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亞里士多德所稱之為「共和制」的，保留著有某種寡頭制的成份在內（1293b）。但是君主制與僭主制之間的唯一區別則只是倫理的。
他強調要以統治政黨的經濟地位來區別寡頭制與民主制：當富人完全不考慮到窮人而統治的時候便是寡頭制，當權力操在貧困者的手裡而他們不顧及富人的利益時便是民主制。
君主制比貴族制更好，貴族制比共和制更好。但是最好的一腐化就成為最壞的；因此僭主制就比寡頭制更壞，寡頭制就比民主制更壞。亞里士多德就以這種方式達到了一種有限度的為民主制進行辯護；因為絕大多數的實際政府都是壞的，所以在實際的政府中，民主制倒也許是最好的。
希臘人的民主概念在許多方面要比我們的更極端得多；例如亞里士多德說，選舉行政官的辦法是寡頭制的，而用抽籤來任命行政官才是民主的。在極端的民主制裡公民大會是高於法律之上的，並且獨立地決定每一個問題。雅典的法庭是由抽籤選出來的大量公民所組成的，而不需任何法學家來幫忙；這些人當然易於被雄辯或者黨派的感情所左右。所以當他批評民主制的時候，我們必須理解他所指的乃是這種東西。
亞里士多德對於革命的原因曾有長篇的討論。
在希臘，革命的頻繁就象已往在拉丁美洲一樣，所以亞里士多德有著豐富的經驗可以引徵。革命主要的原因，則是寡頭派與民主派的衝突。亞里士多德說民主制產生於一種信念，即同等自由的人們應當在一切方面都是平等的；而寡頭制則產生於一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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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士多德972
事實，即在某些方面優異的人要求得過多。兩者都有一種正義，但都不是最好的一種。
「因此只要兩黨在政府中的地位與他們所預想的觀念不相符，他們就會掀起革命」
（1301a）。民主的政府比寡頭制更不容易有革命，因為寡頭們彼此之間可以起糾紛。寡頭們似乎都是些精力旺盛的傢伙們。他告訴我們說，在有些城邦裡寡頭們宣誓說：「我要做一個人民之敵，我要竭盡全力設法來對他們加以一切的傷害」。
今天的反動派可就沒有這麼坦白了。
防止革命所必須的三件事情就是：政府的宣傳教育，尊重法律（哪怕是在最小的事情上）
，以及法律上與行政上的正義，也就是說「按比例的平等並且使每一個人都享受自己的所有」
（1307a，1307b，1310a）。亞里士多德似乎從未體會到過「按比例的平等」的困難。如果這就是真的正義，那末比例就必須是德行的比例。可是德行是難於衡量的，而且是一。。
件具有黨性爭論的事情。所以在政治的實踐上，德行總是傾向於以收入來衡量的；亞里士多德企圖在貴族制與寡頭制之間所做的那種區別，唯有在有著根深蒂固的世襲貴族的地方才是可能的。縱使是那樣，但一旦有了一個巨大的富人階級而又非貴族階級的時候，也就必須讓他們享有政權，以免他們釀成一場革命。但除非是在土地幾乎是唯一的財富來源的地方，否則的話世襲的貴族制是決不可能長期保持他們的權力的。一切社會的不平等，從長遠看來，都是收入上的不平等。擁護民主制的一部分論據就是：想要根據財富以外的任何其他優點而奠定的「按比例的正義」的任何企圖都必然是要破滅的。為寡頭制而辯護的人們聲稱收入是與德行成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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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2卷一古代哲學
的；先知說他從來沒有看見過一個正直的人討飯；而亞里士多德則認為善人獲得的恰好是他自己的收入，既不太多也不太少。但是這些觀點都是荒謬的。除非是絕對的平等，此外任何一種「正義」在實踐上都得酬報某種與德行迥然不同的品質，因此都是應該加以譴責的。
關於僭主制有一節是非常有趣的。
一個僭主渴望財富，而一個君主則渴望榮譽。僭主的衛兵是僱傭兵，而君主的衛兵則是公民。僭主們絕大部分都是煽惑者，他們是由於允諾保護人民反對貴族而獲得權力的。
亞里士多德以一種譏諷的、馬基雅弗利式的語調闡述了一個僭主要想保持權力時，必須做些什麼事情。一個僭主必須防止任何一個有特殊才幹的人脫穎而出，必要時得采用死刑與暗殺。
他必須禁止公共會餐、聚會以及任何可以產生敵對感情的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