點和其他的命案是不同的，顯得特別奇怪。其一，作案地點。一般命案，殺人的地點可能是暴露的，而拋屍的地點是隱蔽的；但是這起案件，殺人的地點我們還不得而知，但是拋屍的地點卻非常暴露，這不是一個正常的現象。之前我們也懷疑過工廠的保安，但是保安沒有必要壓著監控攝像頭的邊緣去拋屍，太冒險了。其二，作案工具。一般命案都會使用更加容易造成侵害的工具，而本案選用的卻是很難造成人死亡的工具。如果作案地點是在室內，可以取到菜刀、斧錘這樣的工具；如果作案地點是在室外，工廠周圍都是荒地，磚石處處可見。為什麼要用一個那麼不順手的工具打擊那麼多下，白費那麼多力氣去殺人呢？」

我頓了頓，喝了口水，整理了一下思路，接著說：「其三，作案手段。一般殺人都會速戰速決，而本案的兇手卻不惜花費大量的時間和力氣去殺一個人，這是一個過度作案的典型例子。所謂的過度作案，就是明明花一成力氣就可以殺人，他卻花了十成。其四，侵害物件。我們知道，拾荒者是弱勢群體，這個拾荒者更是和他人沒有什麼矛盾糾葛，侵害一個拾荒者，這本身就不是一件正常的事情。我們現在在辦的‘清道夫專案’，我也認為兇手是個精神不正常，或者說是個人格不健全的人。其五，侵害部位。我們知道，要用暴力致使一個人死亡，一定要攻擊他的要害部位。但是本案被害人被攻擊的是面部，有點兒常識的人都會知道，攻擊面部導致死亡是很困難的。這也是很奇怪的一點。」

「你說了這麼多，是想表達什麼意思呢？」趙支隊長問。

我看了一眼林濤，說：「你說。」

林濤點點頭，說：「依據很充分。我們昨天早上還在討論精神病殺人的一些特點，我覺得這個案子就很符合。從作案手段、作案工具、拋屍地點、侵害物件和侵害部位來看，都不符合一個正常人殺人的思維。既然用正常人的思維解釋不了，就只有用精神病人的思維去解釋。」

「精神病人？」趙支隊長沉吟道。

我說：「既然是精神病人，工廠自然不會聘用。而且侵害物件是拾荒者，我總覺得作案動機可能和拾荒有關。你們剛才說有些拾荒者就騎摩托車，所以，我覺得你們偵查的重點應該放在那些騎摩托車的拾荒者身上，而且這個人有精神病。」

「可是，精神病人也會騎摩托車嗎？精神病人騎摩托車還會戴頭盔？」偵查員不解。

我說：「首先，我說的精神病可能和你們想象的那種完全沒有思維的病人不同，可能是間歇性的病人，也可能是平時症狀表現得不是很明顯的躁狂症，受到刺激才會發作。其次，精神病人和騎摩托車、戴頭盔並不衝突，比如我們在雲泰辦的那起案件，死者的精神就不是很正常，但是他天天戴著安全帽。」

「也就是說，不能把精神病作為排查依據來進行排查，對嗎？」偵查員問。

我說：「是的。但是可以作為參考條件，說不準就有人覺得某個人不太正常，這就是線索。騎摩托車的拾荒者，不多吧？」

大寶說：「我插一句，兇手應該是個人高馬大的人，因為他單手掐頸就可以把被害人控制住，而且可以連打幾十下、上百下，這需要很強勁的力量。」

「對。」我感激地看了一眼大寶。大寶的這個補充很重要，體態特徵可以作為排查時最簡易、最直接的依據。

為了加快排查效率，我們幾個人也跟了個偵查組，對工廠附近的拾荒者進行了偵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