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格拉底說，這個聲音「我彷彿聽見是在我的耳中嗡嗡作響，好象是神秘者耳中的笛聲那樣」。因而他就決定，他的責任是留下來甘心接受死刑。
在《斐多篇》裡，最後的時辰到來了，他的枷鎖除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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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士多德102
他獲得允許可以和他的朋友們自由談話。他把他哭哭啼啼的妻子送了出去，為的是使她的憂傷不致於打攪他們的討論。
蘇格拉底一開頭就說，雖然任何一個有哲學精神的人都不怕死，而是相反地會歡迎死；然而他卻不想了結自己的生命，因為那被認為是非法的。他的朋友就問他，為什麼自殺被認為是非法的；他的答覆與奧爾弗斯派的學說相符合，而那也幾乎恰好是一個基督徒所要說的話。
「有一種秘密流傳的學說，說人就是囚犯，人是沒有權利開啟門逃跑的；這是一個我不大瞭解的大秘密」。
他把人和神的關係比作是牛羊對於主人的關係，他說如果你的牛自由行動了結了它自己的性命，你會生氣的；因此「就可以有理由說一個人應該等待，而不可了結自己的生命，要等候神來召喚他，就象現在神在召喚著我那樣」。他對死並不感到憂戚，因為他相信「首先我是到別的智慧而善良的神那兒去，（我對這一點正象我對任何這類事情那樣，是深信不疑的，）而且其次（雖說對這一點我並不那麼有把握）我是到已經故去了的人們那兒去，他們比起我在身後留下來的那些人要好得多。我懷著美好的希望，希望還有別的事物在等待著死者，那些事物對於善人要比對於惡人更加美好得多」。
蘇格拉底說，死就是靈魂與身體的分離。在這上面我們就遇到了柏拉圖的二元論：即，實在與現象，理念與感覺物件，理智與感官知覺，靈魂與身體。這些對立都是相聯絡著的：在每一組對立中，前者都優越於後者，無論是在實在性方面還是在美好性方面。苦行式的道德便是這種二元論的自然結果。基督教一部分採用了這種學說，但卻從未全部加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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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卷一古代哲學
採用。因為有兩個障礙：第一個是，如果柏拉圖是正確的話，創造有形世界就必定是一樁罪惡的事，因此創造主就不能是善良的。
第二個是，正統的基督教從來不會讓自己譴責婚姻，雖說它認為獨身要來得更高貴。而摩尼教徒則在這兩點上都要更加一貫得多。
心與物之間的區別——這在哲學上、科學上和一般人的思想裡已經成為常識了——有著一種宗教上的根源，並且是從靈魂與身體的區別而開始的。我們已經說過，奧爾弗斯教徒就宣稱自己是大地與星天的兒女，從地得到了身體從天得到了靈魂。柏拉圖力圖以哲學的語言來表示的，也正是這種理論。
蘇格拉底在《斐多篇》裡一開始便發揮了他的學說中的苦行主義的涵義，但是他的苦行主義是一種有節制的並帶紳士氣味的苦行主義。他並不說哲學家應該完全禁絕日常的快樂，而只是說哲學家不應該成為它的奴隸。哲學家不應該為飲食操心，但是當然他應該吃必要數量的食品；蘇格拉底並不提倡禁食。並且《斐多篇》也告訴我們，雖然蘇格拉底並不嗜酒，但是他在某些場合裡比任何別人都喝得多，並且從來不醉。他所譴責的並不是飲酒而是嗜酒。同樣地，哲學家也不該縈心於戀愛的快樂，或華貴的衣鞋，或其他的個人裝飾。他必須全心全意關懷著靈魂，而不關懷身體：「他願意儘量地離棄身體而轉向靈魂」。
顯然，這種學說通俗化了之後，就會變成為禁慾主義的；但是它的意圖，正確地說來，卻並不是禁慾主義的。哲學家並不要努力摒絕感官的快樂，而是要想念著別的事物。我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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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有許多哲學家忘記了吃飯，而最後就是在吃飯的時候，他們也還是手不釋卷。這些人就是在做著柏拉圖所說的哲學家應該做的事了：他們並不以一種道德的努力來摒絕大吃大喝，而只是對於別的事物更感興趣而已。顯然，哲學家們也應該以同樣無所縈心的方式去結婚並且生兒育女，但是自從婦女解放以來這一點就變得格外困難起來了。臧蒂普1是一個悍婦，是一點不足為奇的。
蘇格拉底繼續說，哲學家想要斷絕靈魂與身體的聯絡，而其他的人則以為一個人如果「沒有快樂的感覺，不能享受身體的快樂」
，生活就不值得活了。
柏拉圖的這句話似乎是——或許是無心地——在支援某一類道德學家的見解，那就是，身體的快樂才是唯一能作數的快樂。這類道德學家認為凡是不追求感官快樂的人，就必定要完全避免快樂而過著有德行的生活。這是一個錯誤，它造成了說不盡的害處。只要心靈和身體的這種劃分能加以接受的話，那末最壞的快樂正如最好的快樂一樣，就都是心靈方面的，——例如嫉妒，以及各種形式的殘酷和愛好權力。彌爾頓的撒旦是遠超乎身體苦痛之上的，他獻身於一種毀滅性的工作，並從這裡面得到一種完全是屬於心靈的快樂。有許多著名的教士是已經摒棄了一切感官快樂的，但是由於沒有能很好地提防別的快樂，從而被權勢愛好心所支配了；以致使他們從事駭人聽聞的暴行和迫害，而名義上卻是在為著宗教。在我們今天，希特勒就屬於這種型別；無論從哪方面來說，各種感官快樂對於他都並沒