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說，最上等人是宗教始祖；其次是君主國或共和國的奠定者；然後是文人。這些人是好人，而破壞宗教的、顛覆共和國或王國的、以及與美德或學問為敵的人是惡人。凡建立專制政治的人非善類，包括凱撒在內；從相反方面講，布魯圖斯1是好人。
（這種見解與但丁的見解之間的分歧，顯示出古典文學的影響）。
他主張宗教在國家中應當佔顯要地位，這並不以宗教的真實性為理由，而是把它當作社會聯結紐帶；羅馬人做得對：他們假裝信占卜，懲治那些輕視占卜的。馬基雅弗利對當時的教會有兩點指責：第一，教會通過自己的惡行，傷害了宗教信仰；第二，教皇的俗權及俗權引起的政策，妨礙義大利統一。
這兩點指責表說得很痛切有力：「人同我們的宗教首腦羅馬教會越接近，信仰越不虔誠。……它的毀滅和懲罰臨前了。……我們義大利人虧賴羅馬教會和它的祭司，才成了不敬神的敗類；但是我們還受它一件更大的恩惠，一件終將成為我們毀滅根苗的恩惠，那就是這教會使我們國家弄成四分
1布魯圖斯（marcusjuniusbrutus，西元前85—42）
，羅馬政治家，刺殺凱撒的主謀者。——譯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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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卷三近代哲學
五裂，現在仍讓它四分五裂。「
1
按這樣幾段文字看來，必須認為馬基雅弗利讚賞凱薩。
鮑吉亞，無非是讚賞他的手腕，不是讚賞他的目的。在文藝復興時代，人對高妙手腕和帶來名聲的行為備極讚歎。這類感情當然向來一直就存在；拿破崙的敵人中有不少熱烈歎服他是個將才。但是在馬基雅弗利時代的義大利，對於機巧的那種準藝術欣賞式的讚美，大大超過以前和以後各世紀。要是把這種讚美跟馬基雅弗利認為重要的大政治目標看成一致，那就錯了。愛手腕和求義大利統一的愛國願望，這兩樣事在他的心中並存著，毫不融會。所以他能夠頌揚凱薩。鮑吉亞的精明，卻怪罪他不該讓義大利鬧得分崩離析。應當設想，依他之見十全的人物就是論手段聰敏而無忌憚如同凱薩。鮑吉亞，但是抱著不同目標的人。
《邦主鑑》結尾聲聲動人地呼籲梅狄奇家將義大利從「蠻人」（即法蘭西人和西班牙人）手中解放出來，這些人的統治「發惡臭」。他預料人擔當這種事業，不會是出於非自私的動機，而會是出於愛權勢心，更重的是好名望心。
關於邦主的行為方面，《邦主鑑》直言不諱地否定一般公認的道德。作邦主的如果總是善良，就要滅亡；他必須狡猾如狐狸，兇猛像獅子。書中有一章（第十八章）
，標題是「邦主必如何守信義」。
裡面講，在守信有好處時，邦主應當守信，
1在1870年以前一直如此。
譯者案：1870年義大利軍進佔羅馬，教皇庇護九世屈服，教皇政權告終，義大利完成最後統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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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從文藝復興到休謨52
否則不要守信。邦主有時候必須不講信義。
「但是必須會把這種品格掩飾好，必須作慣於混充善者、口是心非的偽君子。人們全那麼頭腦簡單、那麼容易順從眼前需要，因此欺騙人的人總會找到願意受欺騙的人。我只舉一個近代的例項。亞歷山大六世除騙人外一事不幹，他旁的什麼事也不想，卻還找得到騙人的機會。再沒有誰比他更會下保證，或者比他發更大的誓來斷言事情，可是再也沒有誰比他更不遵守保證和誓言了。然而因為他深懂得事理的這一面，他的欺騙百發百中。所以說，為邦主的並不必要條條具備上述的品質［各種傳統美德］，但是非常有必要顯得好像有這些品質。」
他接下去說，最主要的是邦主應當顯得虔信宗教。。。
《羅馬史論》在名義上是對李微歷史著作的論評；它的語調與《邦主鑑》大不相同。有整章整章，看起來幾乎像出自孟德斯鳩的手筆；這書的大部分讓十八世紀的自由主義者來讀也會讚許。明言闡述了「約制與均衡」說。君主、貴族和平民皆應在憲法中各佔一份；「那麼這三個勢力就會彼此互動約制住。」
萊庫格斯確立的斯巴達憲法最佳，因為它體現了頂完全的均衡；梭倫的憲法過分民主，結果造成比西斯垂塔斯的僭主政治。羅馬的共和政體是好政體，這由於元老院和平民的衝突。
書中通篇使用「自由」這個詞指某種寶貴的東西，不過究竟何所指並不十分清楚。
這名詞當然是從古代接手來的，又傳給十八、十九世紀。塔斯卡尼保持下來自由，因為那裡沒有城堡和君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